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职业的年轻人没有自由

那些辞去工作、依靠互联网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怎样的收获和失落？

在过去几年里，这是社科院新闻所牛天的研究课题。她访谈了100多位这样的斜杠青年、自由职业者。与此同时，牛天本人也是一位斜杠青年——她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位团操课的老师。对这些不用定时打卡上班区别于传统雇佣方式，青年新兴职业人群的好奇，来自她真切的困境和痛楚。

四年前，牛天博士毕业，顺理成章踏入了科研圈，做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她发现一些东西变了——在最开始，读书和研究是源自好奇心的牵引，是在不经意的春风翻书，是在马路上的灵光一闪，是在田野调查中肾上腺素膨胀。但在后来，工作KPI是期刊发表、职称评比，工作动力变成了能不能加分、是不是好发表、可不可以快速量产，每一个细节都要精打细算、小心翼翼。她发现自己即将陷入一种保守和无意义的高效人生。“放眼望去，青年不再，形容枯槁；年长色衰，瞻顾迂回。”

这时，她开始反思工作之于个人成长的意义。“当工作沦为机械地上班，我们则陷入了职业倦怠。”职业倦怠（burn out）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Freuden berger 提出，它源于工作场所的长期压力，而这种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陷入职业倦怠的人，通常会感到精力枯竭，工作效率低，对工作持消极态度。简单心理发布的《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显示，有接近五成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无意义”，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

与此同时，牛天发现，周围的朋友也处于相似的困境。有人陷入现实的泥沼无法抽身，也有人也积极寻求转型，开始做一些副业；或依托平台，成为自媒体博主，开启灵活的就业方式。截至2021年2月，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已达到9.89亿人。便捷的网络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除了围绕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运营、产品等岗位之外，也诞生了很多自由岗位，这其中不乏平台创作者。

牛天把这一类的从业者，称为“数字灵工”。具体来说，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文化内容创作，包括图文、音视频等内容，且提供线上文化服务的青年群体。伴随对工作意义的追寻，在渐进的田野调查中，她慢慢接近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开始探究这种新型的灵工形式，对于消解职业倦怠的作用、对个人潜能的挖掘，以及对当前就业的影响。

以下是牛天的自述。

自媒体创业者，只为自己工作

我遇到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叫林安，之前在广告公司负责文案策划。林安的困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困境——职场倦怠。离开上一家公司时，她已经是一家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工作稳定，但就是不开心”。

林安喜欢工作，但不喜欢机械、重复的打卡上班，每天看似忙碌，但更多是做一颗螺丝钉，为别人打工。她感到自己与工作的距离渐行渐远，工作的价值和乐趣逐渐变得稀薄。职场倦怠，这也是大部分数字灵工开启转型的动力。

当前，高密度的工作挤占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个人的意义和工作意义的捆绑逐渐紧密，但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晋升制和螺丝钉般的工作模式，让越来越具有自主意识和个性的青年人在工作中时感无力。人类学家项飙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异化，现代性社会塑造出的好似一个巨大的个体，即从生活和感受来说自己是占据中心位的，具有强主体性，但在工作里又是非常渺小的。

始于寻找工作的价值，林安开始寻找出路——她擅长写作，公众号起初是她个人的电子日记，没有专门运营过，但零散记录一些生活感悟。她在辞职之际，做了两件事：一是探访周围不上班的朋友，看不上班还能够做什么，并形成文字记录下来；二是她花了2-3天时间写了篇名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上班了？》的文章，发到了自己的公众号，同时贴在了豆瓣。

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周后，公众号后台突然涌进来很多用户留言说“你写得太有共鸣了”、“我也不想上班”。那篇文章上了豆瓣的主页推荐。当时有242个微信大号来申请转载这篇文章，也为她带来了冷启动阶段的用户积累。

