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海南和中原的文化凿空者
苏轼到海南儋州是1097年，六十岁，恰好花甲之年。
苏轼走时，弟弟苏辙去送，哭了。儋州是天涯海角，瘴疠之地，被贬谪的人去了，就很少回来，何况一个老人？有宋一代，朝廷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拿读书人开刀的先例，顶多也就是贬谪，几年期满，打道回府。据后世记载，其中原因，是赵匡胤离世前有遗言，不许杀害读书人。
在贬谪中，惩罚最狠的，莫过于去海南，那就到了顶点。后来南宋的胡铨，骨头如钢，宁折不弯，曾极力反对奸臣秦桧，甚至公然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秦桧知道后，气得牙根出血，暴跳如雷，最终，也只是将胡铨贬谪到海南，没有杀头。
贬谪海南，任其自生自灭，这是朝廷的最终态度，也是最重的惩罚。
听到被贬海南，被贬之人，也会如丧考妣。
在陆游后来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很多大臣，在被贬海南的时候，临别之际，全家人嚎啕大哭，被贬者更是流涕哽咽，自己写了挽词，然后凄凄惨惨戚戚地挥别离开，走向遥远的天边。那种凄伤的样子，仿佛不是遭贬谪，而是一去不返。甚至有人发之为诗道：“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可是，苏轼接到圣旨，却是一个例外，他微微一笑，挥别而去。
朝廷当时的执政者是章惇。当年，年轻的章惇白衣飘飘，初来京师的时候，“年少美丰姿”，风度潇洒，下笔千言，翰墨芳香伴着桂花香，飘洒在汴京城。此时，苏轼亦在京师，初登文坛，名动一时。二人为一时俊秀，成为清明上河里的一道风景，也成为挚友。史书记载，一次，两人联袂同游仙游潭。仙游潭峭壁如削，下临绝壁，只有一根树木横在其中。章惇让苏轼过去，苏轼害怕，怎么也不敢过去。章惇一笑，面色不改，缓步而过，如行平地。到了那边崖边，扯着枯藤，抓着树枝，溜下绝壁，在石壁上写下一行字：“苏轼、章惇来。”等到回到苏轼身边，他竟然脸色不变，一如平常。苏轼拍着他的肩膀笑着道：“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询问原因，苏轼分析：“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听了，哈哈大笑。苏轼说罢，也哈哈大笑。
他以为，这只是朋友间的笑话，挥手烟云，从此逝去。谁知，几十年后，这话不幸被言中了，章惇被任用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咬着牙，举起捏惯了毛锥的手，拿着刀子，准备杀人。他要杀的人，谁也想不到，竟是昔日好友苏轼。
章惇为什么如此仇视苏轼？史书上说，是新旧派的斗争，水火不容：苏轼是旧派，平日饮茶之余，拿起笔，写写诗，批评一下新政的不便。过去，乌台诗案就是为此发生。章惇毫无疑问是新派中坚，秋后算账。可是，在宋朝，政治斗争也仅仅是打败对手，很少有谁想要对方的命。当年真宗一朝的宰相丁渭，和一代名相寇准，算得生死政敌。丁渭执政，对付寇准的时候，也仅仅将他贬谪到雷州半岛，担任司户参军。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货真价实的政敌，王安石也仅仅一笑，挥挥手，让司马老夫子去洛阳乘凉，闲暇时，写写他的《资治通鉴》，完成他著书立说的心愿。
说白了，章淳打击苏轼，已远远脱离了政敌间的斗争。
他以苏轼担任翰林学士时，文章中有贬低先皇帝为借口，必欲置之死地的更深层原因，是妒忌。如果，章淳无才，也还罢了，偏偏他有才；如果，他的才能超过苏轼也就好了，可偏偏又不如。这对于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内伤，那种痛苦说不出，可又无时无刻不在咬啮着自己的灵魂。这个时间不短，几乎贯穿了他认识苏轼之后的大半生。
现在好了，他终于可以祓除自己内心的毒蛊了。
朋友修理朋友，是最为得心应手的，因为，他知道朋友的软肋在哪儿，便于插刀子，致死命。
苏轼和弟弟苏辙关系最好，属于兄弟，又属于文友。
章惇下了个文件，让苏辙“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至于苏轼，“贬琼州别驾，居昌化”，也就是“故儋耳地”。这样，让兄弟俩隔着一条海峡望着，相望难相见。
妒忌之心，至此极矣。
苏轼在雷州，见过自己的弟弟，然后，在朝廷官差的一再催促下，在自己小儿子苏过的陪伴下，坐着一只船，借一帆风飘过海峡，走向海南。
为什么一般官员到了海南，如此痛苦，甚至大多死在海南？细想起来，大概有自然的原因，有生理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
