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到底在哪？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延绵五千年从未间断。这种以汉字和农耕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影响遍及东亚，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智慧更是声名远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交流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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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中华文明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探讨一下，我们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
通过现代分子人类学、遗传学角度科学的分析，我们的祖先无疑来自非洲。大约7万年前，由于远古时期的冰河作用，我们的远祖越过红海走出非洲。大约在6万年前来到了黄土高原，在甘肃天水秦安清水河南岸，一个叫“大地湾”的地方居住了下来，一直生活到4800年前。这就是著名的“大地湾遗址”，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主要源头。
在五万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大地湾的先民沿着渭水汉水古河道，把自己的足迹传遍九州。大地湾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体，有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粟，最早的彩陶，猪狗等家畜，都有最早的文字刻画符号。一些陶器、骨器等实用器，诸多具有新石器文化特征的物品，在渭水流域、汉水流域，在西安的白家遗址、半坡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等均可以找到相类似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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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一般也是由西往东流。渭河就是黄河的古河道。我们讲文明就要讲“源流”，古人一般都是逐河而居，河流是文明的最主要传播载体。
渭河平原辽阔肥沃，最适合农耕生产，是史前农业最发达区域。秦岭是中华民族的龙脉，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源头，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和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的源头，是真正的中华之源。
从传说中的华胥氏、伏羲氏到炎帝黄帝，到夏商周秦汉隋唐，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关中渭水流域是真正的中华之根。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的起源地。
黄帝与炎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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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记载炎帝、黄帝诞生地的史料。
经过史学家考证，姬水和姜水都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的关中地区一带，姜水位于宝鸡，姬水则是关中中部武功县一带的漆水河，两河均是渭河的支流。因此，不管怎样，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都是起源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
徐旭生先生是清末河南荥阳人，著名的文史专家，他所著《中国古史传说的时代》中叙述：“大约华夏集团从陕西、甘肃一带的黄土原上，陆续东迁，走到现在河南、山东、河北连界大平原上，首先同土著的东夷集团相接触。始而相争，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
徐旭生得出炎黄出自陕西这一具体、明确的结论并非只是孤证，在同时代的研究学者中，蒙文通、傅斯年也有类似的结论。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明确记述：“炎黄族属集团在传说中，炎黄部族最早发祥于渭水流域。”
以上的诸多观点和目前我们中国人的现代遗传基因，也是高度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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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夏人最初生活在渭水中下游和洛水（陕西洛河）流域，后东迁至晋南、豫西地区。《史记·吴太伯世家》：“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范文澜《中国通史》：“中国西部地区称为夏，夏有雅正大等义。宗周诗篇称雅正，秦风诗篇称夏声，夏声就是雅诗。东方齐鲁卫等大国诸侯都是从西方（陕西）迁来，所以称东夏，东西合称诸夏。”
周人自称华，也自称夏，而夏地就是周人的发祥地，所以，夏人就是周人。陕甘泾渭流域、关中平原，这里是华夏一词的来源。华夏就是周人周地（夏人夏地）的指代，这里也是最早的中国。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朱骏声认为，“就全地而言，中国在西北一小隅”。范文澜《中国通史》讲，“夏”有“西”的意思。他举例：孔子学生子夏，字“西”。
所以，“华夏”最早指的就是关中。
《诗经·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中国”指西周首都丰镐和王畿之地。