公众号和豆瓣是林安平台创作的起点，她趁着流量高峰，把手上已经累积的3篇不上班的人物专访稿子发到公众号上，并计划将《100个不上班的人》作为创作核心内容，以一周一篇的节奏持续输出。后来她又接到了一些来自其他平台的撰稿邀约，包括抖音、腾讯、转转等平台。初期的收入相较于职场有所缩水，但令她兴奋的是，可以靠写作优势赚钱养活自己，并乐在其中，这也鼓励她告别了打卡上班的固化模式，开启了以平台撰稿为生的数字灵工生涯。

《2019年中国灵活用工发展白皮书》显示，七成以上求职者选择灵活就业的首要原因是工作时间有弹性。互联网平台打破了时空区隔，一根网线、一部移动设备就可以生产内容，这令多年在职场中受制于时间规训的人们感到自由。

除了时间自主权的回归，调研中我也发现，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对工作方式与内容有个人独特的理解——当代年轻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技能，能够敏锐洞察并生产出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而现在的平台，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精英与素人的鸿沟，赋予个体可能性。一个平台账号就是个人创作的窗口。不同于数字零工的接零活，他们的工作不仅是灵活、机械的，还是灵感和灵捷的，基于个人的优势、迸发的灵感，生产文化的内容，形成自主的内容创作，我将他们称之为数字灵工。

比如林安，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长板在于内容创作，这也通过她的公众号推文得到了验证。她看到了写作技能能够成为为自己打工的砝码。《100个不上班的人》的采写初期是以图文的形式发在微信公众号上的，为了拓展内容渠道，她也在B站以长视频的形式输出不上班人们的故事。

这些内容初期是不赚钱的，随着粉丝量增加，她接到了稳定的商业广告和其他平台的撰稿邀约，还有商业活动，工作机会接踵而至。目前公众号粉丝已经达到4万左右，B站有2.6万。她将自己看成一个文化IP，后续开设了小红书等平台。粉丝的粘性带来的联动发展让她的收入逐渐稳定。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中国白领群体灵活就业》报告显示，自媒体创作者占比近六成。创作内容涉及文化、教育、游戏、时尚、网络文学等行业，全职和兼职就业人数达到3000万，其中全职就业约1145万，总体数字超过了传统文化产业的2789万的从业人数。

林安这样的自媒体创作者属于积极的劳动主体，他们期待在工作中创作性地发展自己，从螺丝钉变成一专多能。在职场中人们往往是被动的，以deadline为第一生产力，完成的任务仅是工作链条的一部分，但为了自己而工作的数字灵工，则会主动学习，技能如滚雪球般增加，同时自我也得到了成长。比如林安为了拓展变现渠道，在公众号创作之余，也用长视频的形式将人物故事记录下来，从拍摄到剪辑，她几乎是从0到1开始学习，并在大量实践中打磨镜头语言。学习被工作推动，加之粉丝的积极反馈，逐渐让林安找回了工作的意义。

但数字灵工也会有自己的困境，比如这种个体化的工作形式，是相对孤独的，社交成为困扰林安的难题，她灵活的工作时间，与上班族的时间表总是逆向而行。林安说：“当你坐在窗前看到，夕阳落下，熙熙攘攘的回家人群，车水马龙的街道，好像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她开始从自身的困惑出发，利用平台发起了自由职业的线下交流活动，讨论内容从初期的社交，不断扩大到职业转型、平台创作、工作困境、心态转变等主题。几次的线下活动积累了一部分忠实粉丝，鉴于此，林安开启了“自由会客厅”的项目，逐渐以线上线下社群的方式联动平台内容创作。

从林安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数字灵工开启以个体为中心的工作形式，对内找热情，对外链需求，因此这种工作的关键是要有内动力，工作不仅为稻粮谋，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自我赋值的文化概念上的活动。或是创造有趣的内容，或是引发共鸣为他人带来价值。林安坚持用利他思维做有价值的内容，做对他人有用、有帮助的事情。“不论是写一篇文字、拍一个视频，甚至做一个项目，利他思维都能让你走得更远”。一部分数字灵工们放弃了循规蹈矩的框架下的工作，踏入新型的工作形式，寻求自我在工作中的意义，也许探索的过程荆棘满地，脚步会慢，但长路漫漫，未来可期。

