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译本|《比较经济社会学》斯廷施凯姆著(1987年版)


《比较经济社会学》斯廷施凯姆著,杨小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较经济社会学》作者简介
亚瑟.L.斯廷施凯姆(Arthur L. Stinchcombe,May 16, 1933-July 3, 2018)教授是经济社会学,组织理论,比较和历史社会学以及社会学历史上的法社会学最著名的学者之一。1960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他在西北大学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伯克利分校(曾任系主任),芝加哥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在被任命为约翰·埃文斯社会学教授之前,他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组织行为学教授。他还曾在智利,英国,荷兰,挪威和澳大利亚以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担任访问职务。2017年,他被卑尔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斯廷施凯姆是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古根海姆院士, 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一系列奖项,包括杰出职业奖,索罗金奖,麦克斯韦伯杰出奖学金奖和拉扎斯菲尔德奖,以表彰他对方法学的贡献。
斯廷施凯姆主要著作:《社会史中的理论方法》1978年; 《经济社会学》 1983年;《组织理论与项目管理》 1985年; 《分层和组织:论文选集》; 1986年。《构建社会理论》1987年;《信息和组织》1990年;《社会研究的逻辑》 2005年。
《比较经济社会学》内容简介
斯廷施凯姆探索了描述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并为社会结构经济学的宏观分析提供了基础。在引言中,他讨论了宏观分析经常遇到的问题,并引用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伊达·斯科克波尔,杰弗里·佩奇和埃里克·赖特的作品中的例子。在随后的章节中将探讨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通过对三个社会的全面考察来说明这些相互作用,即:乌干达的原始牧民部落(Karimojong);18世纪法国的封建农业州;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美国。
该书的各章讨论了社会的生态分析。经济目标如何转化为对社会关系的要求;经济企业利益流向的债权的基本结构;生产关系的复制;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要为新生代建立一套角色,以重现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以及塑造儿童的社会化和安置以及成人职业的流动,从而使这些角色能够变得充实。本书可以为战略,工业或经济社会学和组织理论的学生提供理论背景。
《比较经济社会学》译序
不少读者已见过一本《经济社会学》,即1984年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社会学家高永健一的著作译本。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比较经济社会学》,则是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亚瑟·L·斯廷施凯姆1983年出版的著作翻译过来的。在本书中,作者运用宏观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分属人类历史不同发展时期的三个社会——非洲卡里莫龙原始游牧社会,法国十八世纪封建晚期——资本主义早期农业社会,和现代美国工业社会——的经济运动形态和社会的经济组织结构及组织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具体说来,作者的分析是从四个主要方面展开的,即生态,技术,经济组织和组织结构中的人流。按照我国学者的习惯,可将它们粗略地分为两块: 前两个方面可归入生产力的范畴,后两个方面则可归入生产关系的范畴。在运用这四种概念体系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行分析时,作者不仅注意到了社会的有关结构及其运转过程; 而且还特别着重研究了这四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处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比较,从而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这三个社会各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运动过程产生立体实感,同时还可以使我们从三个社会的比较中体察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逻辑关系。
全书结构严整,观点明确,文字通俗易懂,资料丰富详实。它不仅可作为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或科研參考书,同时还可供从事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參考。
