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女侠包玉侠的家国情怀（放火团）
刘功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翻阅10余次采访抗日谋略团女交通员包玉侠老人的笔记，一页页血与火的历史烽烟扑面而来。想起4年前在大连市殡仪馆送别老人的场景，老人讲述的几件家事国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1914年8月13日，山东省福山县黄务村一个农民家里，包玉侠呱呱坠地。1931年，青梅竹马的包玉侠、邹立升喜结连理。1934年4月，比包玉侠大一岁的邹立升“闯关东”到大连打卯子工，结识了刚从莫斯科郊外军事谋略学校毕业、回国组建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的李寿山。邹立升接受了李寿山的抗日救国主张，成为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发展的第一人。
青年时代的包玉侠。
抗日谋略团，大连人俗称“放火团”，国外称“国际情报组”、“国际工作班”、“国际特科”等。它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参谋部领导的以破坏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日军后方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性反法西斯秘密组织。据日本关东宪兵队的不完全统计，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对日谋略焚烧合计57起，造成日本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日元以上，等于关东军1939年7.5万人“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一年的“讨伐经费”。邹立升、包玉侠夫妇全程参与。
1934年春夏之交，包玉侠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邹显荣，随着“闯关东”人群到了大连，住进邹立升在日本桥（今胜利桥）附近的出租屋。此地环境复杂，日本警宪特众多。一次，邹立升在屋内研制火烧日本侵略者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材料配比稍有偏差，眉毛全被火燎掉，面目成了黑张飞，多亏在门外掩护他的包玉侠及时赶到熄灭火焰，才避免了一场政治事故的发生。
为避开敌人的眼线，邹立升夫妇搬迁到石道街西部三区贫民窟。日本警宪特较少涉足这里，但包玉侠毫不懈怠。每当邹立升在屋里研制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或与人在屋里谋略火烧日本侵略者的计划时，她就拿个小板凳，领着还穿开裆裤的儿子，在门外几十步远的石子路边树荫下缝补衣服。见到形迹可疑的人向他们的住处走来，她就示意儿子跑回家告诉父亲：“有人来了！”同时，她以潇洒的女侠风采主动迎上去打招呼，大声说话，以为“警报”。汉奸巡捕对新来住户进行检查，邹立升听闻包玉侠发出的“警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巡捕进门见邹立升与人正在摆长城——打麻将，以为他是游手好闲之徒，便不再注意他的活动。
这年9月，邹立升、包玉侠的女儿出生。不幸的是女儿将满周岁时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夫妻俩化悲痛为力量，一方面加紧进行化学定时发火装置的研制，一方面加快建立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邹立升在发展其山东同乡、时住石道街东部的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大连油漆厂前身)搪瓷工高绪慎等人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的基础上，发展包玉侠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并批准高绪慎发展其山东同乡、时住石道街东部的“满铁”大连码头仓库临时苦力孙玉成为抗日谋略团工作员。这是抗日谋略团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批力量，为以后火烧日本侵略者的抗日谋略执行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多种发火材料配比必须精准，定时燃烧后不留一丝痕迹，看上去与自燃火灾别无二致。在包玉侠的掩护下，邹立升经过近百次试验，终于完全掌握了李寿山传授的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技术标准，一块香皂大小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在他手里制作成功。他感慨地说这里面有一半是包玉侠的功劳。
抗日谋略团在组织发展过程中，边对工作员进行谋略执行技术训练，边对日本军需物资及其生产工厂进行放火破坏，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6月25日晚8时，邹立升指挥抗日谋略团工作员高绪慎，利用工作之机把他刚试制成功的化学定时发火装置放进满洲油漆株式会社的仓库里，成功地放了抗日谋略团历史上的第一把火。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配合抗日前线军队，谋略在大连掀起一个火烧日本侵略者的高潮。但制作发火装置用的硫酸等物资，因日本警察当局严密控制，无法搞到。包玉侠奉命担任抗日谋略团大连-天津间交通员。从1937年12月至1939年3月，她经常领着五六岁的儿子，乔装打扮成贵妇人模样，通过日本军警的封锁和搜查，从抗日谋略团天津联络站带回大连急需的制作化学定时发火装置用的物资和抗日谋略活动经费。
