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谈治学之道
编者要我谈点治学经验,心里惴惴不安。因为自己的学问连自己都不满意,怎么敢介绍治学经验呢!只是自己是个教师,平时免不了给学生谈到自己学习、教书和研究中的一些甘苦,学生们也还听得进去,这次就把其中的几个要点写出来,供有志于治学的青年作参考。
——童庆炳(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1994年第2期)
积累
我家很穷,我在上中等师范时,最高的志愿是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给家里寄些钱,让家里每天都有米下锅。但我很幸运,却在师范毕业时被允许报考大学,并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进的是文艺理论教研室。如果我一直平稳地呆在室里,那我想是搞不出名堂来的,因为幼稚的我一定会被那些文学理论的名词概念弄得晕头转向。我可能是被人认为业务没有发展前途,而被派到学校的社会科学处当一名职员。白天我坐班,晚上我开始研读《红楼梦》,在隔壁同事们的搓麻将声中,我天天晚上与贾宝玉、林黛玉们在一起,在经过了二年的努力之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并且又碰上了曹雪芹二百周年祭,我的论文经过了五位教授的审查后,在学报发表出来。可能由于有这篇论文,中文系重新接纳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治学的起点了,或者说开始了治学的“积累”的过程。
“厚积薄发”是治学名言。但是,我的青年时期是一个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时期,并不是你想读书就能安下心来读书的。然而,“幸运”之星第二次照耀我。当我的同事纷纷下乡搞“四清”的时候,我被派到越南国立河内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由于那次派去的五人中没有一个是搞古典的,而河内师大又必须要一位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师。这困难的任务终于落到我的头上。河内师大中文专业学生的水平相当好,他们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其中又有不少华侨子弟,因此对中国老师的要求也比较高。我同时教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和写作三门课,此外还要给系里的青年教师讲授古汉语课程,有时一周要上24节课。困难的还在于所有的教材也要自己编写。这样我就开始了一个长达二年的“边干边学”的教学和研究生活。这段生活是难忘的。我发现我大学期间学习质量是很低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那里,我还发现一个教师和一个专门的研究者的区别。某些研究者对于材料的使用,只需有整体的理解就够了,有时不必去抠每一个字的读音和意义。但对教师来说,对你要讲的东西,只有整体的大致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往往是你自己不甚明了的地方,也正是学生不明了的地方。这样,在备课时,你就必须把每一个字的音和义都弄得十分清楚,然后才能走上讲台。在越南的两年,我编写了一部20万字的《简明中国文学发展史》、50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注》,并由学校油印出来。我记得,我那时的认真是少有的。例如我不满意郭沫若的《离骚》翻译,就自己逐字逐句重译,直到满意为止。这两年的教学生活,对我来说是又一次“积累”。我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主要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
从越南回国后不久,“文革”开始,当大家忙于打“派战”之际,“幸运”之星第三次照耀我这个“逍遥派”。我又被派到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我给学生讲现代汉语、屈原、李白、杜甫、鲁迅和“样板戏”。工作并不重,有的是时间,可就是没有书可读。地拉那,连汽车声都难得听到的、寂静的、气候宜人的地拉那,真是读书的好地方。哪儿去找书呢?当时中国驻阿使馆的文化参赞似乎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苦恼。他告诉我,大使馆内有一个中文图书馆,只是你要“借”书得有勇气。原来图书馆被使馆内的“红卫兵”贴了封条,若真想读书可以想办法去“偷”。我那时真是太寂寞了。我利用使馆人员午休时间,一次又一次“潜”入使馆去“偷”书。后来发现地拉那图书馆也有不少中国书,因没人识中文,堆在那里,没有整理上架。我便讨了帮他们整理书的工作,条件是准许我随意借书。在地拉那工作的三年,我不但系统地读了《史记》等古代典籍,而且还读了中外的诗歌、小说,特别是《鲁迅全集》我读了两遍,积累颇多,收获非浅。
