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土房子：故乡纪事058》
（拆毁之前航拍的我家老房子）
利用十月初这个长假，想看一套三卷本的《南渡北归》，其中一个细节把我拉回自己的老房子里。
这个细节是在说到傅斯年的母亲的时候，因为傅家贫困，缺钱时拆掉房墙的砖来卖，房屋也漏雨，下雨时傅斯年的母亲只好打着伞，抱着傅斯年的弟弟在屋里等待晴天。
一下子，储存在记忆屋角的另外一幅画面闯进了我的脑子里。
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一场连续几天的大雨，我家的土屋屋顶从一滴一滴往下滴水，发展到无数的水柱直接冲了下来。
那个时候，外边的雨是细的，屋里的雨柱却有拇指粗。
四个高低不一的小孩每个人抓住一大块塑料布的一个角，大一点的两个在炕里边，小一点的两个在炕沿边，利用个子的自然高度差异，使塑料布形成一个坡度和凹槽。
在塑料布低坡的中央，屋顶的水汇聚一起往下哗哗的流，地上放着一个洗脸盆，母亲手里端着另一个盆往屋外倒水，空盆拎回来，前一个空盆马上被灌满。
里屋门框的一颗洋钉上挂着煤油灯，灯火摇曳，门框上的水印不停地幻化成怪模怪样的人物，一会儿是小人书里的大刀关胜，一会儿又成了举着红灯的铁梅。
在我们老家，从窝棚时代进入到土房时代是在解放前后开始的。
在当时，这种土房的建造已经很讲究了。
造土房，先是选一块地基，由于那些年经常发大水，所以人们选地基的时候往往选在高处，就算选不到高处，也要拉一些土来垫高，所以早些年村镇周边形成很多人为的水洼子。
造土房子的第一道工序是打夯，就是沿着划定的房墙位置，把一块圆圆的石磙立起来，捆上两根粗棍子，能产生四个把手。这个几百斤的石磙子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抬起来，然后一起松手扔下去，利用石磙子的自重夯实下边的土。
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中有一个会喊号子的是首领，我常见人们把丫蛋儿爸叫去当首领，因为他会唱。
丫蛋儿爸唱一声“一夯没打好诶”，另外三个人回应“再来一夯诶”，丫蛋儿爸接着唱“夯夯打得好诶”，其他人接着唱“再来一夯诶”，这就已经完成了两夯。
打夯移动时几乎是一寸一寸的前进，这样反复交叠，才结实。
我没有见过我家老屋的打夯，因为那时候距离我的出生还有8年时间。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出于什么考虑在那个地方作为我家老屋的宅基，它刚好在北城墙外，也许是城内已经没了位置的缘故。总之，很多年以后，我们看前一排房子总是仰视的。
据一位小我父亲一岁的叔叔帮助回忆：那时候城墙有一个豁口，豁口往外就是一条穿过坟地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往北过一条河，可以到达另一个村落。
我想我家建在这里，可能是考虑从那个豁口进城墙里面方便。
打夯结束后，就开始砌墙。这之前，早已用马车从东南方向的一块干涸的洼地拉来小山一样的碱土。那里原来是水泡子，常年积水将地下的盐碱析出，土质滑腻、粘稠，盖房子结实。
一具大铡刀也得备好，还有苇子或者麦秆，用大铡刀切成一寸长左右备用。和泥之前，先将切好的苇杆或麦秆与土掺和拌匀，在形成的尖状土堆中心用镐刨出一个坑，往里注水，然后将周边的土和麦秆混合物往坑里填充。之后再挖坑、再注水、再填坑，如是往复，直至土中全部浸满了水。
这时人要歇一会儿，抽根烟，聊聊家长里短，把浓浓的红茶水喝透，也让泥自己醒一醒，有点像做馒头醒面。
接下来的工具就换成了一种四根齿的钢叉子了。
和泥时要穿雨靴，醒了的泥还需要反复搅拌，这是一个非常耗费力气的活，干活的人钢叉和雨靴并用，用靴子踩，用钢叉搅拌，直至泥变得均匀，干湿适度，这才开始砌墙。
最简易的砌墙就是在打夯的地方开始往起堆泥，成为房墙。这个顺序是先将四边房框子的底座先垛起来，不能一次垛太高，一般齐腰高的时候要晾一晾，等待这部分结实之后继续向上堆砌。
起一座房子的围墙至少要分三次完成。
据说，也有干打垒的造法，我没有亲眼见过，那是先用篱笆杖子或者木板做成墙模，往里面填土，用力捣实而成。还有一种土坯墙，有点像现在的砌砖的房子。做这种房子先要大量脱坯，用一个木头框子，大约半米长，一尺宽，两百厘米厚这样。依旧是先将带有麦秸的泥装进框子，夯实，取掉木头框子，让它干硬之后再摞成人字架形状，盖上草帘子或者苇帘子，慢慢风干。
土坯就相当于个子比较大、没有进入窑里烧过的砖，用法也一样。
房框子完成之后，就要上梁、架檩子、摆椽子了。
上过梁是一件大事，一般三间房要上四根过梁，它要求用合抱粗的木头，东西山墙、房屋隔墙之上分别按放一根。上梁的这天，有的人家要掐算，还有一些系红布的仪式，而且选择吉时，燃放鞭炮。
当然，中午的饭菜也要讲究，一般要炖一锅猪肉炖豆腐粉条。
过梁是用来固定檩子的，根据房屋规模，一般分7条檩和9条檩两大类，假如想让地中间宽敞又需要盘出南北大炕，那必须是9条檩子的房子。
檩子之间的距离在一米宽左右，用椽子连接起来。檩子粗细一般超过电线杆就行，椽子则更细一点，壮实男子的胳膊粗就可以了。