她平生难忘第一次勇闯津门的情景。那一天，邹立升根据抗日谋略团天津联络站指令，安排包玉侠乘火车到天津日租界与绰号“胖大姐”的李光华接头。包玉侠在旅馆焦急地等待“胖大姐”的到来。一位高个子、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准时进屋，微笑着对她说：“老邹大嫂，你来了。”接着抚摸她儿子的头说：“显荣也来了。”包玉侠听他说的做的与接头暗号完全对上了，知道是自己人，便急切地说：“我找'胖大姐’李光华有事。”来人回答：“我就是你要找的'胖大姐’李光华。”包玉侠惊奇地恍然大悟：“胖大姐”原来是个男人！后来她才知道“胖大姐”李光华，本名黄振林，是抗日谋略团联络站负责人，从莫斯科军事谋略学校毕业回国后一直驻在天津， 掌管抗日谋略团上海首脑部与各地区组织之间的指令传达、活动经费分发和所有交通事宜，是抗日谋略团的领导人之一。
“胖大姐”听完包玉侠的汇报，经过一个星期的运作，配置齐大连地区组织所需抗日谋略物质，安排内线送到天津-大连的火车上。包玉侠上车后见到座位对面行李架上一个礼包，上下两盒标志是点心，中间两盒标志是茶叶，与从商店刚买来东西的包装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按照送她上车的“胖大姐”的嘱咐，她一路不动声色地不时观察那个礼包，登车检查的日本警察没在意。到了大连火车站，日本警察对像是有钱人的母子俩也毫无戒备。包玉侠就这样多次顺利地完成任务。
每次奉命潜往天津，都是邹立升传达上级指令，潜回大连后一般是把带回的礼包交给邹立升。礼包里是什么东西，她也不清楚。她以为邹立升与“胖大姐”一定很熟悉。一次，她奉命第二天潜往天津，不料夜里突发重病，连续多日高烧起不了床。这天，一位高个子微胖的中年男子走进门，看到躺在床上的包玉侠便说：“老邹大嫂，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包玉侠一看，来者正是“胖大姐”，可每次安排她去与“胖大姐”接头的邹立升对来人却毫无反应，瞬间她明白：他二人并不认识。按照约定时间，“胖大姐”在天津没有见到包玉侠，担心大连方面出现问题，于是亲往大连侦查。这样单线联系的严格的秘密工作方法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日本统治当局动员了数以千计的警察、宪兵、特务，草木皆兵地搜捕了3年之久，也未能破获抗日谋略团组织。
1940年6月24日，由于汉奸告密和叛徒出卖，抗日谋略团大连地区组织遭到日军破坏，累及京、津、唐地区组织和青岛、沈阳地区组织及天津联络站、上海首脑部均遭破坏，先后共有155人被捕。7月4日，邹立升与包玉侠被捕。
日本法西斯对邹立升刑讯逼供，多次让包玉侠陪刑。她的衣服被鞭子抽打碎了，身体露出斑斑伤痕和血迹，耳朵眼里流血，听力严重受损。她坚强地挺住，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1942年8月12日子夜，关东刑务支所(大连岭前监狱，今石葵路东出口南侧)最东头的牢房里，被判处死刑的邹立升，在黑暗中用马桶木盖将牢房东面铁窗栏杆别弯拽下来，与同监的原抗日联军战士周明霄叠人梯爬出监牢，回头甩进用衣服、铺盖撕成布条系束的绳子，将另两名难友拽出牢笼，成功越狱。至此，邹立升策划的越狱计划终于实现。他把监狱发给“犯人”当做“下饭菜”的食盐偷藏起来，化水浇注在牢房铁窗栏杆底部，历时百余日，将铁栏杆底部锈蚀大半，乘日本狱警熟睡、岗哨打盹之机出逃。包玉侠对此毫不知情，但因她是邹立升的妻子，受到牵连，多次遭受严刑讯问。因被汉奸发现并告密，8月25日，邹立升再度被捕。
1942年12月10日，邹立升和黄振林、高绪慎、孙玉成在旅顺监狱绞刑架上被执行绞刑。判处7年徒刑，一直关押在关东刑务支所牢房里的包玉侠，在铁窗前遥送夫君英勇就义。她受尽日本狱警的非人折磨，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大连才走出牢笼。
关押包玉侠的关东刑务支所（大连岭前监狱）正门旧影。
抗日战争胜利后，包玉侠常常听到对自己是“抗日女侠”的赞誉，并享受革命烈士家属的荣誉。但她从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刚正不阿，倔强的脾气也丝毫未改。她以普通工人的身份，与儿子邹显荣生活在一起。
退休后，她把向年轻一代和广大职工、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作为自己的义务。她85岁时，我到她家采访，听我说岭前监狱将要拆除，说很想再到那里看看，再向年轻一代讲述曾被关押在那里的抗日谋略团英烈的斗争。时任大连工人大学副校长的我满足了老人的愿望，在当年的“关东刑务支所”大门前，我带领大连工人大学师生列队倾听了老人声情并茂的讲演。她讲述了当年的狱中斗争，讲述了邹立升和牺牲烈士的许多英雄事迹。离开时，她突然转身凝目曾经关押她5年之久的监狱。我体会出老人此刻的复杂心境，既有对自己和丈夫及抗日谋略团战友们血与火的斗争记忆，也有向即将拆除的这座高墙围拢监牢的最后告别。
2002年春节，包玉侠携全家人参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在邹立升英勇就义的绞刑架前，她伫立良久，默默无语；在《铁窗英魂》展的陈列室里，她认出当年在监狱里被摧残的面目肿胀的邹立升的照片，低声告诉身边的曾孙“这是你的太爷爷”，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对丈夫的深情和无尽怀念，令人动容。
2005年，我邀请包玉侠老人参加大连市总工会、大连市工人运动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并请她在大会上讲话，她欣然答应。那天，老人讲了很多，末了，她深情地对大家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不要忘记历史，绝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杀害中国人民的悲剧重演！”这是90多岁高龄的包玉侠对后人的殷切希望，我永远铭记在心。
晚年的包玉侠。
包玉侠老人晚年气管不适，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因此我曾十多次引领省、市史志部门的同志和电视台等媒体人员到她家中采访。老人总是喘着粗气，热情招待我们。孰料噩耗传来，80多岁的邹显荣告知我——老母亲于2011年5月10日住进医院不多时去世，老人走得很安详，脸颊带着祥和的微笑，她要去陪伴生离死别七十载的夫君了。
（作者系大连工人大学原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