本书初稿译出后,曾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同志、人民大学外语部宋丽娜同志进行了部分校订工作; 在翻译过程中,又曾惠蒙北京大学西语系王晨阳同志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一九八六年八月
《比较经济社会学》前言
当我在十年前开始写此书时,原打算提供一部关于比较宏观社会学方面的大部头著作,为经济社会学奠定基础。最近,面对我实际问世的作品,我在学术出版社的编辑说,他好象一个爱斯基摩人面对着一条被冲上岸来的鲸鱼或许其中不乏有价值之物,但却象眼下这样,人们难以对它处置。总之,当我的煌煌巨著脱手时,比较社会学已大步转向对特定社会,或对各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性研究上了,这项工作通常以广义的 "唯物" 史观为基础。
既然目前似乎无人对我写的这本巨著感兴趣,我便在社会学领域中左顾右盼,以期找出我曾说过而现在依然值得一提的东西。并向人们指出,社会学已在宏观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上得到了发展。但是,依我看来,宏观社会学最难理解的部分是其物质基础本身。尽管马克思已对此给出定义。因此,我决定把此书的经济论述改成经济社会学导论,亦可把它看作是对近年来 “新马克思主义” 文献对社会物质基础分析的一个批判。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可以为分析特定的现代经济制度提供理论背景,如同在分层理论课程工业和经济社会学课程,以及在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群组织的组织理论课程中那样。(从狭义上讲,大约三分之二的正规组织生活现在是在社会的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但是,我也希望对理论社会科学的历史分支学科 (尤其是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史) 以及更倾向于理论分析的历史学家的理论谈谈自己的看法。虽然比较社会学家是一个日趋没落的种类,社会人类学或许算个例外,我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我仍然把自己算作其中的一员。
这本书的历史表明,当历史改变了合作的基础及设想时,合作性的冒险事业将会变得多么脆弱。当这本书开始着手时,它有两个合著者——人类学家尼维尔·代森-哈德森 (Neville Dyson Hudson) 和历史社会学家塞舍·韦特曼 (Sasha Weitman)——和一个教材出版社,哈尔考特·布莱斯和世界出版社 (Harcourt Braceand World)。没有合著者分别向我提供有关卡里莫龙 (Karimojong) 和十八世纪法国的知识,本书的说明材料将会大大减少。没有通过撰写一本教科书来发财的想法,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尝试着去勾划经济社会学基本要素的轮廓。虽然合著者从来没动过笔,虽然出版者,现名哈尔考特·布莱斯·约万诺维奇,从未在书稿上做过蓝铅笔的标记,但他们在真实的毫无夸张的意义上说都是本书的合作发起人。我可以肯定,如果合作得到继续,这本书将写得更好——那鲸鱼就会喷发出水柱并潜到海底下去。
查理·梯利 (Charles Tilly) 和卡罗尔·黑摩尔 (Carol Heiner) 更类似于本书的合作者。梯利为我纠正了有关十八世纪法国的许多实际错误并在本书最后形成的样式上起了很大作用。卡罗尔·黑摩尔在如何把大量的资料组织到书中去的问题上给我出了很多主意并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瓦尔特·高德弗郎克 (Walter Godlfrank) 关于被冲上岸的鲸鱼的深刻批评帮助我下了不易作出的决心——删掉手稿的三分之二。甚至在我写这个前言时,那决定仍使我感到受了伤害。
我不再能记起所有曾提出过批评意见,曾给过我鼓励或是在我正奋力挣扎于各种思路之间时曾听我讲过课的人 (这些人往往带着一种无法掩饰的疑惑表情),所以,要将这些曾对未完成的草稿提出过意见的人一一列出似乎有点不公正。然而,我至少可以指出对改过的某些章节曾志愿做出工作的人。这些人是朱迪斯·布莱克·戴维斯 (Judith Blake.Davis),贝弗雷·丹肯 (Beverley Duncan),米切尔·豪特 (Michael Hout),南希·豪威尔 (Nancy Howell),斯坦利·雷伯森 (Stanley Lieberson),小威廉.塞维尔 (William Sewell) 和塞达·斯考克波尔 (Theda Skocpol)。我感谢他们对我学术研究的赞助,而不管这赞助表现得多么短暂。
从我所说的这些可以明显看出,写作本书的过程常常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它已完全不同于我开始时想写的东西。然而当细细地读这本书时,我还是从中得到不少瞬间的快感。我相信这瞬间会更频繁,因为许多人曾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帮助过我。愉快和虚荣心相混杂的事实说明了我承担本书责任的原因。
在以往的日子里,作者习惯于根据读者的眼光来完成书稿的写作。这样做时,我真诚希望,并近乎于真诚地相信,读者将会由于关心它而得到益处。
于卑尔根,挪威
1982年7月
《比较经济社会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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