过梁上有榫，檩子上有榫，这些逐渐变细的支架最早也都是用木榫连接的。他们连接完成之后，该进入一个需很多人协作，看起来很有气势的工作了。
那就是上房薄，就是给房顶盖上或芦苇或草或秫秸的帘子。
事先，男女们已经将略大于整个房顶的一张苇芭编好，放在院子的空地上。在椽子安装完毕后，需上下联手，十余个人一起努力，将这张巨大的苇芭覆盖到房子顶上。这是个用巧劲儿且有趣儿的活，太阳下，苇子的光芒闪闪烁烁，一旦苇芭到位，一个有模有样的房子就有了基本雏形。
后来苇子逐年减少，也有用高粱杆盖房顶的。
用高粱杆盖房顶可以在房顶上操作，就是把一捆一捆的秫秸运到顶上，由人站在椽子或檩子上编织，把秫秸连接成片，捆结实即可。
接下来就是抹房顶。
其他处的土质可以不讲究，但是抹房顶一定要用碱土，因为一旦下雨，碱土很快形成有保护膜性质的功能，能够使雨水快速流下来，不至于浸润透泥土，向屋子里流水。
同样，讲究的泥水匠也会分二三次才把房顶抹完，抹一层晾一下，这样才更防水。
之后的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房顶都要重新薄薄的抹一遍，所以老房子的房顶泥土很厚，飞来的草籽树籽可以安家。如果累积的实在太厚了，恐檩子椽子承受不住的时候，抹房顶前要先铲掉一层土，被铲掉的土已经在前一年被雨水冲刷得不含碱了。
房顶给予房子一顶好看的帽子，剩下的就是安装窗户和门这些木匠活了。
在我的老家，冬季很冷，所以北窗留的高而且小，最大的也不过一米见方，小的也就是一个人钻出去钻进来的宽度。
南窗就不同了，要大而且低。一般一间房的窗户要一米多两米的宽度，两米多的高度，分成上下两扇。上一扇可以通过一个挂钩吊在檩子上，下一扇的两侧窗框子上设有凹槽，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将下扇窗户抽拉出来放在一边。
这也是孩子们和猫狗出入的通道。
上扇窗户一般是豆腐大小的木格子，过去玻璃还不普及的时候，用窗户纸糊上，用蓖麻子压出油来把边际涂上，免得霜或水汽把纸浸淫掉下来。下半扇窗户一般分为三条木框格子，有了玻璃之后，三块玻璃会令屋子里很亮堂。
在我们这里，泥土中硝的含量很大，这就会使墙壁的根部慢慢地“腐烂”，变成下细上粗的怪模样。所以讲究的人家会在房基下先砌上半米多高的石头。
这些石头来源于十几公里外的吐尔基山，那里十多年前被发现有辽代古墓。由于长年累月的炸山石，目今一座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天坑了。
在砖瓦房流行之前，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一排排淡黄色或土灰色的房子是温暖的象征，尤其是冬天穿过寒冷的原野，在冻得手跟猫咬的似的疼痛时，看见掩藏在杨柳树中的一排排土屋，希望和温暖一起涌来。
但是我的父辈祖辈们可能与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在百多年前，这里是达尔罕王爷的牧场。
那些拖家带口、三三两两来这里拓荒的河北人、山东人一开始并没有想永久居住在这里。他们最先关心的是置几晌地，熟地很少，大多是荒地。于是他们就在地头挖一个坑，那时候树木到处都是，他们砍一些树，或方形或尖顶，搭起一个窝棚，就住下来了。
那时候狼比人多，窝棚旁边要堆放一些干树枝等柴草，万一狼群来袭，点燃一圈篝火，狼则不敢近前。
由于初始房屋都是围绕着土地建成的窝棚，人去世了也就在自家的地里起一座坟埋上。久而久之，这一带就成了人越来越多，但是多是零散于田地间的窝棚和坟地，窝棚有的比较密集，起因是家族或乡亲聚集在一起，后来就成了村屯。
据说这一状况的改变是源于上一个世纪的大鼠疫。
大约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草原黄鼠（当地叫大眼贼儿）身上的跳蚤传播一种病菌，人们被传染后所有淋巴结肿大，口渴异常，很快会死去。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见到过有中国预防医学先驱伍连德踏勘此地防疫的记录。
一定是为改变人鼠杂居的需要使得人们最后离开窝棚，搬到一起居住的。因为只有集中才容易撒来苏、砒霜、石灰，防止鼠疫蔓延。
对于部分聚集户来说，洪水可能是使他们聚集的另外一个原因。
那些年，大洪水三年两头爆发一次，每到七八月份，希望的良田可能变成鱼虾们的乐园。粮食可以不要，命不能不要。
现如今，楼房已经成了故乡的主流建筑，由于水患减少，干涸的河道也成了种满玉米黄豆的田野，早在几十年前，鼠疫已经被控制住，水泥路和柏油路修到最偏远的乡村。
土房子几乎绝迹了。
在一次经过大动员的改造运动中，家乡担任父母官的远方亲戚颇感压力过大，动员我将空置已久，始终舍不得拆掉的老房子推平，以达到无土房的目标。
于是，在进行了一番全方位无死角的拍摄之后，我从小生活的那个窝就只留在了视频里和照片中。
土房子也就睡进了历史的故纸中。
（20191003-08）
（摄影：翟瑛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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