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经

前言  为何要做述者

关于本书的写作方法是非常需要说明一下的，首先是关于述者的说明。

述者这个提法，绝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称谓，它来自古老的知识传承上的一个传统。从先秦到两汉，知识分子都把自己作为古圣贤道的传承者而非原创者。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他先秦诸子也都这么认为，墨子格外关注古代的金石玉盘上的文字，秦王专门发动武装来索求一块玉版，老子的文体显然出自古老的金石铭文。随着探讨，新的思想表述上需要新的文体，论体由此而生。对话是论的基础，如记录孔子言行的是《论语》，而郭店楚简则大多仍是比较古老的格言式或者论语式的写法。而到了庄子、孟子、荀子则进入了恣意汪洋的论说体系，从而使表述思想有了结构更加完整的文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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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喻老》：“ 周有玉版， 纣令胶鬲 索之， 文王不予； 费仲来求，因予之。”

◦《墨子·兼爱下》：“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论语·里仁第四》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对于祖先遗留的文字的崇拜，使得先秦的文明得以辉煌而出。

◦金人铭文：《孔子家语》：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铭文：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老子》格言式的风格，显然来自于金石铭文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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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竖立，首先来自于家法或称师法的存在，祖述师言，就有了开拓解读的必要。于是一个祖师的思想，随着弟子解读传授新弟子的理解需要，必须建立和循着老师的解释，从而师法得以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各自师法的不同导致流派的产生，论战、争鸣由此兴起。论说文本进一步发展而逐步有了竖立在原典上的需要。

到了汉代，有了对各家学说系统整理的必要，由一批专家学者的讨论，与共同努力，将天下诸学分为了若干类别，由于独尊儒术的需要，儒家原典率先被奉为了经。并且刘歆自称找到了内府中更重要的秘本，从而在许多提法上与当时依赖家法而流传的原典观点产生了矛盾，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今经学之辩。事实上，各类被冠以官学的诸家诸类知识，也都存在着相似地确立了各自的经的事实，也存在着类似古今经学之辩的斗争。如果从历史的高度来看，经学之辩正好成为了各类诸家理论实践不断发展的学术范式和研究范式。因此狭隘理解经学是使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而重新回到古代学术研究脉络中是全面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毋庸讳言，经学有着不光彩的历史，比如它曾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从而遭受历史上漫长地不同价值观下的清洗，而逐步丧失了经学本身具有的思想性的演进的活力。它也曾经被误会和凝固了里面那些具有思想精神的成长，尤其是，西学东渐以后，对于一切以西学为标准的话语之下，经学被迫退出历史地位，而一切前人思想皆成了国故，或者是材料，等待被重新按照西学的学科体系来分类理解。这就如同一个大宅子，弃而不用，成了到处贴着标签的古董，只供把玩或鉴赏。思想被打包处理，研究者很少信赖他们，而仅仅是观察或者借用，总之，最终都是拆了。

因此今日所言重回经学指的是运用经学体系，全面吸收其自有的价值的过程。不是作为材料去分批打包，而是作为活的学术语境，重新进入，去体悟。这就有必要重新去构建认识经学的方法。我将其分为三种：

        一是，作为方法的经学。

作为方法的经学包含着以下内容：一是对古今观点的比较，理清源流；二是尊重古今观点，将其放入文化脉络中去重新认识，评估其价值。三是，全面理解经学知识传承的四个载体：经（经典）、师（师法）、案（实践）、论（新观点）。一本经包含着古今演变着的全部经义。经义是变化着的，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伪学或伪书。这是受西方研究方法影响的误途。从书而论，只存在着珍本。每一个原典的文字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时间，而得到不断地充实。断代不是为了证明真伪，而是为了理清学术演进史，任何理论不可能脱离开自身所在的时代观念、当时的普遍认识、流行的提法，乃至新的观察与实践的结论，这些都会巧妙地进入经义中。

        一般来说，依赖三个方法：重新编次。通过重新定句、定节、定章、定篇，则可使语境转移，观点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了。几乎每一本称之为经的著作身上，都有这个痕迹。

第二个方法是注疏。注解，再对注解重新疏。这一过程容纳着不同时代的语言、新知和新观点。体现出思想的演进。对于中医则是有新技术、新实践对于旧知的淘汰的。这部分内容必须要接受经义的考验，也就有了调整经文，重新注疏的必要，这需要谨慎地表达，甚至需要曲解和迎合，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夹私货，或编造伪经，而是为了与古今时代调和，以融入新知。

三是补充新简。由于家法和师法的存在，一些经义往往在一些师门中秘密传授，以师法为根本，甚至可以直接增添经文，以符合其实践的需要。成熟后再以古本的名目重出。借以自神，使人接受。这种古籍也不能简单目为伪书，而是应作为某个门派实践的师法来看待。

        这样作为方法的经学基本也就说明白了，也就知道并非小学、版本、考古之类才叫方法，当然它们也是，但它们更应目为处理古文字的工具或技术，是可以学习的。

       除此之外，影响最大的是政治的经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改经以满足王化和教化的需要。这部分只有依靠方法的经学才能加以别除。这个过程，要很小心，因为王化而改动并不全是不讲理，而且往往对一个时代的观点和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作为天下的经学或称道的经学。始终以为世界存在着一个自为的规律，一切事物变化背后都有一个终极的根本，产生万物，用物而不离其本，故而本恒，而物常化。这样的本即道，是天下的根本理。人只有理解顿悟道，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万物的本质，从而选择正确的人类道路。

因此，述者正是建立在对经学这三个层次关系上，而提出的具有认识方法意义的观念。乃至基于此的研究思路、研究原则、研究方法、研究技术。

体现出三个尊重：

       一是尊重经，包括其所有文本。

二是尊重古今一切注疏，它是前人当此行过留下的路标。

三是尊重家法师承。中医则包括医案和私论。所谓私论是指与经论区分冠以个姓的论文。

以上三种尊重，体现在不轻易提伪，保持和继续转载不同文字或者同一文字不同的表述形态。能够存疑而留。

述者自承是个载体，是经在读述者，而非述者在读经。述者注定要过隐者的生活了，并存在若干戒律。如不认为所述的是属于自己的知识，而私有化。相反则是充分打开包容的。是公共的。是天下的。是道的。

东垣老人曾问希望拜师的罗天益：“汝来学医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述者亦应如此常问自己，述者，无他，传道耳。

《何以为经》涉及到三部经书的讨论，一是《老子》，二是《论语》，三是《黄帝内经》，将通过其各自的塑经史，找到我们上述的述者研究的方法，即这里所说的经学的方法。

芃澜初记于二0二0年（庚子年）九月二十一日

再修正于二0二一年（辛丑年）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