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散文的大树四季常青

作者:王兆胜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7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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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一九九六年版 资料图片

1999年,印度国家研究院授予季羡林名誉院士。资料图片

季羡林 资料图片

晚年的季羡林很喜欢猫,他在多篇散文里表达了爱猫之情。资料图片

  【追光文学巨匠·纪念季羡林诞辰110周年】 

  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活了将近一百岁。他从年轻时开始发表散文;晚年更是笔耕不辍,成为少有的丰收季。用“四季常青”概括他的散文创作与思考,可以说并不为过。读他的散文时,我的眼前常晃动着四季常青的古老松柏,那就是季羡林给我留下的清晰形象。

1.小情与大爱

  世上往往离不开一个“情”字。散文尤其重情,无情之文难以让人驻足,更不要说引起心灵共鸣和产生知音之感。季羡林认为,不只是抒情散文,就是一般的说理散文也不能无情。散文理论家林非曾将“真情”说成是散文“生命线”。其实,贯穿于季羡林散文始终的是真情,这是理解其散文和人生的关键与枢纽。

  小抒情与私情书写成为季羡林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包括母子情深、夫妻之爱、朋友之情、宠物之好、娱乐之欢,从中可见作者起于自身、来源于生活的点滴感触。在此,情特别是真情如血脉一样流动,在可知可感中显示生命力的跳跃。《赋得永久的悔》是季羡林散文的代表作,其中充满撕心裂肺的思母情愫,就是因为自己从六岁出去读书之后,只回了三次家,这还包括为母亲奔丧。直到后来,作者才理解多年母亲倚门望眼、翘首以盼爱子归来的心情。另外,季羡林写了不少回忆文,特别是关于旧人和老友的文章,其中最难得的是一个“情”字,它们像陈年老酒经过岁月酝酿变得醇厚美妙,滋润读者心怀。小爱与私爱特别是深情,使季羡林散文很接地气,也是真实的自我流露与表达。

  博大的爱是季羡林散文的另一境界与品质。如只写一己私我小情,哪怕写得再真实感人,也难达到洗礼作用,更不要说让人的心灵和精神进入神圣境地。季羡林散文能从自我情感进入大爱,一下子让作品升华了。《三个小女孩》写的分别是两岁、五六岁和十二岁的陌生小女孩对“我”的依恋,作者将这称为“平生一大乐事,一桩怪事”。草木山石、小动物常能进入季羡林笔下,幻化成一缕缕博爱的丝线,于是垂钓起读者的悲悯之情。《咪咪》写的是一只小猫,从中可见作者内心的柔软与仁慈。由此,作者在文中表示:“我一向主张,对小孩子和小动物这些弱者,动手打就是犯罪。”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对弱者富有同情与爱,所以小孩子与小猫不设防,愿与作者“我”亲近,是两颗童心将老少两代、人与动物连在一起。

  爱国精神是另一种爱的提升,所以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季羡林写出这样的句子:“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当然,他又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有人类情怀,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喜雨》中这样写道:“请我们的天老爷把现在下着的春雨,分出一部分,带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分到非洲去降,救活那里的人民、禽、兽,还有植物,使普天之下共此甘霖。”

  小我私情仿佛是一棵大树的根脉,博大的爱则如来自高天的无私阳光,季羡林散文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于是有了天地情怀,也给散文注入勃勃的生机活力和高尚的精神品质境界。

2.平淡与神奇

  在一般人看来,季羡林过于平淡无奇,不论是学术人生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于是,谈起季羡林,人们总会拿他平凡的外表说事儿,并称扬他被误以为是清洁工这件事儿。其实,人们过于强调季羡林的平凡,但容易忽略他的神奇。

  确实,透过季羡林的文学人生可见其平淡儒雅的君子形象,这也是他与张中行的共同之处,也是当下最缺乏的精神气质。不论为人还是散文都可作如是观。这也正好符合散文的平淡自然的本性,是得道者的大道藏身。就如林语堂在《说本色之美》中所言:“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不过,林语堂接着又说:“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将这话用在季羡林散文也同样适用,特别是在“奇思妙想”上,季羡林散文别有风采。

  《神奇的丝瓜》是写植物的,题目被冠以“神奇”,于是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的、平时不为人注意的丝瓜的奇妙。这不仅表现在丝瓜藤蔓与丝瓜的疯长速度,更在于它本身的调整功能,甚至充满不为人知的智慧。他写道:“我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这样的文章是有一双发现神奇的慧眼的。

  《红》也是摆脱黑白式平淡的写法。整体文章的主线是写那个“有一张纯朴的脸”的卖绿豆的小贩;然而,小贩对于孩子时的“我”的微笑,让“我”心惊。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曾做过土匪,后来被捉住杀了头。作者写到,小贩被杀时“一道红的血光在我眼前一闪。我的眼花了。回看西天的晚霞正在天边上结成了一朵大大的红的花”。这样的故事与笔法,再加上对于“红色”的敏感,一下子将作品引入“红”的意境,给人一种神奇莫测之感。这是平淡中有神奇写法,足见季羡林散文及其思维方式的神妙。

  《槐花》是一篇关于平凡与神奇的辩证关系的散文。作者说,他在北京特别是北京大学朗润园从未感到洋槐的特殊,但一个外国朋友却为其美丽和香气感染;同理,他在印度为耸入云天、红如朝阳的木棉树大红花惊诧,本国人却并不感到神奇。为此,季羡林总结道:“越是看惯了的东西,便越是习焉不察,美丑都难看出。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是容易解释的:一定要同客观存在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客观地去观察。”这几乎是一个关于平凡与神奇的哲学问题。

