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作家诗人书画家的不同境遇 娄炳成
有人津津乐道地说，古代文人学士的诗文是很值钱的，起码可以换官做、换酒饭。以文入仕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因《子虚赋》《上林赋》等受到汉武帝刘彻的赏识，从而做了大官；以诗换酒饭的例子是，李白用《客中作》七言绝句短短二十八个字，换来了兰陵美酒，很是过了一把酒瘾。由此断定，古代文人学士都很幸运，其诗文是可以换取物质享受的。
事实上，司马相如、李白都是个例，而非普遍现象。被后世称为“唐代三李”的李白、李贺、李商隐，只有李商隐参加过多次秋闱考试，才得以进士；素以“诗鬼”著称的李贺，因犯名讳，被逐出考场，连考试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诗仙”李白虽然曾经一度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御封翰林学士，却也只是个待诏，终身未能入仕；“诗圣”杜甫同样如此，左拾遗、工部员外郎只是小吏而不是官，此种例子不胜枚举。至于以诗换酒饭，即使“诗仙”李白以诗换来兰陵美酒，也纯属偶然，更多的情况下是什么也换不来的，否则他就不会为了招待朋友，情急之中让小儿将“五花马”“千金裘”拿去换美酒了。
倒是与诗文同出自艺术之门的书画，虽然其作者不一定能换来官做，却是可以换得酒饭，更是可以换得“孔方兄”的。古代十大书法家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怀素、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十大画家顾恺之、吴道子、王维、荆浩、李唐、赵孟頫、倪瓒、董其昌、朱耷、石涛，他们有的还是著名文学家，其诗文是否可以换得酒饭和“孔方兄”，不得而知，但其书画作品都是有润格的，换得酒饭和“孔方兄”没有一点问题。至于仕途失意的唐寅，官场休致的郑燮，其书画作品润格更高，不仅能够自养还能养家。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辞去县令的官职，回归故里以后，其诗文光芒万丈，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但其生活来源还是依靠种植和采集获取的，没听说他的诗文能够换得酒饭，更不用说换得“孔方兄”了。在清代以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情形大抵都是如此。诗文无价，无价到了成为纯精神产品，远离了人间烟火，与世俗的酒饭、金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直到民国以后，发表在文学报刊上的诗文才有了稿酬，使得用诗文换取酒饭和货币变成了现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由西方引进的，属于“舶来品”。资料显示，民国时期，鲁迅的稿酬总收入相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五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几个亿。“茅盾文学奖”的设立、“巴金文学馆”的建设等，其经费来源都是他们在民国时期获得的稿酬积蓄。那时候，识字者少，文学刊物发行量很低，而稿酬却很高。以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写的事情举例，他的一篇三千字的翻译文章，得稿费十八块银元，他付了三个月的房租，买了一件大褂，请陈阿妹吃了一顿，还剩三个银元。
诗文的高稿酬起始于民国，一直延续到了一九六六年。“十年特殊时期”以前，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文学作品的稿酬的确很高。在批判所谓的“三名三高”时，有人举例说，刘绍棠先生的一部书，出版社给他三万元稿酬，他提出要五万元。一九八五年冬季，我在北京一次文学活动中见到了刘绍棠先生，他自己也说确有其事。在那个年代，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普遍是低薪制，即使三万元，也不啻为天文数字，常人连做梦都不敢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恢复了被取消十余年的稿酬制度之后，当时每千字的稿酬标准是十到三十元。那时候，我常写的短篇小说每篇平均为七千字左右，也就是说，每篇小说一旦在刊物上发表了，按最低稿酬标准计，可得到稿酬七十元左右。当时我是国家行政二十三级干部，月薪五十六元，一篇短篇小说的稿酬，比我的月工资高。而且，我当时从事新闻工作，一篇几百字的稿件常常是省市县三级报纸电台广播站同时采用，可得稿酬二十元左右，按保守数字每月发十篇，就是二百元左右。那时间，我每月的实际收入都在三百元以上。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的月薪上涨到了八十九元五角，在《中国西部文学》发表的九千字的短篇小说《庄尾》，得到稿酬三百五十元整，接近于我四个月工资收入的总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不从事新闻工作了，调到了文化部门，月薪已经过百，稿酬标准也上调到每千字五十到一百元。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按一年最少发表五篇算，以最低稿酬标准计，每篇平均可得稿酬四佰元左右，接近于我的全年工资总收入的两倍。
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稿酬高而书价低，一般几十万字的书，也就是块把钱。所以，我的藏书绝大多数都是那时候购买的。其中包括价格昂贵的《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以及台湾影印版的《金瓶梅词话》《诺贝尔文学奖系列丛书》等。进入新世纪之后，我的月工资收入梯级式的上涨，直至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涨了一百四十多倍，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一篇万字作品的稿酬，却变成了我月工资收入的五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而同时出现了稿酬低书价高的现象，一般几十万字的书，都在三十元以上。书价上涨了三十倍以上，稿酬却下降了五十倍以上。
与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写的事情相比较，如今别说是翻译稿件，就是原创的三千字的文学作品，发表在省级以上刊物上，按每千字二百元计，六百元除了请陈阿妹吃一顿像样的火锅，至于付房租、买褂子等其他事项，就无从谈起了。而今，除了以莫言、贾平凹等为代表的少数著名作家之外，那些二三流的作家不但不能以文字养家，甚至连自养都谈不上。就连贾平凹也说，他写三幅字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一部长篇小说所得的稿酬。
按理来说，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并不能决定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譬如我国的北宋时期，当时，其经济的繁荣，可谓封建社会之最，但它仍然产生了以苏东坡、王安石为代表的伟大的文学家，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无比灿烂的宋词。而那时候，政府官员的收入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出许多，人民生活水平也不低。现在，文学写作者难，办文学刊物者难，办纯文学网站者难，真正的文学作品获得高稿酬难。而这一切“难”，恰恰都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最不缺钱的时代，岂非咄咄怪事！
与古代书画诗文的遭际情形惊人的相似，现今的书画作品，成为文物的，价值连城；当世书画家的，在民间无形的市场当中，同样也可以换得酒饭和人民币。因而，有许多诗文作者改行去从事书画艺术创作，以改变当初“误入歧途”的窘迫。以我个人为例，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余年，的确稿能等身，但与本埠抽中华烟、喝五粮液、一幅书画几千过万收入的书画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艳羡书画家，但并不妒忌他们，只是为同样的甚至有过于书画家的精神和体力劳动付出而极不对等的物质收获的现象，深感不平。我写十篇小说、百篇散文，抑或是一个剧本，所获取的报酬，不抵人家的一幅字画的报酬，绝大多数作品的稿酬甚至是零，的确让人心灰意冷，没有想头。近三年来，我的某篇作品一旦在杂志上发表，所得稿费一二百元不等，最高的也就八百余元，连一条像样的香烟、一瓶像样的酒都换不来，着实令人感到悲催！然而，我又能怎么样呢？不过是写下此文，发发牢骚，叹息一番而已。
面对如此现实，我也只能驴啥打肚皮——自给自宽心了：这双被墨水早已染黑的手，即使放在金盆里也洗不干净了。既然上了“贼船”，误入了“歧途”，一条道上走到黑地艰难跋涉到了今天，我还有什么可后悔，可挽回的呢？陇南农村有句俗话说：碌碡拉到半山了——不拉也得拉。那就拉吧，至于拉到哪里，走着瞧。不说收获，但问耕耘，有一种精神寄托就足够了。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