【跑步课堂】 “文革”造成中长跑项目整体水平下降(1966-1976年)

十年艰难时期：1966-1976

十年动乱,我国体育事业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中长跑运动同样受到冲击,训练停止了,队伍解散了。党、政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仍然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的发展。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和国家体委、军代表、教练员、运动员谈话,观看体育比赛,并亲自接见参加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

1966年11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第1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我国有15名优秀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其中韩永年在1500米比赛中以3:58.60破雅加达新运会纪录。

1971年6月,各省市推选20 ~40名田径运动员到北京集训并比赛,选拔部分优秀运动员准备出国访问。1971-1973年间,中国田径队(包括中长跑运动员)先后访问阿尔巴尼亚等10个国家。这给运动员创造了一个不受干扰的环境进行训练和比赛,以保持和提高运动水平。

1973年是中长跑运动开始复苏的一年,中长跑逐渐恢复训练,许多地方重新组建中长跑训练队,中长跑运动员和教练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拼搏。

这个阶段表现突出的运动员,男子中跑有张立祥、马学忠、李中林,男子长跑有谢宝江、袁庆和、彭祥生、许亮,女子中长跑有宋美华、杨彦英、李丹、郭桂梅、林正兰,他们均破全国纪录。其中,李中林800米成绩1:51.0保持达20年之久。1973年全国田径运动会上,吉林队获得总分第5名,得分的项目均为中长跑,当时被称为“中国的肯尼亚” (肯尼亚在奥运会比赛中,均以中长跑项目得分,名列世界第5)。

1968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第19届奥运会,墨西哥城是地处高原的城市。这届中长跑比赛,除800米以外的男子中长跑项目,包括马拉松和3000米障碍跑的冠军,全部被非洲国家的运动员获得,这些国家(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均为高原山地国家。欧美各国大为震惊和重视,都对“高原训练法”进行研究和实践。

这个阶段的中长跑训练,仍参照“马拉松训练法”较大强度的场地变速跑、“高原训练法”以及我国对中长跑训练的研究成果,来安排中长跑训练。由于科学运用大运动量训练的经验不足,对恢复不够重视,伤病和过度训练现象较多,影响了不少运动员的训练和提高。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对总体影响不大。这个时期由于少年早期专门化的观点和做法的出现,使一批中长跑的好苗子县花一现。我国中长跑专家梁田统计发现: 1972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参加少年女子800米比赛的58人,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1人在训练和比赛; 1973年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参加女子甲组800米比赛的70人、1500米比赛的49人,到1982年还进行训练和比赛的仅有3人; 1975年第3届全运会女子少年组800米和1500米的前8名,到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2人继续训练和比赛了。

1974年9月第7届亚洲运动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这是我国首次派代表团参加的亚洲赛事,被外界媒体称之为“是第一次真正的亚洲运动会”。在比赛中,我国中长跑女运动员取得较好的成绩:宋美华、杨彦英获得女子1500米冠亚军,成绩为4:28.68, 4:29. 17,并双双打破全国纪录;李丹(2:09.89)和宋美华(2: 10. 14)获得女子800米第3、第4名。

根据世界中长跑的发展和项目设置,我国于1972年正式设立女子1500米的比赛项目,李丹在中国、阿尔巴尼亚田径友谊赛上,成绩4:38.2, 1974年设立女子3000米项目,第一个全国纪录是杨彦英在全国田径运动会创造的,成绩9:55. 4。

1975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3届全运会上,中长跑7个项目(男4女3),仅有男子5000米和女子3000米两项打破全国纪录。前两届全运会,中长跑6个项目(男5女1)均有4个项目被刷新,可见第3届全运会破纪录减少,成绩提高缓慢,与“文革”期间对运动训练的影响和破坏有直接关系。

在这届全运会中,裁判工作出现失误。男子10000米比赛中,运动员多跑一圈,造成无法公布比赛成绩的局面,经大会反复研究,只公布名次,不公布成绩。此次失误,对以后的记圈项目的裁判工作,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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