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底，一位中国女作家赴日本交流，会场上有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她：一件小事在普通人心中，是一个结。引到作家笔下，就成为一篇旷世大作。迟子建怀揣着这件事，一直想写点什么，为她土生土长的这片东北土地整理那段幽暗的历史。一旦动笔，这将是她写作生涯中最艰巨的考验，光是整理资料，她就花了7年。她跑到图书馆借阅相关图书，再一张张复印下来，还跑遍地摊搜集散乱的民间信息。动笔的那一刻，迟迟没来。1998年，她和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结婚，一段稳定的感情关系，给了她开启这段艰难旅程的勇气。彼时，迟子建和黄世君因工作分隔两地，她常乘坐夜晚的绿皮火车回乡跟丈夫团聚。临行前，把手稿揣在包里，落座后摊开大硬壳笔记本写上几段。整个车厢寂静无人，列车在荒野间飞驰而过，带着她的思绪穿梭回50多年前。现实的恬静与历史的纷乱交杂，让她感觉心境异常复杂。但还是要继续写。不写就没人知道，“满洲国”时期底层百姓的水深火热。她几乎带着使命感在创作。1999年底初稿完成后，她一数，竟然有60万字，着实没想到。她那时并不用电脑打字，都是一笔笔在纸上写出来来的，近两年的时间，不舍昼夜，一心扑在这本书上。拿到第一本样稿时，迟子建兴高采烈地带回家，送给了丈夫黄世君。在样稿的扉页，她真诚地写道：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这本书后来一直摆在家里的书架上，黄世君翻过一遍又一遍，成为两人都放在心头的一份厚礼。书中写了一群最平凡的人，在战争背景下苦苦挣扎的生活。他们不是拨弄时局的大人物，在历史中一闪而过，连云烟都没有留下。几十年后，迟子建为这样一群人写出了他们被淹没的声音。“他丑，他瘦，他矮小，他贫穷，他牙齿发黄，他穿着寒酸，他残疾，总之，他一无是处。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在华丽的大街上走过，是不是就会让人觉得多余？”进入2000年后，打工潮开始席卷到全国各个偏远的村落。农闲时，去城里讨份体力活，是多数农民的选择。她照旧经常乘坐绿皮火车回乡，车上都是神情疲惫、衣着破旧的农民工。迟子建和这些人打交道，观察、聆听，也为后来的作品埋下伏笔。2001年，她与黄世君在中俄边境偶遇一位老人，这是一位老战士，在战场上负伤严重，曾断了三根肋骨，还少了半页肺。但在后来的村民眼中，他却成了逃兵。别人都死在战场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一定是逃跑了。老人背负着莫须有的污蔑，活了半辈子。迟暮之年，提起这位委屈老人依旧愤怒。他是个普通的战士，也是位普通的老英雄。最后好言劝说，让他拿钱去买袋米，老人已经感动得眼泪汪汪。后来这成为小说《群山之巅》的创作契机。每个普通人都有他的闪光岁月，在平凡之中也有“伟岸”。创作这本书书，她的腰椎、颈椎都已经不堪重负，迟子建几乎全程在与身体状态抗争。严重时，家人强行把她安置到床上休息，迟子建的脑子还在转不停。2015年，《群山之巅》出版。被不少人誉为她最出色的作品，迈入50岁的迟子建给自己又交出一份岁月的答卷。回到2002年， 那一年，对于迟子建来说是漫长而苦痛的。而公公去世不满百天，爱人黄世君因车祸离世，她成了未亡人。再回家时，她总会摩挲那本《伪满洲国》样稿，触摸黄世君翻过的痕迹，与亡夫的指纹交叠。在悲伤中，迟子建写下：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句话成为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篇。故事中，女主人公的丈夫也死于一场车祸，迟子建罕见地将自己代入到作品。一个失去挚爱的女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她将怎样化解悲伤，继续生活，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课题。2015年，迟子建在北京参加研讨会。会上，她袒露自己早年曾去采访一场特大矿难，见到那些年轻的寡妇哭得撕心裂肺，还有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们。她无比共情，遂细致地追踪整个矿难的详情，甚至持续关注到了后续的赔偿。这段历程中，迟子建的眼界和体验都升华了。“写作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一个人的伤痛和众生的伤痛比起来，确实是很轻的。”用个人的笔触链接大众的喜悦与哀痛，把小我融化在人类共同的情感中，也不失一种疗愈的方式。17岁那年，迟子建考上大兴安岭师范，第一次走出生活的山村，坐火车去外面的世界。迟子建对未来有很多浪漫的想象。在学校，她和那个年代无数文艺青年一样，热爱创作。她写了很多作品，一篇一篇地寄出去，但都遭到拒绝。每回去收发室拿信，寄给迟子建都是厚厚一封信。那时候她也并未想过要当作家，仍然坚持在写。直到黑龙江《北方文学》的杂志编辑建议她，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入手。于是，有一天下晚自习，她顶着夜色，萌生了《北极村童话》的框架。终于在毕业前，她如愿发表了处女作。一个村子的故事，也是迟子建那时全部的生活经验。她家坐落在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与世隔绝的人生却与自然肌肤相亲。白雪、大山、草滩和冬天点燃的篝火，飘荡在夜色中的奇谈，织成了她对故乡独特的回忆。她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聚焦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结成一部荡气回肠的巨作。她写《白雪乌鸦》，描述那场席卷东北、六万人丧生的鼠疫。她写《候鸟的勇敢》，从候鸟迁徙讲述一座东北小城的历史变迁。这位身处东北、书写东北的女作家，一笔又一笔地在刷厚这片黑土地的文学底色。就像她说：“漠河的土地给我的精神世界注入一种强大的东西，无论在哪里，我都做着文学梦，可能是因为这种坚定。”父亲在镇上当小学校长，母亲是乡广播站的播音员。两位文艺爱好者对女儿的未来充满期许。那时山里的生活清贫艰苦，很多女孩子早早嫁人，在劈柴做饭、相夫教子中消殒青春。迟子建的功课却被父亲紧盯着。父亲会拉琴，这是小村庄中为数不多的精神娱乐。然而在早晨，琴声是她的起床铃。父亲站在窗外拉一下琴，她就要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温习功课。后来她去大兴安岭读师范，走上写作这条路，都与父亲高瞻远瞩的培养意识分不开。再后来，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研究生院联合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班里走出了一大批影响中国文坛的当代作家。那时迟子建年纪小，身上带着与生俱来的冷感，班上男同学都不敢招惹她。莫言读过她的作品后，从心底里对她感到尊敬。那时迟子建仅仅是一个从未走出过东北的女孩，作品里宏大的视角让所有人看到她写作的野心。她生在漠河，写在东北，盘踞在一角，却雄视整个文坛。迟子建三得鲁迅文学奖、两得百花文学奖，还有一次茅盾文学奖。这样的成就国内作家无出其右。谢灵运曾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后世常用“才高八斗”形容一个人才华不凡，文思斐然。从那个村庄里走出的迟子建，出生第一天就是父亲的“子建”。
资料来源：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90年代日本记者说我来自满洲国，这刺痛了我》
澎湃新闻：迟子建到北师大任驻校作家，莫言苏童到场迎接
三联生活周刊：迟子建｜火车是我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生命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