学了计算机专业，但他最后做的是野生摄影博主

数字灵工的涌现，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流变——文化生产者和受众之间的二元关系变得流动、模糊。平台给予个体均等的文化生产的机会，受众也可以成为生产者。以个体名义发出的文字、图片、视频都有可能引发共鸣，一些日常的知识分享也可能成为爆款，带来注意力经济。数字灵工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提供的就是技能和知识，他们虽然并非专业领域的老师，但是生产的内容往往有趣味性和实操性，深受网友拥趸，可以称之为“野生老师”。

他们提供的内容包罗万象，比如摄影、美食、艺术、学习、音乐、生活妙招等。他们边学边探索边分享，将学习的体验和过程展示在平台上。B站上的各类野生教学博主，都是一些普通从业者或者在校生，比如有人会分享“0基础插画教学”“如何用手机拍出时尚大片”，也有博士生分享“如何快速阅读英文文献”“哪些文献搜集工具值得拥有”。相比传统专业的知识学习，这些方法和妙招往往能够即时兑现，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学习资源，同时也适应了当下快节奏学习、实用性和趣味性的需求。

周于斯是一位摄影vlog博主，他的内容分发在微博（120万粉丝）、B站（19.7万粉丝）和抖音（56.2万粉丝）三个平台。三个平台都围绕摄影技能分享。主要包括设备测评、摄影技巧、后期剪辑、旅游vlog、个人成长感悟等板块。2020年，他的收入是以往职场中的3-4倍，大部分来自广告。

周于斯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但他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大学期间，他爱上了摄影，在假期旅游途中，他会用单反记录风景，并把图片穿插在游记中，在马蜂窝等平台发布。闲暇时间，他也会接人物摄影赚点私房钱。他会有意识地学习单反摄影技巧，大部分知识都是碎片化式的日常学习。他说：“摄影这个领域不需要很系统地去学习，我都是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然后再去专门找书和网站来看，专攻某个知识点。”

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随手发到微博上，获得了粉丝的关注。伴随拍照设备的轻量化，手机摄影成为趋势，周于斯敏锐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学习手机摄影。2017年11月，他开始在B站等平台上分享手机摄影技巧，由于微博拥有固定粉丝，B站上也很快被联通。

野生老师类的数字灵工的兴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对专业知识的重新阐释，以及人们获取知识的意识和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风险性，使得专家知识变得并非唯一和权威。而这些野生老师具有问题意识，提供的内容有易得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周于斯的视频会教大家：“拍出高级感人像大片，你只需要一部手机”、“六分钟视频让素人也可以拿起手机完成高级大片”。这部分内容，消弭了严肃知识和实用知识的边界，让看似遥远的知识和技能变得接地气且可实现。

但周于斯也在与另一种困境战斗——各个知识领域的蛋糕，随着数字灵工数量遽增而变得越来越小。注意力经济的不确定性，让粉丝的内容偏好变得难以预测。“被看见”才能够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寻求突破和变化，打造内容的可见性，是数字灵工创作的关键。“有的时候想内容和选题就是一天，不知道窗外的日出和日落。”周于斯过去的一年在深圳6平米的小屋经常这样度过。

即便是有了选题，内容的精打细做和精心的雕饰也是可见性的保障。平台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数字灵工会标签形象个体和内容，用以区分普通创作者。他们会编辑平台身份，比如vlog创作者等，在这过程中，通过优质作品的积累争取获得平台授予的优质博主的认证。此外，数字灵工会在每一条内容上打上标签或关键词，提高在海量信息中被搜索的概率。周于斯会用文字标记视频内容，粉丝通过预览窗口即可锁定视频内容，比如“调色”“街拍大赏”“自拍修炼”等。

然而，受众的注意力分散且有限，你永远无法预测哪个内容可以引发关注和共鸣，唯有不断与时间赛跑——大部分数字灵工都会保证更新的频率，这不仅来自粉丝的催更，也来自平台的认证限制。B站、抖音等平台认定优质内容创作者的标准之一是“具有稳定更新频率”。为此，周于斯经常会忙到凌晨。以令自己兴奋的内容创作为工作，使大部分数字灵工有较强的内驱力，但也因此陷入了新一轮的自我压榨。

