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县杏林溪湾村一个地下党员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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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地下斗争片断

作者 古崇礼

我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出生在华县溪湾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小上学，一九四零年咸林中学毕业。一九三七年参加了民先队，一九三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地下斗争阶段曾担任中共华县城关特区支部副书记职务。解放前蒙知名爱国民主人士顾熠山先生的推荐，以小学教员、校长、县政府指导员、教育科督学的合法身份为掩护，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为党和人民做了一定的工作。

1938年咸中民先队成立大会合影

一九三七年我参加民先队后，就积极团结进步同学，先后介绍赵安民、甘成哲等二十多位同学加入民先队。一九三八年我加入共产党后，先后在县立小学和咸林中学介绍邵开元、刘家升、徐克强、等同学入党。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华县和平解放，先后又在学校、农村、机关和伪军中发展姬西风、顾秀碧(女)、阎如礼等二十二位同志入党。一九三八年我曾动员王有吉(当时是进步青年)等同志去陕北安吴堡青训班学习；有次为动员青年教师范碧连同志去马栏学习，我夜间一人徒步从华县到渔池往返一百多里。在返回途中因天黑路生失足掉进河里，全身衣服被河水浸透，当时已是隆冬季节，我忍受着刺骨的寒气，赶天亮走到马斜村李秀石同志家里，用火把衣服烘干才回到学校。

国民党对共产党人是恨之入骨的。他们采取种种特务手段，监视搜捕地下党员。他们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当时，既有国民党华县党、政、军组织的严密统治，又有国防部派驻华县的军统、中统特务分子的秘密活动，这些都给党的地下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稍不注意，就会暴露身份遭到搜捕和杀害。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在耐村小学任教时，我得知驻华县的国民党第一军政治部要搜捕青救会会员周克彬同志的消息，就及时将周藏在耐村小学我的住室里，过三天后安全送走了。一九四四年我任县政府指导员、教育科督学时，参与了敌政权机关的一些活动，我就利用职务之便，做好掩护地下党员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三月敌人先后三次派我带政警人员去逮捕进步青年赵安民，我都事前送信，着其转移。一九四八年敌人要抓捕我县地下党负责人王岗同志，我将王岗同志送到安家河我亲戚家藏了四、五天。就这样使敌人各次搜捕地下党员的计划都落了空。

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我任华县县政府指导员和教育科督学时负责管理大明、丰镇、集太、清光四个乡和高塘镇的七所小学校。在这期间，敌人发起青年从军替国民党反动派充当炮灰，要各乡动员青年教师报名参加。我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对此进行抵制。我采取了一拖二磨的办法，既不传达动员，又不督促检查。相反地对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要求从军暗地进行劝阻，象大明乡韩家凹小学青年教师范碧连等人要求报名，我知道后，就给以说服和阻拦。结果在我管辖的几个乡的学校里青年从军成了空白。

我还利用县政府指导员和教育科督学的身份，撤换了一些贪污腐化，民愤很大的乡保人员。如集太乡三保保长张志实，对群众敲诈勒索，为所欲为，外号人称“铁嘴”，“钢指甲”。我在弄清其贪污等事实后，将其撤职，换上了群众拥护的王鼎三。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第一军通讯连驻在耐村，我当时在耐村小学任教，经常和这个连的士兵打招呼，谈闲话，了解到班长姬西风、赵森山和不少的人都是出身贫苦，被迫拉丁当兵的，我就利用交友的方式，对其表示同情和关心。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经过我长时间的思想动员，敌军中一些苦大仇深的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主动靠近我。最突出的是姬西凤、赵森山(后来都发展为共产党员)。在姬和赵的鼓动下，一排三十多名士兵，就有二十多人，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开了小差。赵森山在跑时被敌人发现抓回，虽经严刑审问，打得浑身是血，几乎丧命，但却对我党情况一字不招。为了营救赵森山同志脱险，当晚深夜时候，趁敌军不防备，从城墙上用绳子把赵吊出城外，安排藏在地下党员王有吉同志家里掩护起来。一九四四年以后，我通过集太乡乡长吝维藩，把姬西凤和赵森山安排在集太乡，以当长工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姬西凤和越森山同志还把二人几年积攒的价值三石小麦的工资，交给我地下党买了两支步枪。

为了开展北麦张塬上党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我又通过关系，把姬西凤同志招赘到北麦一个农户家里。话说成后，女方提出进门时，要带八石小麦，否则事情就吹了。可姬西凤同志那来的八石麦子？为了开展党的工作的需要，我背着家里人卖了两棵大杨树，抵交了进门八石麦钱，成全了这件事。姬西凤同志在北麦村落户后，给开展大明塬上这一带党的地下工作活动创造了条件。

为了直接掌握一部分武装力量，为武装解放华县作好准备，我利用各种关系，把一些地下党员和有统战关系的进步青年打进敌人的乡保政权。如通过有声望的爱国民主人士顾熠山先生，把接近我党的进步人士种文华安排到桓公乡二保当了保长，又把地下党员史正山同志打进去当了该保的保队附，使这个保的武装直接控制在党的手里，还指派地下党员李增荣联络进步青年李华国、李梓才等同志加入桓公乡乡长王兆祥组织的“友谊互助会”(即县“爱乡同志救国会”的下属组织)借以掌握敌特活动情况；在瓜坡古城则通过先进分子刘玉璋使其兄担任该保的保队附，并抓一部分武装；在咸林中学则通过民主人士史伯康先生(当时任该校总务主任)，掌握该校军训用枪三十多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宋向钊同志从陕北回来，在王岗同志家传达上级指示，要求通过各种关系搞枪支作好和平或武装解放华县的两手准备。接受这一任务后，我当晚徒步一人摸黑跑了五十多里路到大明靠南山脚下的渔池学校，找来和党有统战关系的高塘乡乡长郑子龙，副乡长赵仲兴和保长同天任，给其谈形势，讲政策，打通思想，说服他们乡保的武装人员武器弹药归我指挥。由于注意抓了武装力量，这就保证党一旦需要时就可立即组建一支地下武装部队。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华县和平解放了，这是华县地下党领导全县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仅就个人回忆，提供以上资料,以充史实。

原文来源：《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