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明》49

世界史的建构发展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花费了很大精力建构世界史，从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全球史或世界史的建立，实际上也属于某种意义的人类文明规律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

世界史是指地球上人类历史的总和。但在“发现新大陆”之前是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真正全球史的。最早有历史意识的书写是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即已开始，其后西方许多人致力于世界史的研究，但限于条件他们的书写对于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同样，中国最早的历史更是国家史，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世界视野与企图，这就是东亚地理的特性，它与其余的世界是相对隔离的，比古希腊人的《历史》视野更为狭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年～1975年）在希腊求学的经历使他开始深思文明的兴衰问题，他游历广泛，学过上古史，还经历了一战，所以他对于不同文明和种族的兴衰有着格外的敏感。他于1927-1928年着手写作、1934-1961年出版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中，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并强化提炼了前任提出的“应激说”，奠定了他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他不仅探讨文明发展规律，也思考宇宙与人生问题，这使他也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实际上，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必然导向哲学，因为最终都将指向人类的方向与人类的幸福问题。世界史就是现代哲学的基础。

1963年美国出版的麦克尼尔所著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被史学界认为是可以与汤因比的著作相提并论的“全球史”贡献者。这可以看作是美国人加入到人类文明规律研究的一个巅峰开端。

中国人最熟悉的世界史是由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受教的希腊族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创作的历史著作《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1970年）。斯氏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尼尔的著作在中国并不流行，这可能与他在描述中国文明产生的外来根源有关。就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或者就全球文明的同源和各地独立起源问题，中国学界立场鲜明地站在各地文明独立起源的一边，尤其是中国文明独立起源一边——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这也是中国人认为明天可以复兴的根本理论支撑，但其实在理论上是存在明显问题的。中国古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地理大文明，不是发达文明，无可复兴，中国在今天的任务应该是武装自己，抓住机遇，追赶西方。

在21世纪中国人又迎来了美国另外几位书写的世界史，比如本特利与齐格勒合著的《世界通史》。

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研究史使我们一再地肯定这样一个现象:一个新学科的产生，或曰历史文明规律的研究，乃至历史意识的最初产生，尤其是世界史的书写，都只发生在当时的文明最发达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希腊的《历史》，还是英、法、德、美等西方的文明规律研究，还是后来的世界史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从麦克尼尔这里开始我们即可宣告，近代文明的高地已经从旧大陆或欧洲直接转移进入美国。其后的诸多相关研究依然遵循着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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