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品读|赫尔曼•黑塞【德国】：感激歌德

赫尔曼·黑塞(1877-1962)，德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早年曾入神学院学习，不到一年即从神学院逃离，开始他求生和自学的生涯。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1904)、《德米安》(1919)、《席特哈尔塔》(1922)、《荒原狼》(1927)、《玻璃球游戏》(1943)，及大量的诗歌、散文等作品。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心仪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听他们谈论这些作家，你或许可以了解到两个伟大人物的秘密。

感激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在所有德国诗人中间，歌德是让我最感谢、最费神、最苦恼、最受激励的了，他逼使我去追随或者去抗拒。他不是我最喜爱和最给予我享受的诗人，噢，不，那是另外一些人：艾兴多夫、让·保尔、荷尔德林、诺瓦利斯、默里克，还有其他一些人。但是在这些我喜欢的人中，没有一个成为我的艰深的课题和激起我道德上的抵触，他们中间没有一个需要我去进行斗争和争论，而我与歌德却总是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对话和思想上的斗争（其中一例是在《草原狼》里，百例之一）。因此我试图表达出歌德对我意味着什么，他在哪方面对我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我几乎还是个孩子时就熟悉了他，他青年时代的诗歌连同《少年维特之烦恼》完全征服了我。我很容易地想到，把自己献给诗人歌德，因为他带来了青春的气息。连同着森林、草原和田野的气息。在他的语言——来自他的母亲——里，有着民间智慧的深度和愉悦，有着自然和工艺的声音，还加上音乐的高度。这个歌德，这个纯粹的诗人，这个歌者，他永远年轻和天真，他也从未成为问题，我从未感到他模糊不清。

《少年维特的烦恼》

与此相反，在我青年时代，我遇到的还有另一个歌德：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人道主义者，思想家和教育家，评论家和纲领的制订者，一个魏玛的文人歌德，一个席勒的朋友，艺术品收藏家，一个杂志的创办者，一个无数文章和书信的撰写者，艾克曼①的口授者，就是这个歌德对我也无比重要。起初我也是无条件地景仰他、尊敬他，我也经常在我的朋友面前为他的那些官方的文稿进行辩护。如果说他的表现越来越有些市民气，有些庸俗，有些官僚气和远远地从维特的狷介中逃离出来的话，那他依然是很了不起的，他认为这一直是一个崇高的目的，所有目的中最高尚不过的目的：建立一个由精神主宰的生活，不仅为了自身，而且也是为了他的民族和时代。这是一种全面地把握他的时代的知识和任何一种生活经验的尝试，即使是所谓出了轨道；这对一个有高度才智的个人是有用的，除此，也对一种超出个人的精神活动和道德活动有益。

作家歌德为他的时代里的优秀人物树立了一个人的图像，一个人的楷模的图像，与他相似，与他更相近，这成了那些有一种善良意愿的人的理想。

歌德在工作室向秘书口授

从诗人歌德那里能得到许多享受，但是什么也学不到。他所能的是不可学的，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不是我的楷模，或者也不成为问题。相反的是作为文人、人道主义者和思想家歌德，他不久就成为我的一大课题；除了尼采外，没有另外一个作家使我如此费神，如此吸引我和折磨我，逼我去进行争论。这个文人歌德和诗人歌德完全平行地走着，相距不远，几乎合而为一，可突然他们分离开来，相互矛盾和彼此割裂。如果说诗人歌德更使人怀有好感，带来更多的享受的话，那文人歌德更要非常认真对待，不可以回避。这我二十岁时就已经感受到了。他进行了最伟大和表面看来也是最顺利的尝试，在精神上建立一种德意志生活。除此之外，它也完全是非凡的尝试：把德意志的天才同理性综合起来，使务实的人与想入非非者和解，使安东尼奥和塔索②和解。使不负责任的、音乐的、狄奥尼修斯式的狂热与一种责任感和道义感的信念和解。

这种尝试显然不完全顺利，它也不可能顺利！尽管如此，它必然要永远重复下去，因为一再地追求最高和不可能，这在我看来恰恰是精神的标志。对歌德说来，在他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中，把素朴的诗人和聪明的实干家，灵魂和理性，把自然的崇拜者与精神的宣教士合而力一，不完全是顺利的，这中间不时裂开一条宽大的缝隙，不时出现痛苦的，甚至是不可忍受的冲突。对诗人说来，理性和道德有时像一个戴在头上过于宽大的假发，这经常把他的素朴的独创性扼杀在一种僵化之中，这种僵化产生于对自觉和自持的追求。

除此之外，把他奉为楷模，留下某种类似一种真正的学派或学说，这对歌德说来也不是幸运的。就是那些付出巨大的努力把他作为楷模而加以仿效的诗人和作家，也没有成功地达到所追求的统一，他们甚至远远落在这个先行者的后面。许多例子之一就是阿·斯梯夫特，这是一个受到喜爱的一流诗人，他在那部出色的《晚夏》里有时真像一个更小的歌德那样，用一种枯燥乏味的语言谈一些艺术和生活的陈词滥调，令人惊奇的是，这砦陈词滥调居然能与那些最最富有魅力的美如此紧密地并列一起，它的榜样是再清楚不过，人们想起来：那些最最出色的富有诗意的篇章旁边也并列有这样的使人沮丧的干瘪。