  有人认为,季羡林是个好好先生,其散文及其对散文的看法也是平常温润的。甚至因此对季羡林散文不以为然。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够全面。季羡林在平淡质朴、温润自然中也是有风骨甚至是有刺的,其个性独见不输于人。

  如在《漫谈散文》中,季羡林直言自己的散文观。他说:“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能得心应手,灵活圆通。”“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

  作者还对散文给予最高评价,他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他还说:“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我还以为,散文最忌平板。”“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形式稍加改变,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在跌宕中见均衡,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再充之以真情实感,必能感人至深。”长期以来,在新文学的四大体裁中,人们普遍高估诗歌、小说、戏剧的成就,对散文多有贬低甚至不屑,季羡林的看法却正相反,不能不说他自有主见。

  如此,就可以理解,季羡林散文在平淡自然中又有超越性,那就是对于神奇和变化的向往;反过来,奇思妙想也使得他的平淡均衡更加稳实内敛。这是一个动态、均衡、变动的发展过程。

3.理性与诗意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季羡林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但与一般意义上过于重视知识,特别是将知识进行罗列堆砌以及卖弄不同,他谦和、低调,甚至有点儿自我贬低。最重要的是,季羡林有一种将知识硬块冲淡的能力,从而使其散文闪烁着一种异样的美。诗意是其中最为突出的。

  季羡林散文中多理性哲思,其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有理性的判断,也有思想的光芒,还有智慧的闪现,特别是对于国家、民族、时代、社会、人民、人生、哲学的思考,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担当。在《东方文化要重现辉煌》《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现代化》等文章中,季羡林直言东方文化复兴代表着人类未来发展方向。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更是被不少人嘲笑诋毁。其实,季羡林的不少思考是辩证和超前的,如他说:“搞国学,搞传统文化,正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而没有传统文化,是无根之'化’,是'全盘西化’,在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这一看法也是有价值的。

  不过,季羡林散文中始终有一股清泉,它清澈、纯净、浪漫、优雅地一直能流到你的心中。这是许多学者散文达不到的,也是应该学习借鉴的。许多文化散文特别是大文化散文被知识、概念、逻辑、理念堵了门窗和气孔,于是将文章越写越死。季羡林的《寸草心》《芝兰之室》《晨趣》《清塘荷韵》《梦萦水木清华》《两行写在泥土上的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梦萦红楼》《梦游21世纪》《佛山心影》《一朵红色石竹花》《星光的海洋》《海上世界》等,只看题目就能感受到其间的诗性与美妙,而其诗心、诗眼、诗意、诗趣,更让散文变得通透、明净、湿润、光洁。《二月兰》有着紫色的清纯和早春的气息,《听雨》则将自己融入诗的意境。作者写道:“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鹘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

  季羡林喜欢用四言表达,这更增加了诗意节奏与美感,在典雅中自有一种潇洒。在《咪咪》中,作者写香港美景:“此地背山面海,临窗一望,海天混茫,水波不兴,青螺数点,帆影一片,风光异常美妙,园中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兼又有主人盛情款待,我心中此时乐也。”将四言与长句杂糅,长短句相得益彰,更衬托出诗意之美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诗意如点豆腐用的卤水,将季羡林的学者散文点醒和化开,变得通达舒畅和自然明快起来,也有了思想智慧和艺术灵光,获得对于散文真实的超越性理解。

  总之,季羡林散文有生活、有知识、有视野、有深情、有个性、有思想、有灵感、有智慧,再加上有天地情怀、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自信,还有现代意识与世界眼光,这就决定了他不仅成为大家,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智者。于是,季羡林的散文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成为读者心中美好的花朵与果实。

  (作者:王兆胜,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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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上的季羡林足迹

  ●1962年10月1日,刊发季羡林的散文《马缨花》,文章写道:今天摆在我眼前的这些马缨花,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回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1981年6月28日,刊发本报报道《“我是一个普通党员”——记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指出:他家居时,身穿补缀的旧衣置身于书海之中;平时上班,脚踏一双圆口布鞋,穿一身便服。他去年赴日本京都参加日本印度学、佛学会议,他用的经费仅及国家规定的七分之一。

  ●1994年3月26日,刊发季羡林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其中写道:我在她身边只待到6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2000年5月4日,刊发乐黛云的文章《我读季羡林散文》:如果说展现真情、真思于情景相触之中,创造出令人难忘,发人深思的艺术境界是先生散文的主要内在特色;那么,这些内在特色又如何通过文学唯一的手段———语言得到完美的表现?我以为最突出之点,就是先生自己所说的:“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所谓“散”,就是漫谈身边琐事,泛论人情世局,随手拈来,什么都可以写;所谓“似散”,就是并非“真散”,而是“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

  ●2006年12月22日,刊发季羡林的散文《九十五岁初度》,其中写道:对像死亡这样的谁也违背不了的灾难,最有用的办法是先承认它,不去同它对着干,然后整理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多年以来就有一个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是陶渊明的一首诗。“该死就去死,不必多嘀咕。”多么干脆利落!我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还没有超过这个阶段。江文通《恨赋》最后一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相信,在我上面说的那些话的指引下,我一不饮恨,二不吞声。我只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2009年7月12日,刊发本报报道《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京辞世》,报道指出,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2019年12月21日,刊发杨国明的文章《季羡林散文里的书影》,文章指出:书于他而言不仅是学术滋养,也是心灵给养。他将读书获知的中外文化精华写进散文里,作为抒发真情实感、表述人生态度,体现审美情趣、阐立道德信念的载体,给读者以感染、启迪和享受,令人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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