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读书人

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1938年1月，梁漱溟去河南、山西游历，名义上是视察防务，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他越过渭河，坐着牛车穿越黄土高原。

随从问他：“我们要去哪儿？”

梁漱溟：“延安。”

延安，那是毛泽东和中共所在的地方。当时抗战正酣，梁漱溟先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和中共领导人举行会晤。

接着，他参观了中共领导下延安军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完全被震撼了。深深为当地那种崭新的气象所吸引，所感染。

“在极苦的物资环境里，那里的气象的确是活泼，是发扬。”最令他感动的，是所有人的乐观，朝气蓬勃。虽苦亦乐，苦中作乐，乐以忘忧。各项人等，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

人人都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是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爱唱歌，爱开会，便是他们当中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人们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忘记。”

梁漱溟心中，甚至觉得，延安乃另一个天地。精神、物质，富足无缺。

于是，他便把自己的外甥邹晓青留在了延安。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梁漱溟前排右二

在延安期间，梁漱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毛泽东举行了会谈，堪称孔夫子与马克思的对话。

会谈一般从晚饭后开始，梁漱溟喝茶，毛泽东喝酒；梁漱溟正襟危坐，缓缓发表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抽着烟，挥斥方遒，很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味道。

梁漱溟是新儒家，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洲的社会结构不一样，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以伦理为纽结的熟人社会。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不能革命，只能温和地改革。

毛泽东完全持相反的意见，他一向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扫除一切障碍，彻底革命，才能重新建立新大厦。

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马克思，看来很难调和。于是，双方便都按照各自的理想奋斗了下去。梁漱溟事后回忆这番会谈，称赞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虽有争辩，而心中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天都可以舒服地回去。”

那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个人都会这个国家怀抱极其大的热枕，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努力奋斗。

梁漱溟离开延安之后，即回到战后，投入到抗战后方改善兵役的运动中。

梁漱溟在当时的中国，是出了名的农村问题专家，而农村是抗战兵源的最大来源地。但由于当时问题迭出，导致一方面国家得不到好的兵源，另一方面，农村也因为暴力征兵而饱受困厄。

梁漱溟开始着手操盘这件事。一开始，改善兵役运动进展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四川反对，这项运动也没法开展下去，最终，梁漱溟的兵役实施协进会被蒋介石下令解散。梁漱溟来不及慨叹自己的成果毁之一旦，立马又马不停蹄体投入到抗日战后中，维系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

梁漱溟研究儒学时，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求自己。”他的家训是：“不谋衣食，不顾自己，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一生都在奔波，却从未为自己之私利而奔波。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常说：“父亲经常过年不回家，后来受到来信，他说：'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心恻恻焉。’”

“夫士者，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万民兴亡为所求。”

梁漱溟堪当此誉。

梁漱溟手稿

士者，仁而不忧，乐知天命

梁漱溟从小心思敏感，常常惆怅，后来看《论语》，看到孔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开始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人生究竟为何活着；其二，中国及其文化将要何去何从。

梁漱溟此后坚信，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后者，他在《东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谈到：“概而言之，世界文化的复兴，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故而梁漱溟一改往日愁容，乐知天命后，仁者无忧，认为老天派自己下来是有使命的，老天爷不会让自己轻易死掉的。

1939年，梁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好几次碰到日伪军扫荡，其实当时情势很危险，但梁漱溟骑着马，慢慢走，不急不躁，“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奔驱。”果然转危为安。

后来，又到了一个小村庄。梁漱溟他们走累了，想去村子里找几户人家讨点东西来吃，突然枪声大作，满满的敌军围上来。梁漱溟一行人只好逃到后面的山洞里，没想到洞里人已经满了，便躲到另外一个山洞，但此山洞更加暴露于敌前，梁漱溟没有思虑过多，直接钻了进去。

结果，“三两敌人前来搜索，两次经过洞口，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后在香港，梁漱溟为抗日筹集物资，也历经险象，他和同伴乘坐三艘船，他一艘，同伴一艘，装运珍贵药品的船一艘，结果在从香港到内陆的过程中，其它两艘船都出事儿了，只有梁漱溟的那艘船，安然无恙。

梁漱溟说：“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他就像台风中心，即使其它地方已经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

1916年倒袁世凯运动后，梁漱溟（右一）与同事合影

这样的经历，让梁漱溟更加坚信自己的使命，也更加肆无忌惮地放开手去工作。有一次，在桂林，梁漱溟好友袁鸿寿先生请他吃饭，饭后在树下聊天。谁知，敌机突来，警报陡响，袁鸿寿大惊失色，慌忙找洞口去躲，唯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让袁跟在他身边，继续聊天。

敌机远去，炸弹都在旁边爆炸，二人毫发无伤。在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8个月，调查民情，搜集情报，境况十分凶险，梁漱溟每每都能全身而退。

同行之人莫不钦佩梁漱溟的镇定自若，“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真了不起，若无其事。”

不仅遇到危险能化险为夷，梁漱溟同样坚信疾病不会找上自己：“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于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但这种坦然安定，却并非常人可及。

梁漱溟说：“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在他看来，如若一个人只顾自己享乐，那么他死了也就死了，世间少了一个享乐之人而已，如果一个人顾全一家，一样，死了也就死了，无非是一个家庭破裂，但他梁漱溟“不谋衣食，不顾家室”，全然勤勤恳恳，为国为民。

如他所言“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他坚信，只要天不亡中国，天就不会亡他。此话殊实狂妄，但狂妄的背后，确实一颗强大的心灵，他坚信自己有要完成的使命，即是复兴中华文化，他这一生，也在孜孜不倦而为之努力。

