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笔记：城市规划史上，出现过哪些重大失误？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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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
西雅图这座城市，曾经长期被抽水马桶每天的两次喷发所困扰。
1851年11月5日，西雅图的开创者亚瑟·丹尼（Author A. Denny），受西雅图广袤森林和安全深水港址的吸引，率领一批白人拓荒者—“丹尼团（Denny Party）”，由波特兰出发，来到埃利奥特湾东部海岸安营扎寨。
亚瑟·丹尼将西雅图的城址，选定在当今的拓荒者广场（Pioneer Square）附近，这里是西雅图的“第一个街区”。然而， 拓荒者广场及其周边的土地，大多位于埃利奥特湾高潮位线以下的潮滩之上，而这正是造成西雅图抽水马桶喷发的直接原因。
亚瑟·丹尼的决策，不幸让西雅图成为一个“与海潮共舞” 的城市。而面对城市选址失误带来的苦果， 西雅图只能借助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在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后，才得以解脱。
西雅图第一张城市平面图（1855年）
亚瑟·丹尼不幸将西雅图的城址选在海潮平面下，令其成为一个“与海潮共舞” 的城市。
1889年6月6日下午2:39分，西雅图木匠乔纳森·爱德华·巴克（Jonathan Edward Back），失手打翻并碰巧引燃了橱柜店里熬胶的器皿，火势借助城市的木质人行道、失效的圆木给水管道，以及笨拙的消防志愿者，迅速将市中心31个街区付之一炬。
《1889年6月6日的西雅图大火》
壁画家Ruddy Zallinger作品
大火之后，西雅图市长罗伯特·莫兰（Robert Moran）和600名商人，立即决定开始西雅图的重建，并就重建做出了两个重要战略决策：
第一，重建的新建筑规范规定，建筑材料必须使用砖、石材或钢材，而不得使用木材，以避免将来类似灾难的发生。
第二，重建计划要求将市中心的地面标高，平均提高15英尺（约4.6m），最高处提高33英尺（约10m）。即重建的街道，应当比原街道高出一至二层，以解决海潮倒灌的问题， 同时建立能够与抽水马桶结合的现代排水系统。
其中，提升市中心地面标高的具体方案是这样的： 城市首先在街道两侧，沿原人行道的边缘，加筑两道梯形混凝土挡土墙（retaining wall），作为隔墙。隔墙与街道两侧建筑之间形成“小巷”，可阻挡海潮对建筑的侵袭；隔墙之间则是宽阔的“大路”。
其次，利用水力采矿技术（hydraulic mining technology）， 对市中心潮滩周边陡峭的自然山体，进行一系列高压水力的切削和冲洗，之后将产生的土石方填入隔墙之间，从而把街道标高提升到计划高度，形成新的街道路面。
1910年西雅图用水力采矿技术切削丹尼山
这个方案可谓一石三鸟：
其一，抬高街道，可解决抽水马桶倒灌，以及市中心被海潮淹没的问题；
其二，可以利用隔墙之间的空间，敷设包括排水系统在内的现代市政管网；
其三，可以削减市中心周边地区陡峭山体的坡度，改变市区的地形，使其有更多平坦的用地。
不过，这显然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浩大工程，对于市中心急需房屋的商户来说，实在是远水难解近渴。
时间紧迫，城市的决策者为安抚商户的情绪，允许他们在过火的废墟和遗留的建筑上，即刻开始重建，条件是要求他们在 二层建筑上当街开门。
这是因为执行地面标高提升计划后， 二层地面将成为城市未来的一层地面，而大火前的一层建筑，则将成为地下室。商户们的对策，是在重建中将一层建筑简单装饰，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填埋；二层则进行重点装饰。 这样的双层街区一直并存至1907年(Deston S. Nokes )。
在商户重建的过程中，城市逐步完成了沿街建筑间的填高计划。但不幸的是，城市在街道上修筑挡土墙并完成填方后，就已经将资金用尽，而二层的人行道，则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建设。
此时，填高后的路面与新建的二层建筑，只能通过建筑入口的砖拱联系。另外，街道虽已填高，但人行道还在一层的地面，人们在街上行走犹如置身于深深的峡谷之中，这给过街的居民和牲畜造成极大的不便。有报道记述当时居民过街的情形：
“有一阵子你要想过街，得从（一层）建筑的正门出来，步入人行道的阳光之下，而后与一堵高耸的挡土墙不期而遇，那上面坐落着新的街道。你需要走到街角，爬上一段梯子，过街，而后爬下另一段梯子--有些梯子竟高达35英尺（约10m）。”
实际上，在城市建设二层人行道之前，西雅图的居民和牲畜过街，很容易从高耸的路面坠落。据记载，有17位醉汉因此丧命。下面这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情形。
作者清绘，有修改
政府历尽艰辛， 最终完成了二层人行道的建设，将填高后的路面与两侧建筑的二楼相连，并通过二层人行道上镶嵌的玻璃棱镜，为一层提供照明。
二层人行道甫一建成，业主们随即将商店搬到二层， 原来的一层则成为西雅图的地下城（Seattle Underground），火灾中幸存建筑的业主，这时有部分仍在地下城营业，也有居民在地下的人行道上行走。
西雅图街道提升工程示意
张昱清绘
1907年，政府出于对瘟疫的担忧，开始了对地下城的声讨。 地下城由此逐步衰败，直至关闭，期间一度成为仓库、流浪汉聚集地和犯罪分子的温床。1973年的美剧《花街恶魔》（The Night Strangler ）对西雅图的地下城有精彩的描述。1965年，地下城 部分开放，成为西雅图的一个旅游景点。
描绘西雅图重建的画作
西雅图是幸运的。这座羽翼未丰的城市，意外地因大火，获得了解决海潮倒灌问题的机会。这场大火由此被称为“伟大的西雅图大火（Great Seattle Fire ）”，以及西雅图历史上最美妙的事件。
然而，西雅图又是不幸的，城市为修正选址的失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直接焚毁的31个街区、废弃的地下城、巨大的填挖方工程，以及那17条醉汉的生命。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 城市规划的失误，会对建筑设计、市政工程等，造成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和困难。
西雅图这段诙谐而惨痛的历史，说明新城选址对城市而言，兹事体大，绝不是可以付之轻松一笑的。在重要性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新城的选址犹如胚胎的基因。它有两个基本的特性：
其一，它携带胚胎的全部遗传密码，不仅掌控其孕育、生长、衰老的过程，也会左右其后天的生命健康；
其二，重大的基因缺陷不仅难以修正，而且会导致特定的遗传疾病，医术精湛的大夫对此往往也会束手无策。
同理，新城的选址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城市生长、成熟和衰败的轨迹，以及城市建设与开发的成本。如果身陷重大的选址失误，新城就有可能在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方面，持续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与代价。此时，即便我们呼天求救，恐怕也难以一施援手。
从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的规划师和决策者，一旦确定新城的选址，就像为一艘首航入水的舢板，选定了难以变更的水域。这片水域的状况，既关乎舢板的安全和航行的成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这艘在初期并不起眼的舢板，能否在未来的航程中，不断披荆斩棘，发展壮大，成长为巨轮。
而新城选址的失误，则像是将这艘舢板置于气候凶险、暗礁密布和危机四伏的水域。哪怕由超一流的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掌舵，也难免其搁浅、触礁或撞击冰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