部分数字灵工也开始意识到，除了提供实用性的干货之外，富有感情力的文字、图像、视频更能引发粉丝的共鸣。周于斯会定期坐在镜头前总结个人的感受。

2020年末的一期“写给30岁自己的信”，就是他站在江边的寒风中读信的场景。“过去的一年，忙碌但不累，没有人逼迫你做的工作。我认识到了有趣的职业，接触了很多新鲜的事物，有机会拍出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些过程是孤独的，我牺牲平日的社交，认识到的世界都是网络中的影像…但努力是唯一能掌控的事。”2020年末，他对着镜头这样总结自己的30岁。其中有几次风吹跑了信纸，他停下来，说了句：太冷了。这句话他也放在了正片里。

寒冷的冬风和过去一年热腾腾的创作历程，让屏幕后方的我们感受到向阳奔跑的朝气，真实且有力量。可见，数字灵工的工作也是一种自我展演，他们需要不断在平台上输出新近的表演，将新近发生的事项和个人的热情、兴趣持续呈现在公众面前，创造真实感，引发共鸣。

周于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工作的理性化形式被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是学习的演练场，需要经过专业学习和多年积累，一个人在工作中的定位取决于他的毕业文凭、培训证明等；如今数字灵工中的野生老师扩展了工作的外延，工作变成被赋予了动态的美感，他们不设边界，开放式学习，把兴趣转变为工作。在这过程中，他们也开始真正的接纳自己，逐渐从你该如何、你该有什么样的工作这般强硬的自控自律的状态下，转换为平和与持续感知，和不完美的自己共存。

从公司财务，到百大情感主播

2020年，我的研究对象雨嫣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一年，她辞掉了财务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主播。她希望可以成为生活的掌舵人。

雨嫣并非播音主持专业出身，但从小就很喜欢主持这个职业。大学入学时，为了找到好工作，她选择了财务专业，但这并非她所爱。大学她加入了学校广播站，当时她的普通话还夹杂着方言，并不被其他人看好。2009年，她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练习普通话，纠正发音。2012年，在朋友推荐下，她开始在荔枝、蜻蜓网络平台听电台，也尝试自己录制节目。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未推广的年代，她会把自己的声音下载到MP4上，反复纠正。也是在那时，她发现自己的声音有催眠功能，适合播讲情感类的内容。2012年音频平台兴起，她是最早一批投身到平台上的主播。

如雨嫣一样，部分数字灵工并非在初期全职。平台赋予了灵活兼职就业的可能，部分青年人通过专业化兴趣爱好，在平台上发布作品，开启了平台创作的第一步。当兴趣能够变现时，数字灵工进入了职业转型的初期，但这也出现了问题：副职占用的时间太多，导致二者不能兼顾。财务/主播的斜杠职业身份大概持续了八年，当主播副业完全超过了主职的收入，雨嫣决定放弃主职，全身投入到平台创作中，成为了一名全职的数字灵工。

全职主播的道路并非坦途。辞去之前的全职，意味着失去了稳定收入，生活变得充满风险和不可控——平台收入不完全由创作者决定，在没有保底收入的前提下，还受到粉丝和评价机制的影响。雨嫣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播读有声书，按照市场价80-90元/时，一本书的播读需要7-8小时，每个月的固定收入最多可达7200元。平台为每本书设置了10%-20%的提成空间，想要拿到提成，就需要高点播量和完播率。这两项都达标了，才可以获得几千元的提成。

但这充满了不确定。一是书籍播读市场中，科幻类、穿越类小说点播率高于个人成长、励志鸡汤类的暖文，作为情感主播的雨嫣的播讲内容，先天不具备优势；二是完播率完全让权给听众评判，但注意力的不确定性和粉丝的粘性是主播无法控制的。加之平台提现隔月制度，加剧了这种不确定，让雨嫣陷入对自我的怀疑和职业的焦虑。

