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回忆录]被拒收的知青（十二）

被拒收的知青（十二）

厕所，就在人行道上，是用苇席临时围成两米高，十米长，三米宽的一个长方形，有一个一米宽的门。两排十八个蹲位，都是以前修人行道时就预留好的长方形蹲坑，上面全盖上标准的铸铁篦子。

使用前，先用苇席围好厕所的临时围墙，再把铸铁篦子掀起，厕所就完成了。每间厕所还有一个水龙头，供洗手用。蹲位和水龙头的给水管道和下水道，都和城市上水道和下水道联通，直接供自来水和排出粪便污水，不用考虑清理粪便的后事。

一旦要拆除厕所，只要把苇席拆除，地面清理干净，铸铁篦子盖好，水龙头卸掉，人行道就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我和宁培信上完“厕所”后，就沿着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向北，既天安门的方向开始运动。到了东西长安街，我们又向东前进。到了中轴线的北端，却再也不让我们进入广场了。于是我们继续向东走，绕到历史博物馆门前。为了进入天安门广场，我们俩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胸牌。

胸牌是进入天安门广场前，按人名登记发给的，一人一牌。胸牌的编号表明你在广场内的哪个方块内，位置是不许改变的。

天安门广场四周最外围的民兵不是单人一排，而是三人三排。检查非常严格，没有胸牌是绝对进不去广场的。

拿出我们的胸牌后，外围的民兵看了看说道：“你们俩应该在广场西侧进入指定地点。”于是我们两个人马上就又编了一个理由说：“我们一早没吃饭，刚才去王府井吃了早点，回来后已经绕不到西侧了。能不能让我们从这里先进去，慢慢地穿过天安门广场，按规定到达指定的地点开会。”

外围的几个民兵商量了一会，进到广场里面；叫出一个头头摸样的民兵。他向我们交代了几句：“一定要按规定回到大会指定的地点，如果发现乱串，立即清除会场！”

我俩也保证，绝不乱串，一定按规定进入会议指定的地点，于是，民兵们便放行了。

一旦进入会场就好办多了，带着胸标的我们一路西行。望着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的国旗，我们穿过道道封锁线；很快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中轴线通道的东侧。

这时，中轴线通道的两侧，已经排满了整齐的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排在首都民兵前面的三排解放军战士，整整齐齐地席地而坐。并要求广场内的所有人必须全部坐在地上，一个也不许站立。

我和宁培信就在天安门广场中国旗的旗杆下停留下来，紧紧地贴着通道旁的解放军坐在了地上，不想再前进一步。

每个方块里都有一名解放军军官，判定是军官的依据是，军装上衣有四个兜的，就是军官。军装上衣只有两个兜的，便是战士。因为，当时的军队里，领章和帽徽全都官兵一致，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包括将军也不例外。所以，军人只要上衣是四个兜，那一定是军官了。

方格内的军官，每人一个手提的扩音器。这在当年是很难见到的高科技产品。军官们反复用扩音器向大家喊道：“革命的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希望你们在会议期间遵守大会的纪律坐在地上，不管谁来开会和接见大家都不要站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人都能看到中央领导。同学们能不能做到呀？”

山呼海啸般的一声回答：“能！！！”响彻云霄，声震寰宇。我们的心全被这巨大的声音震撼了！这一声吼叫，产生的效果，回音渺渺令我终生难忘。

（未完待续）

清风细雨（赵雨祥）2012年9月5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市

1、这张照片是2009年5月份，沈阳铁路中学1966届初三、四班同学聚会时，在沈阳和平南大街中央的绿化带里拍摄的。照片里有7名男同学在1966年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

前排左起：张笑男、王桂荣、康慧敏、马月英、白淑芝、孙丽萍、于志新。

后排左起：李学文、窦昌民、刘新、郭忠波（已故）、汪海、韩超、王功军（原沈阳铁路局福利处处长老红军的长子、已故）、邹恒元、李子杰、李维新、王凯林（原沈阳铁路局局长王树恩的长子、已故）、刘猛、薛绍安、赵永春、赵雨祥（本文作者）。

2、这张照片是1970年拍摄的，照片中的解放军就是我们班（初三四班）的王功军（已故）同学！宁培信被打死后第一个来我家报信的就是王功军同学。王功军的父亲王修之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当年在沈阳铁路局任福利处处长！

王功军同学在农村插队时于1970年11月份参军入伍，1974年复员后，直接分配到沈阳铁路局电务通讯系统，也就是后来的铁通，定居在沈阳直到2019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