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 酒热深杯细细斟
抗战爆发后，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接到了叔父叶恭绰的一封信，说老家闹分家风波，小妾潘氏无知，别把保管的国之重宝毛公鼎给卖了，嘱托道：“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叶公超不敢怠慢，火速赶到上海。
潘氏争夺家产计划受挫，一怒之下向日本宪兵告了密，多亏叶公超提前一步将毛公鼎藏了起来。在随后的突击搜查中，日本宪兵只搜出了大量的字画和两把手枪，日本人当即以间谍罪逮捕了叶公超。叶公超被关监狱四十九天，经历了七次提审，两次鞭刑、水刑，硬是咬牙挺了过来。最后，还是家人仿造了一个赝品，加上重金具结保释，叶公超方才摆脱牢狱。
经此事件，回到重庆的叶公超再也没有心思去大学教书了，在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鼓动下，他毅然决然投笔从政，凭借优秀的外语能力做起了外交官。“毛公鼎事件”成为叶公超一生的转折点。
1904年10月20日，叶公超出生于江西九江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四岁丧母，父亦早逝，自幼由叔父叶恭绰抚养。叶恭绰官至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家境优渥。天资聪颖的叶公超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十三岁时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十六岁时，叶公超参加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参加游行、演讲，十分活跃。家人非常担忧，没等毕业就把他送到了美国留学。
留洋期间，叶公超辗转美、英、法等国，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了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同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诗人艾略特成了好伙伴。由于留学，后来，他和徐志摩等都成了新月派的主将，他主要介绍一些英美诗人，影响很大。
1926年秋，叶公超初掌教鞭，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比当年胡适还年轻四岁。叶公超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废名、一个是梁遇春，前者大他四岁，后者小他两岁。叶公超虽然年轻，学问却大，让人不得不服。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语，简直令学生流连忘返，下课后学生还簇拥着他。
据季羡林回忆，叶公超在北大上课的时候几乎从不讲解，一上来就让学生由左到右依次读课文，读到一个阶段就大喝一声：“stop（停）！”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继续往下念。如果有人提问题，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有同学嘟囔说：“《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到。”叶公超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据说，作为教师的叶公超曾和一个美国人做邻居。美国小孩很淘气，经常跳过墙头来骚扰他。叶公超不堪其扰，出面制止。美国“熊孩子”不仅不听，还口出脏话。叶公超奋起反击，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正在兴头上，“熊孩子”的父亲走了出来，只听见叶公超正大骂：“I’ll g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头上）”家长听了这句话，不怒反笑，问道：“你这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好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叶公超曾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咒骂人的话学会才算彻底。”
他的英语肯定是学得彻底了。20世纪50年代，有人问朱光潜，中国人里谁的英文最好。朱光潜想了想说：“可能是叶公超。”
据传，钱锺书曾说西南联大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虽然后来钱锺书夫人杨绛予以否认，但是“叶公超太懒”是公论。当年胡适曾让叶公超和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合译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结果叶公超一本也没译，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1949年到了台湾后，叶公超先后担任国民党台湾当局“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风格依旧不改，在任上公然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出使”美国的时候，不用讲稿，即席发言，出口成章，讲毕全场欢迎，历时数分钟不息。有外国专家评论，说叶公超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其演讲能力唯有温斯顿·丘吉尔可以媲美。
好友叶明勋曾说：“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风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叶公超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放不下文人的傲气和身段。他自己也知道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1954年，他曾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
官场上，他不仅和顶头上司陈诚不和，也从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
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外蒙古入会案。蒋介石坚持早在1946年就反对外蒙脱中，所以台湾地区的地理书里一直都涵括外蒙。叶公超觉得当时台湾当局的“外交”处境艰难，自作主张地投了赞成票。他不仅不听蒋介石的指示，还声称：“他懂什么'外交’，连问题都搞不清楚！”蒋介石勃然大怒，急召他回台，罢免了他的“驻美大使”，从此将他打入冷宫。
有记者问他的感想，他愤怒地说：“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找他！”罢黜之后，走动都有特务监视。他曾到台师大兼任教授，还是讲他的老本行英美现代诗，不久有关部门就向学校施加压力，叶公超勉强教了一个学期就匆匆收场了。
晚年叶公超
晚年的叶公超不仅在官场失意，在情场上也是一败涂地。他的夫人袁永熹清绝而又有个性，但唯有她受得了叶公超的脾气。一次，吴宓去叶公超家蹭饭，叶公超因为饭菜不合胃口而大发脾气。袁永熹冷眼等他发完脾气才一字一顿地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胃口，我有责任。但是，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袁永熹虽然受得了他的脾气，但是受不了他的花心。叶公超曾与堂妹发生了一段情，袁永熹一怒之下和丈夫疏远了，去美国加州大学做一名物理学研究员，一去多年，除非必要，基本不和叶公超联系，婚姻关系名存实亡。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因心脏病去世，袁永熹并没有赶回来告别，只是以未亡人的身份献了一副挽联：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陈香梅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但叶公超有贼心没有贼胆，作为公众人物，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台湾黄湜说：“叶先生不比常人，因声名过大，温泉试浴既不可能，新潮理发又不能有，即使有红粉知己添香伴读亦不为过。”
叶公超说：“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晚年因被罢黜幽居，所以写竹的时候多，绘兰的时候少。临死前，他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烟波江上一翁》说：“那个老头就是我。”画上的题字是他最喜爱的诗：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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