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瑰宝,永祚寺《宝贤堂集古法帖》
古城古藏、斑斑凿痕、风雨琳琅。现存于太原永祚寺《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全国唯一保留原石的明代法帖。
这部在中国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王室巨制,它的诞生与明朝藩禁制度甚严,藩府韬光养晦求自保有着极大关系。
明弘治九年(1496年)深秋一日,金瓦红墙的紫禁城内,明孝宗朱祐樘打开写有“宝贤堂集古法帖”字样的镂精锦盒,检视着一部行格疏朗、墨色黝亮的拓本。
丘濬(文渊阁大学士)说:“晋王收藏精富,游心翰墨,企代际传承,世子朱奇源踵其父志而刻成,以循声著。”
朱祐樘说:“晋藩典籍详备,集古法帖,巨册不逊内府,存有成祖谓'我朝王羲之’沈度之书,并将国朝诸大儒宋克、解缙、胡广、张弼墨迹一同勒于石上,确是书林功德。”
古人认为“纸寿千年,金石永寿”,刊之金石是最好最持久的一种传播途径。十二卷的《宝贤堂集古法帖》,荟萃了魏晋以来如王羲之、智永等127位书家的宝翰。它的主人是晋王朱钟铉(系朱元璋四世孙、朱棡曾孙、朱美圭之子,谥为“庄”)。
朱钟铉通文博雅,仰仗晋王府岁禄足赐、万顷良田、财力雄厚,藏书、刻书如宏篇巨帙,“卷帙浩瀚,足可称冠诸藩。”
弘治二年(1489年)春日,此时的朱钟铉已就藩47年了,他想世子朱奇源已逾不惑之年,嗜墨成癖。于是诏来世子说:“宗室子孙学书须敬古、拟古、学古、厚古,王府所藏名帖甚多,堂奥勒于石上,王孙可广涉博采。”
不久,朱奇源让王府长史雷普邀来儒士参政王进,副使杨光溥,佥事胡汉、杨文卿,对所藏《淳化帖》《绛帖》《大观太清楼帖》及《宝晋斋》诸帖进行甄选。
素有雕镂铭刻的“铁笔”良工宋灏、刘瑀,藩府私藏品曾亲手翻刻,神韵与书家底本无异,藩王又旨令刊刻法帖。这年秋天,两人在晋藩养德书院里,一钩一画,双钩勒于石,镌于180块石上。
朱钟铉常常光顾养德书院,对最细微的笔画末端用匠心针凿都加以校勘,后撰写《宝贤堂集古法帖序》载记刊石脉络过程。
弘治九年(1496年),刊石之事经过七年,大功告成。
《宝贤堂集古法帖序》宗法丛帖,是极为全面的书法资源,震撼了整整一个时代,带动明中期书法走向浪漫主义风潮,使士大夫文人书家们意识到“取法高古,变古出新”,文征明、董其昌是受此思潮影响的代表人物。
明清鼎革,末代晋王被杀,晋王府经年所积蓄古籍善本荡然四出,毁裂焚弃已十之六七。后清军“精骑营”驻入晋王府故址。
书法自古是精英文化。清顺治十三年(1655年),崇儒重道的白如梅任山西巡抚,命人四处搜寻晋藩法帖遗石。太原知府宗彝也参与到极有价值的“抢救性”工作中,法帖宝物收回大半。
顺治十六年(1659年),宗彝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存入残帖。宗彝、王京乘增刻了跋石为记之。30年后,傅山等找来旧藏拓本,寻人摹刻,补刻所失的五十余块,刻石得以齐全,摹勒更为圆秀、遒媚和精湛。羿年,补刻齐全的《宝贤堂帖》石刻被移置于侯家巷三立书院。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太原知府李清钥文人兴致浓郁,其书体奔放横生、逸笔遄飞。他常沉醉在宝贤亭内体味笔走龙蛇的神韵,升腾起续刻“宝贤堂法帖”,影射宋明、清初书风流变的想法。
于是,李知府选取唐褚遂良,宋苏东坡、黄庭坚、赵孟頫、朱熹、明唐寅、文征明及清初董其昌、王铎、傅山等名家墨宝摹勒上石,书家作品风格恰好,清初官宦都相继研习书法。共四十八块,康熙五十七年刻毕(俗称《小宝贤堂》)。刻石积至一百四十多块。
时至光绪年间,晋阳书院(原“三立书院”)被巡警道署占用,无人爱惜。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时,大、小法帖迁至山西公署后院。
民国六年(1917年)时代巨变,在东缉虎营修建了专门纪念傅山的“傅公祠”,两套法帖由晋阳书院相继移置到了“傅公祠。”1920年11月,日本人佛教访查团来到傅公祠,六朝唐宋名家之碑幢艳羡,拓印了六块,甚是高兴。
日伪时期,郑裕孚(山西阳曲人,任过神池、和顺等六县知事,天津特别市政府科长)喜好收藏古书碑帖,再添刻石,增刻了撰书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叙》。
1980年,依照原拓本重新补刻了2块。2017年,又补刻6块。
“法帖是无声的,却更胜有声。”是现代人可真实触摸的明晋藩“历史物件”——《宝贤堂集古法帖》,于1980年悉数迁入人文之地永祚寺。法帖镶嵌入廊,置身于此仿佛是徘徊在纵贯千年的汉字走廊,可体味或恭正大气、或高峰坠石、或万岁枯藤,供人臆测、神往和摹写。
这几多辗转、经历不凡的书蕴法帖,与风铃悠扬的凌霄双塔和风姿绰约的紫霞仙牡丹将长相为伴。
卢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