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者：互联网时代，学问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人们获得知识越来越容易，包括传统文化和经典作品，绝大多数也能在网上找到为数众多的电子本和研究材料。与此同时，读者甚至是学者，习惯了碎片化地获取知识，却也很难有之前埋头钻研的心态了。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统文化与经典阅读，是比以前更好还是更坏？7月1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在思南公馆对谈，从学者角度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现在网上有各种版本的《论语》注本，要下载到电子版变成了十分便利的事情。
互联网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
汪涌豪和傅杰都不算是特别典型的互联网用户，但互联网对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改变也不可避免地浸透到他们的研究和生活之中。
傅杰认为“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他从学生、学者和普通读书人三个角度分享了自己体会到的这种好处。
首先，傅杰觉得，互联网的普及给学生找书提供了极大便利。傅杰在复旦大学有一门开了多年的课程：中文系的必修课《论语精读》。后来又开了一门选修课：钱锺书的《管锥编》精读。
“我刚开始上《论语精读》的时候得提前半年通知书店，下个学期我要开《论语精读》了，如果有一百个学生，就让他们进一百本杨伯峻《论语译注》。那时候国学不像今天这么热，《论语译注》也不是经常印的，书要买不到，图书馆几本很快就借完，其他的学生就要抓耳挠腮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管锥篇》更是如此，精读课涉及的文本并不多，但《管锥篇》却是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大部头，要学生每买一本很贵，但不买又无法正常开课。
而现在网上有各种版本的《论语》注本，要下载到电子版变成了十分便利的事情。“现在完全不存在之前的问题，我还要告诫学生，一开始读《论语》的时候不要目迷五色，盯住一本译注书就好。”
从学者角度，傅杰更能体会互联网带来的查阅资料方面的便利，他戏称为“从前像骑单车，有了互联网像坐高铁”。
他举了《四库全书》的例子。这套大型丛书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必备资料，但多经焚毁散轶，曾有一段时间，能看到《四库全书》，对学者是难得的研究条件，“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能写《四库提要辩证》，首先是学问好，第二，他是故宫博物院的，能看《四库全书》，别人有那个学问也没那个条件做他那个东西。”
但网络时代，四库全书已经被电子化，不仅每个人都能轻易看到，甚至有便捷的搜索功能，可以用关键字从中查到自己所需内容，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最后，从读书人的角度，傅杰觉得读书“可以任意挑选版本了”，“比如你是书法爱好者，练习写篆字，原来中华书局本子的字很小，现在有了互联网，版本很多，你还可以随意放大，看不清的可以反复看。”
《浅薄》探讨了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变得更浅薄还是更有深度这个问题。
没有知识分子，只有知道分子
汪永豪承认互联网带给人的好处不言而喻，但从深阅读的角度，他认为“互联网这个东西很坏”。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抱着手机刷屏已经成了年轻人主要的阅读方式，碎片化阅读取代严肃阅读成为主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2016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人均读书量7.86本，比前几年略有提高。
“但我想，扣除心灵鸡汤、营销文字、成功学，每个人一年读多少书，大家最清楚。”互联网发达以后，如今手机阅读超过60%，数字化阅读接近70%，而纸面阅读只剩下40%。汪永豪说，移动阅读造成泛滥阅读、轻阅读的状况，是每个人都体会到的。汪永豪说。
他特意提出美国记者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书中的观点：互联网对人毒化是根本性的。
“本来你在内容里面潜水，你深深地进入到文本当中，你与它共呼吸、同命运，又深深地感动。现在你只是在字面上滑行，根本进不去。互联网改变了你的记忆程序，改变了你的神经线路，以至于你觉得再看《追忆似水年华》太长，再看《战争与和平》太不能接受了。”
汪永豪认为，人在读书中研究自主获得的记忆是人脑的“原始硬盘”，但现在大家都不去调动自己的原始硬盘，而是习惯了“内事不决问度娘，外事不决问Google”。这样获得的知识大体不错，但都只是皮毛，都是讯息。
“讯息要经过整理才能成为知识，知识经过反思、解构才能成为思想。互联网为什么浅薄，就是因为它至多提供给你一点知识，它毫无思想，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很多‘知道分子’，却没有‘知识分子’。”
钱锺书在《宋词选注》里考证“春风又绿江南岸”，提到唐人早就把“绿”词做动词用，并举了四个例子说明。“但是有人从互联网一查，轻易挑出十几个例子，比钱先生要多得多。”
要警惕互联网带来的功利性学术思维
任何新兴事物的产生都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这样对人们现实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物更是如此。
傅杰也承认，从内心深处来讲，互联网从查阅资料这些工具性的方面，给学者研究带来的裨益极大，但与此同时，“现在占据的材料越来越多，但消化的功夫、融会贯通的功夫势必越来越少。”
“古人是抄书慢慢变成读书。” 傅杰时常提醒学生，出声地读十遍《史记》，和看十遍《史记》，效果完全不同，“有了朗读基础，一般标点不会标错，因为基本的语感就在那里。我的老师这一辈一再告诫，你得读，一定得出声地读，慢慢我们就变成查，从背、抄到读、看，但慢慢就是互联网上查了，现在我们连查都不查了，现在听了。”
这样的“轻阅读”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现在的“国学热”。但傅杰觉得这样“大家都谈点国学”的状况是很功利的，很多人并不一定懂《论语》《孟子》，甚至根本没有看过原著，但谈一点似是而非的国学却很有用，“在饭桌上你就可以谈老子怎么说，孔子怎么说。”
“这种心态和这种形式上，我觉得互联网都给我们带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从一个传统读书人的角度来说是万劫不复的。”
在学术圈，也不乏这种互联网阅读带来的功利性阅读。钱锺书在《宋词选注》里考证“春风又绿江南岸”，提到唐人早就把“绿”词做动词用，并举了四个例子说明。
“一般我们研究宋诗都没看那么多，觉得太佩服了，但是有人从互联网一查，轻易挑出十几个例子，比钱先生要多得多。互联网的好处是这样的，一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更丰富的材料，二是甚至可以纠正前人的错误，第三个坏处有的时候会带来现代学者的‘虚教’。”
傅杰感慨，现在已经有人提出，现在的历史学家，通过互联网掌握的史料可以是吕思勉、陈寅恪这些历史学家的一百倍。“问题是这一百倍你做出来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在这种情况尤其要预防虚教，另外在这种虚教的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之下，学问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出书太容易了。”
他举例说以前的学者如邓广铭做辛弃疾研究，用了一辈子时间，先编年谱，再注他的词，一首一首考证清楚。而现在的年轻学者，选一个比辛弃疾还著名的宋代人集子，比靠着互联网马上有注，一注出来以后马上就出书。
“但邓先生辛弃疾的注，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地方。现在学者注出来我都知道，或者是我查得到的。我不知道的，想知道一下的，他不注，因为他也查不到。”
傅杰觉得，这就是互联网便利条件下带来的极大弊端，学者更追求著作傍身，靠互联网材料的便利堆积出书，而忽略了真正的学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学问越来越不值钱，“推而广之，关于历史、文学、哲学的很多论著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书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但书读起来的味道越来越差。都是不需要读的，最值得读的还有陈寅恪的书、钱穆的书、钱锺书的书。”
傅杰说，自己和汪永豪还算是从小认真读书读上来的一辈人，而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一日千里，“20年前根本想不到世界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从自己的角度，20年后再发展下去，将会对传统学术、传统读书人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其实是很悲观的，甚至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