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唐兴七十年｜卷一｜第二章5.总管成了总持 而且还是菩萨
卷一 开皇、武德初年纪事
|第一章·杨隋李唐：两个王朝的建立
总管成了“总持”，而且还是菩萨
坐镇江南十年之久的大隋扬州总管杨广还是江南宗教的保护者。
由于父皇母后都笃信佛教，杨广当然不会不懂得宗教特殊的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利用宗教收揽人心，也是杨广当年在江南的善行德政之一。
这当然不是杨广的一厢情愿，教派靠拢朝廷，教主联络皇上，政教互惠，既为教化，也为王化，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
更何况江南之地的佛、道二教自东晋以来已经兴盛了几百年，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佛、道二教在江南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南朝四百七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就是弥漫于南方上下的浓烈的宗教气息。
梁武以帝王之尊，曾四次入寺院为奴，由群臣费钱一亿赎回。
荒淫无道的陈后主也曾如法炮制。后来更在开皇九年（589）大隋灭陈之役开始之前，请来高僧智凯*（正字右边为“页”）等人祈祷泯灾，期求苟延残喘。
陈亡后，受到陈朝两代君王极高礼遇的佛教天台宗创始人的智凯*及其僧团也受到巨大打击，一时“金陵土崩，师徒雨散”，智凯本人也去了庐山。后来又是江南重叛，“寇贼交横，寺塔烧尽”，教界再次蒙受了巨大损失。
杨广就是在这种情势下移镇扬州的。
面对只有六十万人户的江南却有三十万参加反叛的严峻形势，杨广明白，朝廷在江南强制推行的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意在移孝为忠，提高中央集权，但却刚好与江南世族化国为家的意识形态直接冲突，要想平定局势，即要扬汤止沸，又要釜底抽薪，这就需要从宗教方面大做文章，以聚拢人心。
父皇年轻时曾以护法金刚自许，现在，年轻的晋王也以护法使者的面目出现了，他宣称——
近年奉诏专征，吊民罚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灾，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按他的说法，佛塔被毁，责任全在反叛分子；他对此表示遗憾，也表示同情，当然也就要有所行动。他要拉拢的首要目标就是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智凯*。
当年平陈，杨广与他失之交臂；在杨广之前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也曾致书于他，后来又是隋文帝亲自致书“敬问”。有了这些铺垫，晋王杨广移镇江都之后，很快就派人给智凯*送去措辞恭谨的《初迎书》，同时还命有关部门修葺了大师以前所居之禅众寺，请大师前来，“愿忘怀受施”。
但既然是高僧，架子自然也大，再说毕竟没有打过交道，所以智凯*“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再次又“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
但杨广似乎是铁了心要学三请诸葛的刘玄德，终于使大师勉强答应前往江都，同时还有几个前提条件。
——“愿勿以禅法见期”，就是告诉杨广，不要指望我给你传授禅法；
——“虽欲自慎，终恐朴直杵人，愿不责其规矩”，也就是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侵犯；
另外还有坚持佛法不阿权贵、自由来去不得强买强卖等两条。
智凯*显然是还在迟疑观望，为自己预留后路。
杨广毫不迟疑，一一允诺。
于是就有了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总管府内千金殿举行的千僧会，隆重迎谒智凯*大师。智凯*为杨广授菩萨戒，并为他取法名“总持”菩萨；杨广则恭拜智凯*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
从表面上看，大隋朝廷的扬州总管、皇子晋王在江都大弘佛道，恰与灭陈之时隋文帝对江南教界的严厉形成鲜明对照，但从实质上讲，手法不一的父子二人的目标却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都要将宗教活动置于王朝的严密控制之下，以加强对整个社会的统治。
成了师徒的杨广和智凯*两人后来的交往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难以尽述，但究其实质而言，则始终围绕着控制和反控制、利用和反利用的主轴进行。
隋文帝早在灭陈后不久就敦促智凯*“以同朕心”，要他与朝廷保持一致；智凯却一直想自由地弘法传教，不管杨广如何秉承父皇旨意，竭力拉拢，想让大师成为帝王“家僧”，两人或书信往来，或当面交锋，心有佛祖因而桀骜不逊的大师始终没有就范。