全职的数字灵工抽离了组织系统，职业规划和发展路径失去了顺序的晋升和系统规制，工作内容的选择和发展方向全凭自己。这也意味着艰辛的探索。

雨嫣曾经尝试过播读点播率高的悬疑推理类小说，但她发现不论是兴趣还是声线都难以驾驭。另外，为了增强粉丝粘性，她也尝试举办粉丝见面会，经营圈子，建立社交。但矛盾在于，生活中的她和个人风格并非一致，为了不让粉丝失望，在线下，她会去极力表演，这个过程是煎熬的。“我真的不擅长，在线下很累，会小心翼翼地坐着，也不敢大声说话，全程我在照着知心温柔姐姐的人设在演。”数字灵工的职业选择本是自主的、开放的，但面对平台的规制，他们好像又一次掉入了事与愿违的怪圈中。

于数字灵工而言，他们策展式的内容生产，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灵活的个体化职业，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结构性的同化。因此，在面对平台的规制与职业发展的掣肘时，一部分人会反思优势，展示贴近自我的形象，正视工作和生活的结构化的同向性，工作于他们而言，不仅是实用性，更是实现全方位的个人成长。他们会依据个人优势和生活阶段，以更为贴近真正自己的形式工作。

而雨嫣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决定减少线下的活动，专攻内容，聚集她的兴趣和擅长所在——自我成长类书籍。她每次都会精读、做笔记，在消化吸收之后再播讲给听众，这个过程，她是享受且能够切实感到自我成长的。今年，她三十岁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未来计划推出女性成长的原创播客，结合自身职业转型及心路历程。她说：“我就是一个三十岁在一线城市奋斗的女生，经历了传统行业到博主的转变，我有很多体会和感悟，在输出成内容时，也是与自己展开的对话。”

一个更自由的、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

关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如果人们从事的工作和最终的产品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如果工作和他们生活也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那他们就必须接受工作本身没有意义的现实。因此，他们会多少带着某种怨气去从事自己的工作，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而在今天，各种平台的发展，催生了灵活的就业形态，以文化创意内容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灵工，给了人们到其他地方找寻工作意义的空间和想象。于数字灵工而言，依托平台职业化的结果不仅在于具身的生存，关键在于生产富有感情力量的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创意产品和服务，进行自我赋值。

这不禁让我们追问，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工作和生活一定是一种紧张的关系吗？工作必然走向异化吗？马克思在解释劳动的异化时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然而，异化的劳动却让人感到劳动是苦役，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遭受摧残。但从数字灵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劳动不仅是人们生活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也是能自我赋值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

不同于职场中的“螺丝钉”，也不同于低技能、接零活儿的零工。数字灵工表现为较高的文化素养，且一专多能。这种工作方式改变了被动的就业形态，激发了一种主动的灵活业态，同时改善了青年人疲软的工作状态。

数字灵工的意义，不仅是为社会就业提供保障的下限，由于主体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提升、以及青年人对工作态度和价值的转变，高技能、强创意成为了其显著特点，这意味数字灵工不再是被动“接活”状态，转向依据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主动选择。

此外，工作效能的考量标准也发生了改变。形式理性逻辑支配下的工作，个人要在固定职位中生产出客观的绩效，正确、数量、质量是唯一评价标准。即使是依托平台的零工经济，也是以量取胜的劳动模式。但数字灵工具有强主体性特征，工作即自我赋值的过程，具有非凡表现才能、能够生产出创意的主体才能够因创造出“表现力经济”而持续获利。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数字灵工的个体化困境——沉浸式的创作、社交的缺失、资源的匮乏也带来了一层更为隐秘的自我剥削，更容易导致自我崩溃。

我们或许正在经历着一次集体性的转变——从面对世界的倦怠，回归到面向自我的倦怠。能否在对工作的意义和精神满足的寻求中，为自我建造一个闲适空间，这是所有人都在面对的问题。我们期待会有相关政策能保障灵活劳动者的个人权益，同时也期待数字灵工真正能够向更多的人群渗透，在未来成为一种更自由的工作方式，提供更宽广的职业选择。

参考文献：牛天.(2021).赋值的工作：数字灵工平台化工作实践研究.中国青年研究(04).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