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双元革命”：解读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
15世纪末到16世纪，欧洲人为了探寻新的贸易路线，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好望角抵达亚洲的新航线，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并初步将全球各地区连为一体，形成了世界秩序的雏形。
到了18世纪下半叶，欧洲爆发了两场影响深远的革命，进一步推动了欧洲乃至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两场革命分别是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1789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这两场革命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却都摧毁了各自国家原有的社会秩序。同时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巨大的扩散效应，后来波及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
大航海时代：两场革命的历史渊源
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它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制度模式，促使这两个国家率先步入到一种更为先进、高效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中，领先于其他国家。在英国和法国降维打击的压力面前，其他欧洲国家也被迫陆续跟进，逐渐演化成为全新的近现代欧洲秩序体系。那么导致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其实与大航海时代密切相关，因为大航海远洋贸易和殖民带来了巨额财富，促使既有体系出现利益不均衡。
其中英国在大航海时期获益最多的是商人群体和经商的新贵族，而法国在海外贸易中获益最多的却是国王。因此从大航海时代孕育而出的这两场革命也就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英国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而在法国发生的则是政治革命。之所以大航海时期，英法两国新的利益均衡出现差异，其背后也是有很深的历史背景的。经过英法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以后的英国，国内可以对君主构成严峻挑战的大贵族势力损耗殆尽，这使得中小贵族必须联合起来与国王博弈，才能达成一种权力均衡。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威廉三世签署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从此议会制度逐渐走向成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聚合过程，这就导致英国君主在力量上不足以压制整个社会，社会力量的强大、尤其是商人群体的发展促使英国经济非常有活力。这才是大航海时期，英国商人群体和经商新贵族能够获益丰硕的原因，也是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历史渊源。
与英国相比，法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曾长期处于劣势，这是因为中世纪的法国长期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国王的直属领地只有巴黎和奥尔良两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圣女贞德曾协助奥尔良军民摆脱了英军的包围，这其中就有奥尔良是国王直属领地，所以不会像法国其他地区那般轻易向英国投降的原因。巴黎和奥尔良并不接壤，当时的法王甚至不敢轻易往来于两地，就是担心途中被大贵族绑票，那样就必须支付一大笔赎金。英法百年战争的胜利，极大的凝聚了法兰西民族的情怀，但法国内部大贵族割据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法王的领地甚至比一些大贵族还要小，财政和军事实力落入下风，无法打击他们。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财富形式，商人们并不需要占领土地就可以聚拢起巨额财富。于是法王开始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从商人那里贷款，去瑞士雇佣大量雇佣兵，终于有能力击败大贵族领主们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双方反复拉锯了差不多一百年时间以后，到了17世纪下半叶，也就是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终于结束了格局状态。差不多同时期，英国也度过了光荣革命。
不同于英国从封建割据到统一、自下而上的聚合过程，法国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征服过程。这期间锻造出了法国强大的军队，国王也因此获得了针对国内社会秩序强大的压制能力。法国社会精英、尤其是资产阶级长期受到官府压制，必定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欲望，最终在政治层面迸发出大革命的火花。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虽然外显形式截然不同，但却具有同一根源，那就是大航海时期造成国内新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并由此影响到各自国内政治力量格局。
制度化优势：两场革命的历史结晶
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于经济层面，而法国大革命则是政治层面的变革，但它们对当时的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和法国各自获得了针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制度优势，能够对别国形成降维打击。在此之前的欧洲传统社会秩序中，政府并不需要考虑民众就业失业、产业发展等问题，也没能力动员大量民众参军、养活那么多脱产者。但这两场革命之后，英法两国均出现了许多制度化特征，开始追去经济层面和国家管理层面的效率问题，通过设立一套制度办法来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
英国方面，在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制度化主要体现在工厂制度上。工厂组织结构是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模式。早期的手工作坊并不追求大规模生产，这在工厂制度建立以后发生了改变。工人们不再需要像原先的学徒那样将师傅的手艺全部学会，只需要在特定工序重复固定机械动作就可以了。因此，工业的管理规则也发生了变化，一切以效率为先。在工业革命中，追求经济高效的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是相得益彰的。高效的工厂制度需要更高效的技术发明、高效的发明需要工厂制度的运用。最终在制度化工厂面前，传统手工作坊完全没有办法与之竞争，英国也因此具备了针对其他国家经济层面的降维打击能力。
实际上随着全球贸易的深入发展，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人财富呈现指数级上升，支持战争的财政能力（英国当时的金融制度、技术专利制度、征税制度均获得进一步发展）和支持战争的技术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如此，由于国家竞争规则的变化，英国在军事竞争之外也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工业革命，否则将永远被英国压制。不仅是英国，法国当时也出现了制度化升级，从而产生了某些制度化优势。
法国的制度化主要体现在官僚体系的建立，这实际上在路易十四时期国王统一法国后就已经完成了。当国王的控制区域从少量直属领地扩展到整个法国之后，其所需要管理的事务迅速增加，因此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官僚机制。这些官僚往往选拔于平民或其他没有贵族背景的人才，因此不得不依附于君主权力，难以对王权构成威胁。但法国的君主制度是有历史包袱的，国内贵族势力依然存在，所以官僚机制在运转过程中处处掣肘，其效率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到了大革命以后，这些历史报复都不复存在了，官僚制度的效率大幅度提升，法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变得更高了。在此背景之下，法国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更强，并在此基础上执行了普遍征兵制，极大地提高了法国军事实力。
同时，法国大革命对当时的欧洲人产生了一个观念层面的冲击。由于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旧秩序，颠覆了欧洲人心目中传统的王朝正当性，引发了欧洲其他君主的恐慌，激发了其他各国民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巨大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欧洲君主国干涉法国革命、大量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加入法国军队，法国大革命也就从内政演变成为遍及欧洲、并且持续几十年的大规模战争，即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法国大革命在政治正当性、政治组织模式、军事组织模式上都对其他国家形成了降维打击的优势，迫使其他欧洲国家也逐渐跟进，在欧洲形成新的政治生态。
综上所述，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于欧洲的两场革命，即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均可追溯至大航海时代。由于英法两国本身的社会秩序不同，远洋贸易中英国收益最大的是商人和新贵族群体，法国收益最大的则是国王。最终英国发生了经济层面的工业革命，而法国则由于君主制的压制最终爆发了政治革命。虽然这两场革命的进行路径迥异，但英法两国都不约而同地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机制，形成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降维优势，迫使欧洲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陆续跟进，形成了新的世界秩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