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版光绪十六年贵州官炉造黔宝价值超200万～～0097
稀缺版光绪十六年贵州官炉造黔宝价值超200万
2019/2/19 12:08:53/关注藏家 6499
贵州在明朝弘治年间就开台铸造铜钱。清代实行银铜钱币并用，贵州“宝黔局”与民间铸造币机构，曾大量熔制银锭。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废“宝黔局”，但“官炉”还存在。次年，贵州官炉开始铸造黔宝银币，属手工土法製造，工艺水准不高。从这枚黔宝银币的设计来看，没有像奏准的广东银元那样有记重、记值标志，也没有标准龙的图案，但同样起到商品交换媒介物的作用。
在清代光绪年间，贵州经济比较落后，再加上封闭不通公路，市民需要交易品主要是换盐、布匹等；运输主要是人背、马驮，市场交易所需要的银货币数量不很多，基本是用铜钱。对于“黔宝”的铸量尚无资料可考。当时因技术条件所限，铸造量不多；加上贵州少数民族素有银币打制首饰习惯，存世量极少。
光绪十四年至十六年间，贵州巡抚潘蔚在任内，指定贵州官炉铸有少量“黔宝”银饼流用于苗疆一带。其铸造方式与新式机器所铸银元迥然不同，外观古朴，成色良好，风格独特。西江千户苗寨”所在的黔东南境内，以雷山为界，北边苗族银饰的纯度明显高于南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细究原因，让人“痛心不已”。这是因为北边银料主要出自于银元“大洋”，纯度较高；南边则是来自银币“贰毫”，所以银饰成色较差。苗族银饰的银质纯度，竟因当地流通的银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苗族的这一习俗，还直接导致了银币收藏界的一桩“疑案”。
在清光绪年间，贵州曾出产了一种奇特的银饼——“黔宝”。该银饼颇具特色，正面中央珠圈内为竖写的“黔宝”二字，银币外缘另环刻有珠圈，两个同心圆之间是盘根的花藤图案，造型生动别致。
背面则干脆钤了三个伴有珠圈的同心圆，中心圆内镌刻网形纹饰；中心圆外的环形空间中，盘根的花朵纹饰环绕其间；外侧的圆环空间内，镌刻的是逆时针旋读的“光绪十四年贵州官炉造”，注明了铸造年份和铸造机构。但实际上各枚“黔宝”并不尽相同。由于无官方资料，贵州地方文献中也未见记载。致使该币身世扑朔迷离，来龙去脉不详，众说纷纭。
“黔宝”银饼有光绪“十四年”及“十六年”两种纪年，前者另有半元型，每版式存世皆仅知数枚。昔时泉界大家如蒋仲川、施嘉干、张璜、马定祥及耿爱德等均视其为名贵之品。贵州“黔宝”是近代钱币中极为罕见的精品银币之一，国内外许多藏家精心寻觅数十年，大多无缘相识。
光绪十六年贵州官炉造银币一枚，银币正面中央珠圈内镌“黔宝”二字，银币外侧近边缘处环镌另一装饰性珠圈，两个同心珠圈之间的圆环空间内环镌根部结束的两根花藤图案，银币背面外侧两个同心珠圈之间的圆环空间内环镌“光绪十六年贵州官炉造”，包浆醇厚自然，刀工自然流畅，製作精整规范，工艺神乎其技。
香港钱币学者张璜在所编1981年版《中国银元及银币目录》中载：“黔宝银饼至今流入收藏者手中的仅有数枚”。由于贵州黔宝存世罕少，前辈收藏家均对此十分珍视，认为其是中国钱币收藏不可或缺的珍品，收藏投资价值高。
黔宝银币的价值:据《中国收藏 钱币》（2007年第三期）15页记载，北京诚轩2006年秋拍：光绪十六年製造所黔宝银币以203.5万元夺魁。可见光绪十六年製造的黔宝银币价值，应该是何等的价位。
晚清时期，云贵边境经济还十分落后，民间商品交易以盐、布匹为主，运输则人背、马驮，交易用银多为碎银或银锭。因离广东较近，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外如英国、美国、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等国银币纷纷流入，因为使用方便，使中国市场收到了很大冲击。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自制银元，获准后在英国定购机器，率先铸造银元，中国机制币从此登场，改变了几千年以来人工铸钱的传统做法。
