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长沙烟草

民国时期长沙的烟草业曾名噪一时，从开始的烟丝加工到后来的手工卷烟，乃至机制卷烟都十分繁盛，到抗日战争时期，长沙上交的卷烟专卖税，曾居全国第一。 　　长沙烟草种植始于清中叶。据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宁乡县志》记载：“菠（烟）春初下种，春末裁，连山接岭。肥者叶大，茎可高五六尺，叶环茎参差，膏可粘手。六月摘，夹以竹折曝之，近年民多业此。”1877年（光绪三年）《善化县志》也载：“近年种焉（烟）几成美利，或至废田园而为，一亩之焉可获利数倍。”可见，到清代后期长沙农村的烟叶生产已向商品生产转变。民国后，烟叶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1926年仅宁乡一县就产烟叶6000担，远销湘潭、衡阳、沉陵、四川、上海等地。 　　长沙地区的刨丝作坊是清中叶从福建、江西传人的，到清末民初已十分发达。福建人开设的刨丝作坊，选用福建汀州、上杭等地运来烟叶，自制自销，所产烟丝称为“建条”，色泽金黄，气味芬芳，在长沙市场甚为行销。有一种印有彩色“仙女图”的“建条”，包装精美，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了册，每包（半斤）售银1.5元左右，是湖南省的名牌烟丝。江西人加工的烟丝称为“西条”；本地商人用宁乡黄烟和湘潭下湾叶刨成的丝烟，称为“土条”。到1922年，长沙有烟丝作坊116家，形成较大行业。30年代以后，随着卷烟业的兴起，刨丝作坊逐步衰落。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英美烟草公司来长设立分公司，推销纸卷烟，“哈德门”等牌号香烟的路牌和壁画广告随处可见，从此长沙人的吸烟方式有所改变，由吸旱烟逐步转变为吸纸烟。长沙开始有不少商贩从贵州、河南、广东等地购入烤烟，掺杂本省的晾晒烟叶，仿照洋烟，制作手工卷烟出售。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各机制卷烟厂停业，各外商烟草公司也相继撤走，西南大后方卷烟奇缺，许多长沙人和外地来长的“难民”看准了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大肆生产一本万利的手工卷烟。为了占领大后方的卷烟市场，长沙手工卷烟开始规模化生产，加工工艺有所改进，产品按等级作价，不少作坊和工厂有了自己的牌号和商标。到1943年，长沙共有较大的手工卷烟厂56家，从业人员达4000人，年产卷烟3万余箱（每箱5万支）。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华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手工卷烟厂）。该厂系长沙锦大烟行（批发商）总经理肖哲臣等人所开设，工人达1000余人，1940年投产，首批出口象征抗日的“七七”、“坦克”等牌号卷烟，随后又出品“飞蝶”、“红桥”、“挺进”等牌号卷烟。生产工艺考究，用胶版纸彩印商标，产品行销本市和湘西南、广西等地。至于家庭作坊和摊贩制作者更是多如牛毛，以致长沙烟行林立，烟草业成为战时支撑长沙经济的重要行业。 　　长沙烟草业之盛，更值得一提的是机制卷烟的崛起。1927年，长沙商人彭虞阶集资2万银元，在上碧湘街创设了湖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华昌烟厂。设备有卷烟机、磨刀机、压梗机、切丝机、烘丝机等，初有工人200余人，用河南许昌烤烟生产机制卷烟，取名“曼丽”牌，烟盒在上海印制，品质较好，深受烟民喜爱。后又陆续生产“岳麓”、“革命”等牌号低档烟，以适应广大城乡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华昌”是在与洋烟的格斗中生存下来的。当时，英美烟草公司占领着长沙大半卷烟市场，在通衢要道、车站码头、集镇闹市和商店橱窗张贴大幅彩色广告，甚至购买船票、戏票，也免费赠送卷烟。对经销商给予种种优惠，如：对大经销商，除缴纳押金给予年息6厘外，还有一个月的赊销期，年终按营业额1％分红；对小经销商，每销一箱烟给回扣4银元；涨价事先通知，跌价公司照数赔偿，卷烟霉变残损，允许斟换。面对如此倾销，“华昌”能够顶挡一阵子，实为不易。抗日初期，“华昌”迁至宝庆（今邵阳），继而迁回长沙望城坡，并增添卷烟机2台，改名复兴卷烟厂，雇工400多人，月产烟500箱左右。1947年更名为联兴卷烟厂，工人增至600余人，成为长沙卷烟工业大户。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沙共有较大的烟厂16家，其中“联兴”、“欧亚”、“华中”、“大业”、“利丰”、“美孚”、“大德”、“新中”8家为机器生产，年产烟5万箱左右。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沙烟草业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