我的专业是文艺学,可我教的课,读的书,却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古到今,从语言到文学,从史到论,我都摸了摸,这使我积累的知识比较广,为后来的学术研究作了较好的准备。学术研究工作要懂得限制自己,不能什么都抓,但为学术研究所涉猎的面则愈宽愈好。知识的积累愈多,内存就愈深厚,视野就愈开阔,研究中知识就可能实现自由组合,最终也就能有所发现。就像植树挖坑,你想挖得深,开挖的面就得宽。治学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难免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只要有一种爱情般的苦恋,宗教般的虔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体验
书本知识往往是死的,怎样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呢?这就要从生活中去体验,把书本与生活接通,死的也就变成活的了。特别是搞文学的人,若不能从生活中去体验,文学的那种具体的、感性的、微妙的、难于言传的生命力也就很难把握住。我经常对学生说:“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经历是一种重要的财富,经历中的生活体验更是一种重要财富。因为过去时代的作品,是作家对当时的生活体验的结晶,我们必须有相同、相通、相似的生活体验,才能深刻地理解古人和前辈作家的作品。在深刻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才有可能。”杜甫在《水槛遣心》中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句子,这十个字无一字虚设,体物之微之准,十分难得。我出身有山有水的农村,是乡下人,对鱼和燕子的活动仔细地观察过,所以对杜甫的这两句诗别有会心。大雨,鱼儿感觉有东西可能危害自己,所以伏而不出,细雨,鱼儿觉得似有食物从天而降,所以纷纷浮出水面觅食,那小嘴一张一合,景观煞是好看;大风,燕子的小翅膀不胜风力,是无心在空中戏耍的,只有在微风中,燕子才会展开翅膀,在风中倾斜着抖动。杜甫的《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中有“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的句子,表面看起来似不通,灯怎么会乱,雨又如何能悬着呢,实际上是把诗人因夜雨不能上岸会久别的朋友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灯乱”、“雨悬”都是从一个焦急的人的眼中看出。我自己因也有相似的体验,所以也就能体会杜甫的描写。作家创作要调动自己的全部体验,研究作家作品也要调动自己的全部体验,当自己的体验与作品中所表现的体验息息相通时,我们就走进了作品所描写的境界,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就不会停留在字面上,刻骨铭心之感就油然而生。
我在研究工作中重视体验,与我的好几位老师的教导有关。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穆木天先生、启功先生等,都既是学者,又是作家、艺术家。众所周知,黄先生除了搞美学、文艺学研究外,他还写诗歌、散文、小说和报告文学。钟先生是著名的民间文学家、民俗家,同时写散文和诗歌,他的散文在“五四”新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启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古汉语专家和文物鉴定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画家、书法艺术家,他的诗也写得很有情趣。作为学者,他们十分重视理性、抽象、概括,作为作家、艺术家,他们又十分重视感性、具象、体验。对于他们来说,这两者不但不会互相妨碍,而是相得益彰。有一次,黄先生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搞点创作?搞文艺学的人成天跟名词概念打交道,弄得不好,脑子就僵化了。应该学会观察和体验生活,搞点创作,创作成败无所谓,重要的是通过创作,你有了实际的体会,那时你就会知道哪些概念是有用的,一定要跟学生讲清楚,哪些概念是虚假的,应把它从教学和研究中清除出去。”有了这些老师的榜样,在黄先生的督促下,从1979年起,我开始写长篇小说,并于1980年出版了《生活之帆》,1987年出版了《淡紫色的霞光》。虽然作品不太成功,但反响比我的任何理论文章都大。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散文。果然,自搞了些创作之后,才有下了文学这个海的感觉。对前人的作品,对中外的理论,都能从创作这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对问题也就有新的发现。
我深深地体会到,治学之路是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从概念到概念,从材料到材料,从书本到书本,拼拼凑凑,是不可能作出真学问来的。因此,治学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当书本知识跟生活体验打通之后,学问才能跃入一个新的境界。
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