光绪九年（1883），状元洪钧升任从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中法之间在云南 形 势 紧 张，洪 钧 举 荐 岑 毓 英（1829-1889）复回云贵上任。岑毓英为改变云贵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着手推行便于流通的银币试铸了一种\"黔宝\"的银币并呈洪钧过目，可惜岑因长期行军作战，疾病缠身于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八日（1889年6月6日）病殁于云贵总督任上，享年60岁。推行\"黔宝\"振兴贵州经济的事，从此没了下文。
1893年，洪钧逝世，1930年前后，洪钧直系移居上海，搬家中，清理出\"黔宝\"银币一枚，为住在乔司空巷48号一位叫卢仙裳的老人获得，卢仙裳在景德路西首开有一爿名叫\"汪依昌\"的烟纸店，柜台一角摆放几个\"白相\"（苏州方言意即玩赏）洋钱（苏州方言银元之意），借此吸引顾客，所以生意较同类店兴旺。
1932年上海收藏家沈子搓（1881—1969）闻知卢仙裳除银币之祖\"黔宝\"外，尚有\"中外通宝\"一两和五钱，有意纳藏，委托父亲丁宗琪（1913—2003）前去说项，出价三十两黄金求购上述三枚中国早期的稀见银币并允诺若事成付十两黄金佣金，父亲去跑了多次始终无法说动，对于上述三枚银币，苏州金银币收藏大家蒋仲川、秦子帏等人也都有意纳藏，但是出价均不及沈子搓，而卢仙裳本人将这三枚银币视为生命之一部分，哪肯轻易让出？！
1943年，戴葆庭、马定祥先生来苏州与泉友欢聚一堂。以钱币为职业的马定祥多次去拜访卢仙裳老人并将卢介绍入中国泉币学社。戴葆庭先生是上海钱币业的龙头老大，沈子槎先生再次委托戴前来苏州，请卢仙裳割爱上述三枚银币，但是卢仙裳依然不为所动，戴无功而返。
事情一直到了抗战胜利，中国泉币学社的活动宣告停顿，不过泉友之间的相互交流并未终止。解放前夕，卢仙裳病重，马定祥多次来苏探视，不久，卢逝世，马定祥急忙赶来，从卢的家属手中购得这三枚稀见币，售于上海收藏家沈子槎先生，沈老这样的收藏家从来是轻钱重物，一诺既出，驷马难追，中国形势变幻无常，始终立信为上。从1932年欲收藏这三枚银币到1948年左右大功告成的十五六年时间里，心里一直惦念着这三枚珍品，在战火纷飞，生意艰难的解放前夕，国内形势动荡，但沈老仍出重金收藏，自觉承担保护物证的重大历史责任。
有趣的是，当时苏州属于小字辈的沈子芳也十分钟爱这三枚银币，卢仙裳在世时，知道自己财力薄弱是买不成的，卢仙裳逝世后，按苏州人的规矩，断七后才相互走动，沈算得已断七后，立刻登门拜访，询及这三枚银币时，卢家说已售出了，沈失望而归。
对于光绪十四年的\"黔宝\"银币因传为中国早期铸币之代表性银币，故历来受泉家重视，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开始，罗伯昭、沈子槎等收藏家纷纷将自己的藏品捐献国家，沈老尽管长期追求这三枚银币，自己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和人民当家作主后的文化建设考虑，毅然化私为公将这三枚中国早期的稀有银币捐出。
1985年11月，中日钱币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父亲和沈子芳先生一起赴沪参观，当看到（黔宝）银币时，感慨地说：\"这原本是苏州的珍宝啊！\"
说到苏州人，对收藏是具有特别情结，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沈子芳先生的第三个儿子，原在济南第二机床厂工作，1965年支援三线，来到贵州都匀任总工程师，赴任前回苏州探亲，沈子芳郑重嘱咐，去贵州后，留心\"黔宝\"银币，如果发现不惜代价购回，但是，不管是在黔南都匀还是常去贵阳出差开会，尽管多方托人，处处留心，\"黔宝\"银币在贵州也难得一见，因为当时是试样，铸额极少，迄今发现仅2至3枚而已，而最可靠、品相绝佳的这一枚，即从洪府流出，现在上海博物馆的这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