不，歌德并不那样完全幸运，在我看来，他有时是灾难性的和痛苦不堪的。难道终归他真的如那些没有读过他的素朴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英雄？是从属的，短期的，今天早就枯萎了的意识形态的共创者之一？

我本想把他甩开了事，由于失望到此为止。但偏偏我做不到！偏偏这是奇特的，这是美的，也是折磨人的：人们摆脱不开他，人们必须与他一道奔跑，同情他的失败，在自己身上再度找到他身上的那种分裂！

这是有益的和伟大的：他不满足于渺小的目的，他寻求恢宏，他提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首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成长起来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这就是歌德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每一个认真对待精神和文字的德国人的。避开歌德的榜样，逃离开他的尝试——它们的失败与否都一样——那这样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德国作家的。有另外一些文人，他们很成功地用语言体现了他们的时代精神，例如伏尔泰，他更准确更完整地描述了他的世纪和他的生活层次，但伏尔泰不正是因此而经不住岁月的消磨？他对我们说来能比一种回忆更多，能比一个伟大的匠师的名字更多？难道我们还能由衷地和负责地去关注他的努力和见解？不。但是歌德却不是与他的时代一道衰亡，他与我们还息息相关，他还是那样惊人的现实。

有些年我就这样受歌德的折磨，他使我的精神生活不得安宁，他，还有尼采。如果不是世界大战到来的话，我还会上千次的有这样的想法和上千次的动摇不定。但是大战爆发了，这向我表明，战争成了德国作家的老问题，成了德意志生活中的精神和文字的悲惨命运，它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它表明，歌德一度建立起的论坛是完全荒谬的。出现了一种不负责任的、部分是狂热的、部分也是收买的那类文章，一种非常爱国的、却是愚蠢的、欺骗的和粗俗的文字，这是歌德的耻辱，是精神的耻辱，是德意志民族的耻辱，甚至那些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写起来就像军营一样，不仅那座联结精神和民族的桥梁断裂了，而根本上就不再有精神了。（这里我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现象不仅是德意志的，而且是许多或者是所有参战国的一种标记，对于我说来，这种以德意志形式出现的现象是重要的，它召唤我用德意志的形式去进行斗争。我的义务不是去研究是不是法国和英国被精神所抛弃，对它提出警告，防止逐日增长的反对精神的罪行，而是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去进行这项工作。）

看来歌德的问题在我的生活中长时间的停滞了，现在不再是歌德，而是战争。当战争结束时，欧洲又成为问题，今天也依然如此。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里，一小部分有思想的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了眼下的问题和要求，而这期间全部官方的所作所为和奉行的政策还一直站在深渊的边缘，为代表业已死亡了的理想的各式各样旗号而战。

战争爆发了，看来有段时间不再与歌德相关，可他那巨大的课题：借助精神去统治人的生活，依然是世界上惟一迫切的课题。我们文人，只要我们是不可收买的或者不被战争所蛊惑，那就看到有必要一步一步去触摸自己的基础和一步一步去弄清自己的责任。我的精神忧患进入一个狂热的阶段，就是在战争中间也一直不断地与歌德进行争论，有时现实的冲突完全突然地唤来了他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我说来就重新成为象征。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课题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里使我的生活成为斗争和痛苦，这个课题介于精神和祖国爱之间，像是无法解决的冲突。当时，若是人们信任官方的声音——从伟大的学者直到在报纸上喋喋不休的人——的话，那精神（即是真理和为真理服务）就成了爱国主义的直接死敌了。如果谁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那根据舆论的看法，他与真理就毫不相关，他就丝毫对它不负有义务，它是游戏，是幻想；更确切地说，精神在爱国主义之中，只有当它被滥用来支持大炮的话，它才是被允许的。真理成了奢侈品，欺骗在祖国的名义和为祖国服务的名义下被允许和得到赞美。我不能够把这种爱国主义的道义当作是我自己的，尽管我非常爱德国，因为我在精神中看不到一种随意的工具或者战斗的手段，我不是将军或者首相，而是为精神服务。当时我在这种关系中又与歌德重逢。那些当时把民族所拥有的任何一种财富都试图掠来作为战争手段的爱国者，很快就发现，歌德不能用于这个目的，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甚至有几次敢于对他的民族说出不愉快的真理。从一九一四年夏天开始，歌德，同他一起的还有另一些精英，陷入了低谷，为了填充空白（因为人们需要伟大的精英来进行令人作呕的“文化宣传”），另外一些名字重新被发现和被展示出来，让他们更好地为民族主义和战争进行辩护。这种发掘中最成功的是黑格尔。

