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番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番薯有骂人的意思。用番薯骂人特别恶毒，一般不用判断句式说“你是一条番薯”什么的，那样被骂的人还会分辩“我不是”，这就抵消了骂人的威力，它往往用祈使句式：“你这条番薯！”直接把帽子扣上了，像张飞的丈八蛇矛，令人无法抵挡。被骂作“番薯”的人，相对来说个头较大，脑袋不开窍，做事笨手笨脚。我不知道为什么不骂作“土豆”或“西瓜”，也许它们太圆滚滚了，而圆就会滑，滑自然就不笨。相比之下，番薯不太滚得动。用“冬瓜”骂人倒是有，但一般骂的是身材不好，明显涉及人身歧视。用植物状人，也有好的。魏巍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说遇到的一个小战士“像一株秋天田野里的红高粱”。那真是一种极致的赞美，比称赞女孩像一朵花还让人受用。我想赞美番薯，其实有些忌讳，因为它的出身不太好，据说是明代万历年间被华侨从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带回，属于洋血统，并不根正苗红。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一个常识：一样物件，如果带有“番、洋、胡”这类字眼，往往与外国有关。比如肥皂，我小时候叫“洋碱”；在我祖父那代，火柴叫“洋火”、火药枪叫“洋枪”。水果则有番桃，蔬菜有番茄、胡瓜。历史上讲“夷夏之分”，我们是“中”国，其他都是地处边鄙、众星拱月的番邦，生活在那里的人叫“生番”或“番鬼佬”，番鬼佬都不讲理，所以两广地区指责一个人不讲理，就说他“番蛮”。从这一点说，我觉得番薯特别值得佩服。一个外国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融为一体，变得比土著还要土，为中国人民的肚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作物里似乎找不到第二个了。它的样子拙朴，慧中而不秀外，脾性跟传统的中国农民一样老实巴交，从南到北，什么地方都能落地生根，也因此成就了自己作为最重要的杂粮的功德。
作为一种种植最普遍的作物，番薯在历史上似乎种得比现在还多。我在英国人从清末到民国的《北海海关志》中看到，当时的合浦、灵山一带“生长繁茂的番薯以其大量的叶丛覆盖着大地”，虽然当地经常瘟疫流行，但很少发生灾荒，原因之一就是有番薯充饥。农民每年在地里轮种水稻、花生、番薯、粟米，番薯100来天即可收成。
番薯有两个特点：一是易保藏，小时候家里的床底经常堆着番薯，一放半年；二是淀粉多，顶饿。现在人们讲究养生，有“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的说法，那时候只要吃饱就万事大吉，番薯非常出色地承担着“管饱”这一重要使命。番薯之所以让我深情缱绻，因为它削了皮可以生吃，差不多可以说是小时候的水果。据说生吃容易得蛔虫，但几乎没有人忍得住嘴馋。如果小孩肚子疼，大人就会“秋后算账”：叫你别吃那么多生番薯不听！当然最好还是煮熟了吃。煮番薯不用放太多水，要是煮干水刚好熟透最好，锅底会有一层黄色的糖胶，我常常用手指刮那层糖胶吃。不过我相信要是现在再吃，一定不会感觉有什么好味道，就像乾隆微服下江南，饿得发昏章第十一，吃到一个老农的煨番薯，觉得简直是天下至味，回到京城，御厨怎么也做不出那味道，因为吃的人境况变了。这大概就是哲学家说的，“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人不能两次吃到同一条番薯。
对番薯印象深刻，还因为它吃起来让我特别“想入非非”。每次把一条大番薯剥开皮，侧着脑袋吮一口——好的番薯不用咬的，形成那种“犬牙交错”的形状，很像电影《南征北战》中摩天岭的巉岩峭壁，我想象解放军和国军正在抢占峰顶。
吃番薯时这种神思邈邈，是吃其他任何食物所没有的。后来读苏东坡在海南写的日记，说看到一盆水倒在地上，一只蚂蚁水干后遇到其他蚂蚁，哭着说：“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几不复与子相见！’）”，感觉特别心领神会。
番薯还有高贵的吃法，比如做番薯汤，切块，煮开后加半块黄糖或几勺白糖，一碗热腾腾的番薯汤，味道感觉跟鸡汤一样。番薯汤的形式，使土里巴叽的番薯吃出一种享受，谁说形式不重要呢？但它并不因此自得而端起架子，用它与芭蕉杆、芋苗一起剁成猪饲料喂猪，你不认为是糟蹋粮食，它也处之泰然。番薯最好的吃法是把它做成番薯干。这是每个农村孩子吃得最多的零食，我相信有过农村童年生活的人，在对青马竹马的甜蜜回忆中一定有番薯干的清香。因为我对番薯干的热爱，老家的亲朋戚友到北海，有时带着一袋皱巴巴、硬梆梆的番薯干，它们像网兜一样一下子捞起我少不更事的童年。
因为番薯在杂粮中的“代表性”，它成了某种特殊身份的象征，不少人喜欢说自己是“吃番薯长大的”。这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自诩，用吃番薯长大证明自己吃过苦，能吃苦，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傲娇。有人把中国人踢足球不行，归咎于那一代人吃番薯长大，营养不够。番薯成了足球冲出亚洲的绊脚石。
不知道这是否有点冤。现代科学发现，番薯富含维生素，叶酸，钾、纤维素等，有降压、减肥和防癌作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南人用当米谷果餐，蒸炙皆香美……海中之人多寿，亦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也。”前几天到北海郊区，见到一种“海鲜番薯”。主人老宋，一问竟是我原来在市化肥厂一位老乡的同事，他称自己种的这种番薯是“吃海鲜”长大的，他使用一种以虾皮蟹壳为原料制造的有机肥料，种出了这种“海鲜番薯”。三十多年前，刚走出校门的老宋在化肥厂围墙外，看到打鱼的地角人种的番薯长得葱茏葳蕤，虽然也是普通的品种，吃起来却特别香甜，他们经常用虾皮蟹壳沤成的肥料浇灌。中国人的科学都源于形而下的体验和经验。与化肥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宋，在大量阅读和求教后解开了其中奥秘：被人们当作废弃物的虾皮蟹壳其实是最好的多肽蛋白质，还有一种叫“甲壳素”的物质，使得番薯的性状发生了改变。老宋到处拜师，用生物酶解及微生物技术从虾皮蟹壳中提取蛋白，与其他物质发酵，用自己发明的这种多肽有机肥试验“喂养”番薯。我尝了这种“海鲜番薯”，它里头像正宗的海鸭蛋，呈现奇异的橘红色，香糯松软，有一种特别的香味，却没有番薯常有的丝络。
“海鲜番薯”，海鲜遇见番薯，这名字听上去像一个噱头，但未尝不是事实。世界上有许多“遇见”，刘备遇见诸葛亮，俞伯牙遇见钟子期，杨振宁遇见翁帆，萨特遇见伏波依，西门庆遇见潘金莲，北京遇见西雅图，我遇见读这篇文章的你……每种遇见都是一种缘，每种缘都有它的果。不过番薯能遇见海鲜，首先是海鲜遇见了老宋，他为了弄这有机肥料试验种番薯，吃尽了苦头，曾经一度连车子也没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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