根据史书记载，商人起源于陕西商洛，其始祖名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封于商邑，就是陕西的商县。传十四世而至成汤。据《史记·殷本纪》：“契封于商。”晋皇甫谧认为，“今上洛商是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丹水自上洛经商县南，契始封此。”唐李泰《括地志》中说：“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
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第一次提到“中国”一词的就是周人。周人的祖先是后稷，发迹于关中渭水流域的周原，以农业立国，是中国最早大规模进行农业生产的民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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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夏商周是同时并存的部落文化。公元1046年周灭商后，周王朝定都镐京，创立礼乐宗法制度，分封诸侯，把中华民族真正带向了文明的新纪元。
在这里，与宝鸡发现的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关的两个问题必须提及：一是“中国”是指西周都城镐京京畿之地，而非当时的不毛之地雒邑附近；二是“成周”是指镐京，而非洛阳。这方面史证已有过专述，在此就不作论述。
徐光春关于“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演讲曾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了诸多质疑。后来还出书发行，大肆渲染河南的文明核心地位，那么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吗？答案是否定的。河南史前洪水泛滥、野象横冲，而且不产古盐，根本就不适合古人大规模生活。从仰韶文化考古发掘看，关中地区人口最稠密，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和源头。河南不具备成为文明发源地的要素，只是传播通道。国际史学界有句俗语说得好，叫做“金角银边草皮肚”，形象地说明了文明的演化进程，河南作为中原的地理中心，是不可能成为文明发源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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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华夏文明，不能不说“中原”文化。
现代学者解构“中原”一词时，总以广义、狭义两说，其实这是一种谬论。
“中原”一词最初出现在《诗经》，是指关中的原野。发展到后来，专指王化之地，中原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大概范围包括：陕西关中及陕北、甘肃大部、宁夏大部，山西、河北（含北京）、河南大部、山东大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广大区域。
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一直是中原王朝的核心，河南只是中原的一部分。河南古称“豫州”“中州”，“中原”并非专指河南，这一点必须要纠正。
如果非要定义狭义、广义之“中原”的话，那狭义的“中原”一定指的是关中平原，这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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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认知“中原”的。
《诗经·小雅》：“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漆沮，即关中北部二水之名，最早的“中原”源于此）
隋·王通《中说》：“夏都安邑，汤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囯也。”（周都雍，即西周都陕西、关中，雍是陕西的旧称）
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关中，中原一大形胜之地。”
宋·薛季宣《浪语集》：“论中原形势，常以关中为诸夏首。”
宋·李纲《永乐遇》：“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五陵即五陵原，在今西安北）
宋·陆游《桃源忆故人》：“中原当日三川震，关辅回头煨烬。”（三川，即陕西泾渭洛三条河流，关辅即关中的别称）
宋·陆游《北园杂咏》：“扬鞭大散关头日，曾看中原万里春。”（大散关，即关中大散关）
宋·陆游《书感》：“登高望中原，气已吞雍雒。”（雍乃雍州，即关中；雒为雒阳）
宋·邵雍《梅花诗》：“胡儿骑马走长安，开辟中原海境宽。”
宋·胡宏《碧泉九日有感》：“正恐中原消息断，问谁曾到五陵间。”
明·何乔远《名山藏》：“陕西三镇，中原门户也。”（三镇为延绥的榆林镇、宁夏的固原镇、甘肃张掖的甘肃镇）
明·冯琦《观灯篇》：“长安正月旋玑正，万户阳春布天令。新岁风光属上元，中原物力方全盛。”
明·李攀龙《登太华山绝顶》：“太华高临万里看，中原秋色更漫漫。”（太华即陕西华山）
明·徐贞明《西北水利议》：“今河自关中以入中原，合泾、渭、漆、沮、汾、沁、伊、洛、涧及丹、沁诸川数千里之水。”
明·缪希雍《葬经翼》：“关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也。”（没有头的中原还是中原吗？）
清·王猷定《四照堂诗文集》：“以通漕实关中，为经理中原之首。”
在此，我们需要负责任地指出，历史上所谓的“中国”“中华”“中原”“华夏”，最初都专指关中渭水流域。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不可否认，“中华文明的多源流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从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到陕北石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河南的二里头遗址；无论哪种史前文化遗址，无论哪种史前文化形态；无论龙山文化还是仰韶文化；无论从文明源流还是地理环境考究；无论从史书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脉络，关中渭水流域无疑是中华民族的肇始之地，是中华文明核心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