那时，当罗曼·罗兰在他的一篇谈及战争的文章里把我当作他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并把我的立场标明是“歌德式”的时候，这个字眼连同一种强烈的警告击中了我：这使我忆起歌德，我青年时代之星，并使我在一切凡是我认为是神圣的事业中变得坚强，同时我也没有忽视，从官方的德国立场来看，“歌德式”的称呼恰恰是一个骂人的词儿。

那个阶段也过去了，就是我们生活中那些激烈的事件也没有能够把我与歌德分离开来，也没有能够使我对他感到冷漠。

这是怎么回事呢？歌德归终不就是个部分失败了的作家和思想家吗？他也不就是个比天才的、语言有力的诗人稍强一筹的诗人吗？为什么人们要回到他那里，即使是还要与他进行那么多的争论和在重要的地方与他分道扬镳？

当我去寻找理由时，就在我的观察里还产生了另一个歌德，一个轮廓不甚清晰，一个半透明和充满神秘的歌德：智者歌德。那个富有魔力的诗人歌德的形象对我说来是那么清晰，那么可亲，那个文人和导师的歌德，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清晰。在这些形象后面，透过他们所显示的还有另一个形象。各种矛盾都统一在这个对于我说来是最高的歌德形象身上了。这个形象既不用片面的阿波罗的古典主义，也不用寻求地母的幽暗的浮土德精神把自己遮起来。它恰是存在于这种双极性之中，存在于处处和无处之中。我是在他的晚年著作中，在诗歌里，在后期完成的《浮土德》之中，在书信和在“故事”③里发现这样一些体现出神秘智慧的个别格言和诗句的。但一旦我们认识了他，那些他青年时代和成年时期的著作和言论中，这个同样成熟的、业已超出自身的歌德也在凝视着我们。他一直存在，仅仅是经常长时间不露而已。他是无时间性的，因为所有的智慧都是无时间的。他是非自身的，因为所有智慧都克服了自身。

歌德本人经常遮掩起来的这种智慧，他本人好像经常失去了的这种智慧，不再是市民阶级的，不再是狂飙突进或者古典主义；根本也不是毕德迈尔④，它甚至几乎不再是歌德式的，而是与印度智慧、中国智慧、希腊智慧呼吸着共同的空气，它不再是意志，不再是智力，而是虔诚、敬畏和奉献：道。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从它那里得到一束火花，不管是艺术还是宗教，没有智慧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艾兴多夫的一首极短的小诗里它必然也在呼吸。但是在歌德那里，它有时凝炼成如此有魔力的文字，这可不是在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世纪中都会有的。智慧高于所有文学，它不是别的，是崇拜，它不是别的，是对生活的敬畏，它只是服役并不提出任何要求。任何索取或者权利。它是那样一种智慧：所有高贵的民族都知道它的所有传闻，它一度存在，那是在伟大的统治者的年代，那些统治者和他们的仆人对它变得不忠；为了使尘世与天堂和解，惟一的一条路是返归于它。

我对中国人的古典作家怀有一种特殊的爱，我觉得，智慧长有一副中国的面孔，歌德也是这样。因此，当我知道歌德果真多次研究过中国，并写过一首小型的标题为《中德四季晨昏》的奇妙的组诗时，我感到一丝欣喜。在我们当代文学中，这种原始智慧的表述不是很多。在德国它很少用文字表述，德国在音乐上比在文字上更虔诚、更成熟、更聪明。

歌德借助他的诗作和著述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置身一切漩涡之上，沉静如斯，这就是把我一再吸引到他那里的东西，这就是激起我对他的那些即使是不尽人意和失败了的著作不时一再地去进行研究的东西。因为没有比人变得聪明和摆脱掉时间和人自身的束缚的更高的戏剧了。当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相信他能达到这点，那他就使我们感到一种无可相比的兴趣。当我们开始对所有信念所有智慧产生怀疑时，去追随一个智者的道路，去看看他在那样的时刻会是怎样富有人性，是怎样的软弱，是怎样的心绪不佳，这会是一种真正的安慰。

从某些迹象中我必然得出结论，德国青年几乎不再认识歌德了。估计是他们的老师成功地解除了他们的这种苦难。若是我不得不去领导一所中学和一所高等学校时，那我会禁止把歌德的作品当作读物，把它保留给最优秀、最成熟、最值得珍贵的学生作为最高的奖赏。他们将会惊异地发现，他把今天的读者那样直接地摆在今天的巨大问题面前，摆在欧洲的问题面前。在一种能拯救我们的精神上，在为这种精神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上，他们将会发现，除了歌德他们找不到任何更好的领路人和伙伴。

应罗曼·罗兰之请，为《欧罗巴》杂志

一九三二年歌德号而作

①《歌德谈话录》的作者。

②德戏剧《塔索》的两个主人公。

③此处原文为“Novelle”，系指歌德所写的一些穿插在《威廉·麦斯特》中的故事。

④德迈尔( Biedermeier)，系指1814年至1848年间适应于复辟时期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风格。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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