自然方面，海南与中原，间关万里，波涛兼天，十分难行。当时这座美丽的岛屿，不像今日，还远未得到开发，以至于丛莽横生，瘴气弥漫，天风海雨，时时来袭，用史志上的话说，“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正是由于这样，使得“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
当然，生理上的千里奔波，水土不服，也是一个方面。
最主要的是心理原因，天海空阔，遥遥无际，对故土的极度思念，对自身遭遇不公的愤懑，还有前人对海南的畏途心理，都时时咬啮着贬谪者的心，连唐朝一代名相李德裕，被贬海南时，犹自登高叹息，泪下沾衣道：“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更何况他人？
如此以来，三管齐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生命，如何熬受得了？
可是，苏轼不同于他们。
他的性情，和韩愈极为相似。韩愈当年，一封朝奏，夕贬潮州，女儿横死，前途渺茫，甚至对自己侄孙韩湘发出了“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哀叹。可是，到了潮州这片大唐的蛮荒之地，他却马上走出孤独和苦闷，突围而出，站在了一个新的人生制高点上。因为，在这儿，他找到了人生的走向，在当地修水利，办教育，让潮州一时风化大开，翰墨之气流洒，以至于后人来此，长声赞叹：“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
中国读书人有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几乎成为儒林圭臬，成为每一个磨穿铁砚者的人生准则。可是，也有部分读书人则打破其藩篱，走出一条全新的路。
韩愈就是这样的人。
而在宋朝，苏轼也是如此。
到了海南，不久，苏轼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立脚点。他是一个喜欢奖掖后进的人，苏门四学士，成为历史文坛的一方风景，是和他的教诲分不开的。
在海南，他发现，这儿的人不读书，性情暴烈，一语不合，刀剑相向，即如后来的《琼州府志》记载：“此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他想，不读书怎么行啊？只有读书，才能知礼，才能知义，才能温文尔雅。
他认为，尤其孩子，必须读书。
于是，他租借朋友名为“载酒堂”的房子，办了学堂。
于是，一幅史书上绝无仅有的画面出现了：一个横绝古今的大文豪，带着一群孩子，每天读着文章，练习书法。当地居民笑着，在他们想来，孩子顽皮，有这个老头带着，还是蛮不错的。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奢侈的教育：一个横绝古今的宗师，带着一群孩子读书；一个中国一流的书法家，在培养一群孩子练字；一个湖州派大画家，在教孩子们画画。
历史上，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被儋州学子享受。
后来，谈到此事，人们赞颂：“琼州人文之胜实自公启之。”正是因为苏子的到来，才在儋州播撒下文化的种子，让这儿的百姓和文字接轨，和文明握手。
苏轼来到海南，对天涯海角的文化，起着开启之功。他在这儿仅仅住了三年。三年，一千多个日月，可是，海南百姓，从此告别蒙昧，告别原始，一步一步走进竹青汗简的世界，走入文采风流的时代。
海南的文人代表姜唐佐，就是其中一例。他是苏轼悉心教导出来的文化人，是海南著名文人，也是宋朝著名学者。
对于他的文笔，苏轼不吝赞许，评论其文章，“文气雄伟磊落，倏忽变化”；赞叹他的行事“气和而言遒，有中州人士之风。”
为了鼓励他参加科考，在离开海南时，面对赶来相送的姜唐佐，他写下一联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诗歌言外之意，大海是隔不断海南和中原的文脉相连之气的，将来，你科考一定会成功，会打破海南科举的零记录。而且，他很笃定地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可惜的是，姜唐佐考中举人，渡海相访时，苏轼已经作古。
不过，他撒下的种子，已经发芽，已经开花。
苏轼死后两年，姜唐佐遇见苏辙，谈到自己老师的希望，苏辙也老泪纵横，铺纸蘸墨，替自己哥哥完成了心愿，在此联基础上，连缀成章道：“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今天，回顾千年，想象中，总有一个老人，竹笠芒鞋，行走在海南山水间，行走在斜阳余晖中，身影模糊而高大，形象朦胧而清晰。
东坡居士“标琼海之先声”，言之不虚。