而杨广也表现出惊人的耐心和极其成熟的政治手腕，始终对智凯*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智凯*来江都为杨广授菩萨戒那一次，杨广就有意让其为慧日道场住持，为己所用，以扩大对佛教界的影响。
但大师却坚辞不受，并且当面提出要回荆湘，去当阳玉泉山建立自己的精舍。那一次大师在江都城外住了几个月，始终未入慧日道场。
那几个月里，杨广多次派人给大师奉送礼物，百般延请，后来又几次亲笔修书，挽留大师，终无所获，最后不得不目送大师飘然而去。
可以摆脱晋王的纠缠，却无法摆脱皇权的压迫，进入荆湘传法的大师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他举办的法会竟被当地官员粗暴遣散，显然是怕他以传教之名聚众谋反。
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大师致信请杨广做玉泉寺的大檀越。杨广欣然允诺不说，还致信荆州总管，请他对大师及所修玉泉寺多加关照。
同时还利用当年回朝述职的机会，向父皇奏告了自己和智凯*的交往，请求父皇的支持。隋文帝敕书匾额，为大师创办的精舍赐名“玉泉寺”，并敬问道体。
当今皇上的御笔亲题，无疑是一块威力巨大的金字招牌，大师的处境自然大为改观。
此前此后，师徒两人也一直书信不断，杨广一直没有放弃让大师重回江都的想法，大师也一直没有让杨广如愿以偿。
直到开皇十五年（595），由于晋王的恩惠和“致书累请”，大师不好再加拒绝，只好顺流东下，先到金陵栖霞寺，再到江都城外的禅众寺，但依然没有住进杨广最希望他法驾光临的慧日道场。
这一次大师在江都逗留到第二年三月左右。
杨广虚心求教，执弟子之礼甚恭，显然有想成为大师传灯的上首弟子的意思。大师给他送了自己所著的经书，但却断然拒绝了杨广要大师授禅传灯的要求。
希望落空的杨广大伤颜面又不好发火，居然派人暗中将大师的居所监视起来，不让他人接近。再留江都已毫无意义，大师再次飘然而去。
智凯*于开皇十七年（597）十二月二十四日末时安详入寂。
晋王杨广为延揽智凯*可谓费尽了心机，虽然最终也未能使其就范，但杨广利用佛道资助王化的事业却达到了预定目标。
这首先表现在他成功地争取到和智凯*同时代的另一高僧吉藏的支持，后者在杨广即位称帝后，成为大隋佛教界的首领人物。
另外，虽然智凯*至死也没有依附大隋朝廷，但他的门人弟子却在大师死后主动靠拢王权，天台宗也在杨广的政治扶持下最先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
江都十年，大隋王朝的扬州总管又成了“总持”，而且还是菩萨。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也许只是一次政治与宗教的互相利用，但也同时让我们明白，东方政治——哪怕是暗箱操作的宫廷政治，也并不全是翻云覆雨的阴谋诡计，甚至不乏文质彬彬温情脉脉的情感交流，就像西方的议会政治并不全是唇枪舌剑的喋喋不休一样。
革命哪里就真的全是你死我活血流成河的暴烈的行动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这样一段论述——
“晋王逐渐成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诚和体贴的施主。
他命令他的军队收集因侵陈和以后的内战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经；在扬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设立一个专门收藏精选的经籍的馆堂；其余的经卷经过手抄，增至903，580卷，然后被分发给扬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
他在扬州建立四个道场，他召集学识渊博的佛道两教教士充当一段时期的王府的僧侣。智凯*死后，他继续成为天台宗主要的正式施主。
扬州迎来了文帝之后最受欢迎的人——晋王杨广
意义最重大的事件也许是扬州的建设规划，此规划开始给扬州添加它后来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辉，同时又赋予了建康作为文化中心长期拥有的那种繁荣和收引力。随着僧侣的南来北往，对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宠以及官方对信仰的赞助，反隋的情绪逐渐缓和，最后几乎化为乌有。”
晋王杨广卓越的政治才能就这样在扬州之地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安定江南的文治政绩，加上以前所积累的北御突厥、南灭陈朝的武功功勋，使他终于在朝中“声名籍盛，冠于诸王”，为他日后的冲天一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颗闪闪发亮的政治明星开始出现在大隋朝廷的天幕上，并且还将越来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