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和伊斯兰哲学对拉丁西方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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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对于中东的阅读，更加让我相信：世界是一个整体。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丨萨义德《无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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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中世纪的阿拉伯语-拉丁语翻译运动，同时还有希腊语-拉丁语的翻译运动，导致几乎所有中世纪拉丁世界的哲学信条的改变。阿拉伯哲学家，诸如法拉比（al-Fārābī），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维罗伊（Averroes）对于西方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在自然哲学（科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影响尤为强烈，这种影响也延伸到了逻辑和道德方面。
比较有影响的阿拉伯理论有：第一因和第二因的逻辑区分；基本形式和内涵和衰变；灵魂关于判断和它的对象，即目的，的功能；人类智力和区别于它的积极智力的联系；物质智力的统一性（阿维罗伊主义）；奇迹和预言的自然理论；世界的永恒性和永恒创造的概念；积极智力作为形式的给与者；第一因作为必要存在；第一因流溢出的智力；存在和本质的区分；基本概念理论；人类的快乐来自于人类智力与积极智力的完美联结。
一、传播
拉丁西方是通过翻译而知道阿拉伯哲学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沟通是指通过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个人接触，例如弗雷德里克二世霍亨斯陶芬，他与一些穆斯林学者直接相识。少数基督教学者，如Ramón Martí和Ramón Llull，在创作拉丁作品时了解阿拉伯语，并借鉴阿拉伯语资源。然而，翻译的影响要大得多。第一批将哲学材料运到拉丁欧洲的阿拉伯文-拉丁文翻译是十一世纪末在意大利产生的医学和自然哲学文本的翻译，其中大部分是由康斯坦丁（Constantine The African）完成的，他与后来的译者不同，试图掩盖他来自于阿拉伯的文本（Burnett 2006，22-24）。在西班牙，在十二世纪上半叶，一些重要的占星术文本被翻译出来，如阿贝马斯（Albumasar）的《占星术大导论》（Great 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其中包含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原料（Lemay 1962）。
对于哲学文本的翻译，比如阿尔·金德（al-Kindī）的翻译、《因果自由》（Liber de causis）的匿名作者的翻译、法拉比的翻译、以撒·以色列（Isaac Israeli）、阿尔加兹（al-Ghazālī）和阿维森纳（Avicenna）的翻译，以及以阿拉伯语传播的希腊作品等哲学文本的翻译，在十二世纪后半叶在托莱多（Toledo）全速进行，在那里有两位非常多产的翻译家：多米尼克斯·冈迪萨尔维（Dominicus Gundisalvi）和杰拉德（Gerard of Cremona）。法拉比的《关于科学的列举》（Enumeration of the Sciences）一书很可能曾经分别被冈迪萨尔维和杰拉德翻译过，这成为一个合作翻译方案的典范。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后来的托莱多翻译家，如Shareshill的Alfred、Michael Scot和Hermannus alemanus，填补了早期翻译家没有涵盖的法拉比的学科清单中的空白（Burnett 2001）。翻译运动也受到犹太学者的哲学偏好的影响。在翻译阿维森纳的《论灵魂》（De anima）时，冈迪萨尔维与犹太学者阿文达乌斯合作，正是阿文达乌斯的建议导致阿维森纳的《论灵魂》（De anima,）作为翻译的文本，冈迪萨尔维的其他译本也可能是根据这类建议而做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西班牙语翻译运动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推动和促进的：个别译者的个人兴趣；法国学校对科学文本的需求；在基督教新征服的城市中阿拉伯手稿的可得性；托莱多大主教的赞助；以及在讲阿拉伯语的基督教环境中促进拉丁科学文化的宗教利益（Hasse 2006，79-84）。
（阿维森纳更多是被作为一个神医，而不是哲学家被记住的）
传播的下一个重要阶段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由几个与霍亨斯陶芬或教皇宫廷有关的译者所作的翻译，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翻译阿维罗伊作品的译者，如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和威廉（William of Luna）（Hasse 2010）。1198年阿维罗伊去世后仅仅大约30年，拉丁语的阿维罗伊译本已经在新兴大学中出现（Gauthier 1982b）。1255年，巴黎艺术学院的章程就宣布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已知著作都是学生的必读书目——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举措，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评议阿维罗伊的作品作为拉丁大学的文化传统中的第二主要的文学。
在约公元1300年后，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的翻译活动几乎完全停止，公元1480年后又重新恢复。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大多是由意大利犹太人从希伯来语版本的阿拉伯文本中翻译出来的，但安德烈·阿尔帕戈（Andrea Alpago）的阿维森纳（Avicenna）的阿拉伯语译本除外，这些译本是在大马士革制作的（Tamani，1992年；Burnett，1999年）。这些翻译的社会背景是意大利大学，特别是帕多瓦的充满活力的哲学文化，以及在这些大学接受教育的意大利贵族学者的赞助（Hasse 2006）。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比中世纪的翻译的影响力要小得多，所以它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已经证明，新译本影响了16世纪的逻辑和动物学研究（Perfetti 2000，106-109；Perfetti 2004，XVII-XVIII；Burnett 2013）。十六世纪下半叶，人们对阿拉伯哲学和科学的兴趣下降，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翻译运动也减少了。与此同时，对阿拉伯文化的新的学术研究也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出于历史和文献学的动机，而不是哲学的兴趣。从17世纪开始，白话翻译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语的拉丁翻译（Bobzin 1992）。
“知识就是智识和客体保持的一致性。” ——阿维罗伊
翻译成拉丁语的阿拉伯哲学文本的语料库非常丰富：最近的一份出版物列出了131个文本项目（Burnett 2005；手稿分发见Kischlat 2000、53-54、196-198；关于阿维森纳的翻译见Bertolacci 2011）。阿拉伯哲学传入拉丁欧洲，导致几乎所有哲学学科的变革。这种影响在自然哲学、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中尤其占主导地位，在逻辑和伦理学中也有体现。阿拉伯的影响在13世纪尤为强烈，其中一些阿拉伯传统，如阿维罗伊的智力理论，在拉丁欧洲的影响达到了最高点，这种影响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才逐渐转淡（本文并不包括犹太哲学家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影响，如Ibn Gabirol和Maimonides）。
（阿维罗伊，也就是西方思路的奠基者托马斯阿圭纳经常评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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