东坡来到儋州，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很苦，内心却很平静，“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没有住处，“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为他在桄榔林建造了房子，取名“桄榔庵”。他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又有了住处，又可以芭蕉听雨，月夜写诗了。为此，特意招待大家，自己喝醉了，头巾歪斜地在前面走，当地小孩在后面学着，他在诗里写其情景道：“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在他的耳中，当地的方言如此亲切悦耳；这儿的小孩，如此地天真可爱。
一个心怀大善的人，无论走在哪里，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美好的，都是一幅和谐的风俗图景。
在新屋里，苏轼考虑着，怎么让当地人用上墨。
他想，这儿松树很多，烧了后，就是最好的松烟墨啊，就能写字了。苏轼是个想到就做的人，于是，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就带着儿子砍了松枝，拖拉回来，烧得黑烟滚滚，开始治墨。夫子治墨技术显然不过关，烟熏火燎，咳咳不已。最糟糕的一次，一不小心，发生了火灾，老夫子的几间屋子，顿时化为乌有。
他在儿子扶持下逃出来，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父子俩在对方一脸黑烟里，看到了乐趣，呵呵大笑起来。
好在，屋子里没什么东西。
几天后，大家再次给盖了房子。
海南是海岛，四面环海，大家用椰瓢在池塘舀水饮用，水质浑浊，殊无清亮甘甜之韵，相反，极为苦涩。东坡到来，告诉大家，打井饮水啊。在他的劝说引导下，大家跟着这个花甲之年的老头，开始打井。终于，一口清亮的井出现了，白亮亮的水，能够照见人的影子。大家汲水而饮，一片甘醇，一片清凉，一时，载歌载舞。
弹指千年，云烟散尽。而今，再来海南，此井犹在，苍苔斑驳。旁边立着一块碑，上书“东坡井”。可是，那个老人早已化为一只白鹤，飞入历史的深处，成为一曲人生的绝唱了。
很多人来，希望喝一口东坡井的水。
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喝此井水，何如做东坡这样的人。范仲淹当年，在《岳阳楼记》里曾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苏轼做的更为彻底，更为到位。
海南居民当时不善农耕，逐猎之外，就是栽种沉香树，增加经济收入，以至于所产粮食，填不饱肚子，“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
东坡见了，非常着急，用他自己的话说，“余既哀之”。他特意布衣草鞋，走在阡陌田野间，和农夫农妇聊天，劝告他们，多种粮食，“天不假易，亦不汝匮。春无遗勤，秋有厚冀。云举雨决，妇姑毕至。我良孝爱，袒跣何愧。”人，只有勤劳，才有收获，到时，粮食丰收，大家一起收割，欢声笑语，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他甚至勾画出丰收后的幸福生活，如诗如画道：“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到时，粮食满仓，酿酒之后，可以祭祀谷神，人人举杯，个个醉饮，其乐陶陶。
他甚至苦口婆心地劝告，“听我苦言，其福永久。”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当地百姓，改变了生活习惯，开始了农耕生活，家家户户，牧牛耕地，畲田烧荒，山歌阵阵，笑声隐隐，以至于海南出现了“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的农家美景。
这，是海南的进步。
这，是东坡的功绩。
东坡之前，很多士子，一直以蛮荒之地看待海南；一直以化外之人，看待海南居民。苏轼是其中的一个异数，是个例外。
苏轼去海南，最大的贡献，很多人认为，是带去了文墨风韵，带去了诗词歌赋，以及改变了这儿的风俗习气、生活习惯。
这些，都是次要的。
东坡最大的贡献，是他抛弃了其他士大夫短见的眼光，抛弃了一种几千年不变的老眼光，真正走入了海南。他宽衣薄袖，微笑着走入这些海南人家，和他们聊天，喝酒，吟诗。他甚至在诗里道：“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由此可见，他将自己充分融入到了海南百姓中。
他是中原最为著名的文人，以至人言，“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
他又是中国几千年里绝无仅有的文化大家。
