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4日，顾祝同辖下的中央军五...

1937年2月4日，顾祝同辖下的中央军五个军开进西安，随即开始了对东北军的整编。

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万福麟、董英斌等从西安风尘仆仆赶到河南开封，参加由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召集，由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主持的东北军整编会议。

按照东北军撤军前的协议，此次会应是谈判性质。但由于东北军内部的分裂，高级将领们都热衷于离开西安，加之张学良又让何柱国带回了尊重将领意见的指示，因此，东北军方面没有进行原来设想的讨价还价。

谈判会基本上是一边倒，开成了个接受单方面命令的会。东北军全部调防河南、安徽和江苏，分散于中原和华东地区进行整训。于学忠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副军长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元老刘尚清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何柱国的骑兵师接受整编，何本人任西安行营副主任，做了顾祝同的副手。

对东北军来说，这是极为悲惨的命运。由于东北军各部开往不同地区，相互没有统属关系，分割了其整体性，随之逐渐分化成几支杂牌军。实力雄厚的东北军从此消失，除了吕正操、万毅率部参加了八路军得以保存下来之外，其他各部全数被蒋介石断送在战火之中。

张学良失去了同蒋介石对峙的资本后，蒋介石便得以从从容容地来对付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

对于收拾“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是行家里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刘湘等这么多“大佬”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现在要解决杨虎城的三万多人，易如反掌。

蒋介石对付十七路军的方法就是“制首慰下”：先剥了杨虎城这个“首犯”的兵权，来个革职留用，然后对其部下进行抚慰，重要将领多多少少得到了南京的一些甜头。

待十七路军稳住了，不再有什么异动了，蒋介石开始处置杨虎城。

1937年3月底，杨虎城连连接到由宋子文和顾祝同转达的蒋介石命令，让他赶赴杭州，接受召见。

所谓召见，实际上是蒋介石要训话。短短的寒暄之后，蒋介石便板起脸孔，历数西安事变张、杨二人的罪过，来表现他领袖人格之伟大。

“我个人吃点苦，受点罪，算不了什么。可是此事发生在你和张汉卿身上，确实让我想像不到。”蒋介石挺身端坐，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神情冷漠，言辞寒厉。

“张汉卿一从外国回来，就我学墨索里尼那一套，搞法西斯组织，到处宣传绝对信仰领袖，拥护领袖独裁，还说国民要有耐心，要给领袖一个充分实验的机会。可是一背转身，他又来这么一下，让人怎么对他相信!”

蒋介石停住口，目光定定地盯着面前的一只水杯。“身为军人，张汉卿打不住红军，居然会向他们投降。还口口声声要打日本。打不住呢，不是又要降吗?”杨虎城听得满脸铁青，目光始终盯住面前的茶几。

“张汉卿这些天自我反省，已经有了些认错的表示，又再说要跟我学读书，学人格。”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语调缓和了些。“他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才铸成西安大错。不过虎城，你是老同志了，竟会跟着他走，让人怎么想嘛!”

蒋介石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杨虎城始终默然无声。

第二天，蒋介石又同杨虎城进行了单独谈话，明确提出对他革职留任，让他出洋考察。对此，杨虎城早有预料，仍是默默地点点头，接受了这一残酷的命运。

蒋介石早就明白，杨虎城对被迫出洋之事，只会是表面服从。于是，蒋介石随后连连向西安发出电报，催杨虎城成行。

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离开西安。

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联名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以杨虎城患有高血压为由，请求缓行。他们认为，只要杨虎城暂不出国，那么全国抗战一起，便可以投身抗敌，仍与十七路军生死相依。

但这个请求却被蒋介石冷冷地拒绝了。并让人传话:“你要真有病，来上海好了，上海的医疗条件不比西安强多了?”杨虎城无奈，只得飞赴上海，准备由海上乘船赴美国。

5月27日，杨虎城告离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各界市民各救国团体和各校师生，以及十七路军的官兵，全都集往西郊机场，为杨将军送行。口号声、军乐声、锣鼓声，响彻云霄。人们情绪激动，热泪飞洒，以各种方式向这位为抗日而被罢黜的爱国将领致敬。

杨虎城到达上海后，西安的学生们还到终南山，采集了许多故乡花草，分别贴在几本纪念册上，写上许多热情的话语，托人远道送给他，以表达故乡人民对他的一片深情。

临行前，杨虎城在上海祁齐路的寓所里，与前来送行的十七路军的主要将领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言语间情绪激动，唏嘘不已，对西安事变这一义举毫不后悔。他说:“只要十七路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有了好战绩，得到人民的支持，他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众将领告退前，杨虎城又逐一紧握着他们的手，谆谆托道:“我杨虎城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6月29日，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随员亢心裁、樊雨农，乘坐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