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回忆录：​第八章最早的青衣新腔（二）孙春山，胡喜禄，陈宝云（2）​

孙春山，胡喜禄，陈宝云（2）

“我没有赶上孙十爷。”姜六爷说，“我是跟他儿子孙舜臣学过的。现在我们唱的《祭江》的二黄慢板：‘想当年，截江事，心中悔恨。背夫君，撇娇儿，两下难分。闻听得，白帝城，皇叔丧命。到江边，去祭奠，好不伤情。’这一段的词句跟唱腔，都是孙十爷的创作。老词是‘曾记得当年来此境，浪打鸳鸯两离分，从今后不照菱花镜，清风一现未亡人。’孙十爷的唱法，讲究的是转折要灵活，口风要犀利，尤其注重情感方面。譬如第一句的腔，重在‘悔恨’二字，要把孙尚香的一腔怨愤，很曲折地表达出来，真是好到极点。末句：‘到江边’三个字的尺寸，他唱得比较快，就显得干净利落。”

“从这两段词句来看，显然分出两种不同的意义。”梅先生说，“仿佛孙十爷改的，比老词儿是好些。您说他注重感情，把唱腔和台词发生了联系，这话太对了。台词就是剧中人说的话。唱到凄凉的句子，如果使一个高亢的腔调，那就不是在替剧中人说话，是唱的人，自己在那里耍，这跟剧情就完全不符了。所以有些名演员在台上，人都说他扮谁就像谁，这不是尽指他的扮相而言，连他的唱念、动作、神情，都要跟剧中人的身份吻合，仿佛他就是扮的那个人。同时台下的观众看出了神，也把他忘了是个演员。就拿他当做剧中人。到了这种演员和剧中人难以分辨的境界，就算演戏的唱进戏里去了，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呢。六哥，您瞧对不对？”

“您这话太对了。”姜六爷说，“孙十爷本人是唱青衣的，可是没有出过台。他在戏剧方面的学问，不单是青衣一门，就连老生、小生也有深切的研究。

“杨月楼有一次请孙十爷听戏，要求他指出缺点。那天孙十爷很用心地在台下听，瞧得不对的地方，就放一粒瓜子在盘子里计数，等那出戏唱完，盘里的瓜子也快满了。到了后台，杨老板问他，‘今儿我的戏怎么样？’孙十爷的回答是：‘我们改天再细谈吧。’”

“杨月楼在当时已经是负有盛名的第一流艺人，”梅先生说，“他的表演还有这许多缺点，可见艺术是无止境的。还有，自己是往往不会觉得本身的弱点的，所以要靠客观的正确批评，才能求得更深的进步。前辈艺人有两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他们在平时肯虚心请教，接受批评来充实自己的艺术。（二）到了台上，那可就丝毫不肯含糊。这出戏如果自己估计唱不过别人，就情愿不唱。你瞧谭鑫培不唱《取成都》，汪桂芬不唱《空城计》，这就是好胜心太重的原故。可是艺术的进步，也就靠着多方面的学习跟互相的竞争，才能够从旧的传统规律里发展到新的途径上去的。”

“票界里跟孙春山同时齐名的，还有周子衡。”姜六爷说，“他专学程大老板，功夫很深，为内外行所一致推崇的，也是对京戏研究到家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据老辈的评论，汪桂芬学程的唱念，固然是没有褒贬了。但是程的嗓子，柔里裹刚，比汪还要沉着雄厚。倒是周子衡的音带，不用苦练，天然就像大老板。有一次他们在福兴居吃饭，周在屋里唱一出《文昭关》，程在窗外听了，连连点头说好。陈老夫子也讲述一桩他在幼年挨揍的笑话。他不是在三庆坐科的吗，有一天他随班去应一家堂会，他在后台听见大老板已经上场，小孩子总免不了耍顽皮的，趁这老头儿不在旁边，就跟别人说说闹闹，开个玩笑。想不到有人会在他的后脑袋上‘拍’的打了一下，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见了最怕的程大老板。这一吓真非同小可，敢情场上唱的是周子衡，不是程大老板。你们想想，连陈老夫子都分不清前台唱的是程是周，可见得他们的嗓音和唱念，实在像到极点了。

“周子衡本来是金店的掌柜的，因为不善经营，金店倒闭以后，他就预备‘下海’（票友正式搭班演唱，叫做‘下海’）。他跟孙春山小有不同之处，就是他能上台串戏。当时北京同仁堂乐家最喜欢戏剧，也挺在行。老乐先生认为周子衡的唱、念都好，做、表不佳，‘下海’并不合适，就把他约到同仁堂来办文书。周的生活费用，全由乐家担负。他们就这样相处了几十年，一直到周死为止。他的岁数比谭老板还要大得多。汪桂芬还没有替大老板操琴的时候，他能学程腔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后来汪桂芬不断向他请教，凤二爷（王凤卿）也跟他‘掏获’了好些玩艺儿。他活到九十多岁才死的。我们都赶上看到他的串戏，听他嘴里的劲头和发音的沉着，真太好了，至于身段方面的确是比较随便一点。”

“从来舞台上演员的命运，都是由观众决定的。”梅先生说，“艺术的进步，一半也靠他们的批评和鼓励，一半靠自己的专心研究，才能成为一个好角，这是不能侥幸取巧的。王大爷（瑶卿）有两句话说得非常透彻。他说：‘一种是成好角，一种是当好角。’成好角是打开锣戏唱起，一直唱到大轴子，他的地位，是由观众的评判造成的。当好角是自己组班唱大轴，自己想造成好角的地位。这两种性质不一样，发生的后果也不同。前面一种是根基稳固，循序渐进，立于不败之地。后面一种是尝试性质，如果不能一鸣惊人的话，那就许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