梁漱溟手稿

士者，庙堂江湖，皆忧其民

梁漱溟一生做过最伟大的事情，是他轰轰烈烈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

1917年，梁漱溟去北大教书。他的父亲，梁济在60岁大寿前夕，突然投湖自尽，留下一封《敬告世人书》：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漱溟深受震动，在学校里教书，虽可以知识救国，但一个人的力量在校园里究竟是过于弱小，而他血性尚存，又怎甘心于做个教书先生。梁漱溟遍寻救国之道，苦心研究西方诸国之政体，最终认为，议会政体，乃是救中国之最佳办法，而西方社会能够最终确立此种政体，正是因为其民众民智已开，有非常优秀的民主参政习惯，而中国广大民众，并不具备。

所以梁漱溟要做的第一件事：唤醒民众，广开民智。

1927年，31岁的梁漱溟辞去北大教授，用毕生精力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运动。

1921年，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老宅内，梁漱溟和黄靖贤新婚合影

1931年，历经4年失败之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学校：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梁漱溟从每个县招收10人，共270人。具体教学方法就是，实践出真知，学员必须深入偏远山村，撰写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才能回校学习，并讨论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在梁漱溟心中，乡村建设研究院，一方面是教育机构，负责教育民众；一方面是管理机构，管理民众。

1932年，梁漱溟开始安排学院里的先生到各个乡村去讲学，开始农村讲学运动之先锋，他还自己亲自动手，编撰了很多教材，例如《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中华民族的故事》等等，开中国乡村教材之先。

除了教育，农业改良、公共卫生。梁漱溟所做之事，无所不包。“务必要使农民在思想上、教育上，有自我管理意识，农民必须代表自己。”

在那个战火纷乱的年代，有识之士皆在庙堂之上，或文或武，而梁漱溟却独树一帜，一头扎进中国最广阔的乡村地区，餐风饮露。

梁漱溟说自己：“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所谓大事，就是为国家谋未来，为民众谋福利，为民族谋崛起。

梁漱溟的学生们（除右一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

士者，不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

1946年，内战前夕，上海爆发10万余人士的浩大游行，要求停止内战，维持和平。

民主人士马叙伦等人前往南京情愿。

6月23日，他们才到南京火车站，刚刚下车时，便遇到一堆国民党当局策划的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们狂殴，马叙伦等人当即被打成重伤，史称下关惨案。

梁漱溟听说后，暴怒不已，“此次下关惨案，情节离奇，遐迩莫不惊异，并非全由下关之军警不得力，而突出为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

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严惩凶手，同时，“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证民众自由。”7月11日，下关惨案尚未血干，李公朴被暗杀，梁漱溟就再也坐不住了，即使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再好，这个时候，也跳出来演讲，痛斥国民党当局：

“现在的政治是这样的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特务手段来进行统治。”矛头直指蒋介石。

几天后，又传来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

梁漱溟当即以民盟秘书长的政治身份公开发表演讲：李、闻二先生都是文人、学者，假设这样的人都要赶尽杀绝，那就尽早收起宪政民主的鬼话，不要欺骗民众。”

有人劝梁漱溟，你就是一个书生，保全好自己就行啦，政治家的事情，管不了，就不要管。

梁漱溟怒不可遏：“我就是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族的人士都杀光。”

一个文人的铮铮铁骨，终于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挺立起来。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在山东济南合影

对国民党如此，对共产党也是如此，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

1953年，新中国政协常委会议讨论会上，梁漱溟觉得当时农民太辛苦，中共过度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便直接开口批判：“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城市里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农民生活依旧辛苦。”

这一发言被好事者总结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要向中共要“仁政”。

毛泽东听到极为不爽：“梁漱溟这种人简直没有一点功劳。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你说他有没有发展经济、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

梁漱溟面对毛泽东，丝毫不肯示弱，不服，要求发言，但会上几乎一边倒，攻击梁漱溟，甚至有人高喊：“梁漱溟滚下台来！”

后来，文革爆发，梁漱溟因为有过冲撞毛主席的行为，被红卫兵抄家，抄家被打耳光，但梁漱溟丝毫不气馁，仍然自尊自重，坚持着写自己的《人心与人生》：“这本书写不出来，我心不死。”

1968年，梁漱溟正在撰写的《人心与人生》手稿被红卫兵抢走，梁漱溟连续上书中央：“如不发换书稿，无异于宣告我的死亡。”好容易抢回书稿，梁漱溟又扎进写书中。整个60年代，70年代，梁漱溟苦中作乐，一边写书，一边太极，钻研西医与中医，日子清贫而充实。

时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就在政协会议上直言：“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就是治国不靠法治靠人治。”引得红卫兵怒火难平。

有人说，梁漱溟在文革期间失去很多东西，却唯独没有失去傲骨，他当初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就是怎么批评红卫兵的。

马一浮致梁漱溟的信

1973年，国内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控制》演讲，众人追问他“批林批孔”的态度。

梁漱溟昂首挺胸：“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

梁漱溟由此被红卫兵押起来批判，足足批判了半年，主持问：“你有何感想？”

梁漱溟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主持人勒令梁漱溟作解释。

梁漱溟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这个人杀掉，也无法夺掉！”

慨然傲骨，矢志永存。

梁漱溟不是一位简简单单的学者文人，他是真正的，在骨子里有儒家的脊梁，有中华民族的脊梁，不趋炎附势，不低头哈腰，只臣服于自己认可的真理。

你永远无法强迫这种人为奴，就像你永远无法通过无力强迫中华民族为奴一样，他是真正的中国精神。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八十年代梁漱溟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