他的一言一行，毫无疑问，对当时，还有后世的观点，都有着深刻影响的。宋朝之后，处罚官员时，几乎再无贬谪海南的现象；也再无官员视去海南为畏途了。海南，在大家的眼中，也不再是天边，不再是蛮荒之地。这儿的人，亦不再是粗野之人了，相反，很可爱。用今天的话说，东坡先生成了海南在中原最好的代言人，他凭借自己的人脉、文化、人品，还有诗文，让中原人知道了海南，认识了海南，理解了海南。
东坡更是让海南人认识了自己，找到了自信。
可以说，过去的海南，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当地居民的心理，很可能这样想，既然中原人认为我们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这样吧。苏夫子去后，尽管十分赞赏当地淳朴风情，可是，也在文字里批评他们有些“逸谚戏侮，博弈顽鄙”的缺点。
是苏轼的到来，是苏轼的一派蔼然，让当地居民突然认识到，他们和中原士子之间，距离竟然那么近，甚至触手可及。换言之，圣人是人，他们也是人，他们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做的比圣人更好，更美。既然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努力，不向文明靠拢？于是，他们开始奋起，开始向着文明和文化发起冲锋。
这是一方人情浓厚的土地，这儿生活着一群精力充沛的人，他们以前可能还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如坐在封闭的屋子里一般。现在，有一个老头，还是非常著名的老头，打开房门，对他们说，走，跟着我，向前面鲜花盛开的地方前进。
他们就走了，而且，走得决绝，走得激情飞扬，竟然走出连苏轼也想象不到的辉煌。以后，这儿走出海瑞、丘浚、王佐……他们一个个成为历史的一座高峰，一座里程碑。
同时，苏轼也让海南人认识了中原人，并深入到中原人的精神世界。过去被贬谪的官员，总是带着一种冷冰冰的脸色，带着一种难以接近的样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人，虽和他们在一起，灵魂，却永远隔离着。现在，苏夫子来了，走入他们中间，和他们仿佛一家。他们从这个脸带微笑的老头身上，知道了中原人的性情，他们善良、忠厚、文采潇洒。他们中的一些精英，从未用一种怪异的、鄙视的眼光看待他们，相反，而是微笑着和他们相处。
海南人，从此一步步走向中原文化。
苏轼，也一步步走进海南。
他的一首诗，很能凸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诗歌道：“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由于中原的船不能过海，没有俸禄，他半个月都没有吃饱，没有喝醉，不过，明天邻居就要祭祀了，祭祀后，一定会送来酒肉的。老夫子早已馋虫拱动，在等着这些了。诗歌中，再现了老人的天真，更显现出他和海南百姓的亲密无间。
回归中原后，有人曾请教，海南风情如何。
老人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苏轼在海南的儋州一共生活了三年，1100年五月，他接到圣旨，回京任职，留恋不舍地离开这儿，带着儿子，坐着一只船，飘过海峡，向中原走去。
三年儋州贬谪生活，他在这儿留下诗歌文化，留下东坡井，留下一处处古迹，还有一个个文坛典故，也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三年儋州，对他而言，如同一次畅游。
很多人当年被贬海南，心情痛苦，水土不服，从而老死海南。可苏轼回来的时候，依旧风神潇洒，长须飘飘。
他始终带着一种快乐的心境，走在海南的山水间，深入海南的生活里，欣赏着海南，赞颂着海南。儋州有种名叫牡蛎的贝类，洗净水煮后，加了作料，味道很美。父子俩大快朵颐，吃完后，苏轼庄重地告诉苏过，“勿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
他也始终带着一种有为之心，行走在海南的里巷百姓中，行走在阡陌上，为这一方土地的百姓贡献着自己的智慧，还有自己的力量。今天，这儿还有东坡的雕像，戴着一顶斗笠，穿着粗布衣服，拄着竹杖，向前走着，仿佛仍走在千年前海南的民间小路上，走在阡阡陌陌上。
在海南，苏轼走成了一座碑。
在海南，苏轼走成了永恒。
（作者简介：余显斌，《读者》《意林》《格言》等签约作家，至今出版文集十七本，写作至今，在几百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三千余篇文章，《父亲和老黄》等五百余篇文章在各级征文中获奖，《知音》等百篇文章被高考、会考、中考及各种考试选为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