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笔法先知笔】(五)唐人尚法之颜公变法

启明按:本文中,作者结合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东方朔画赞分析了颜真卿“变法”的原因。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提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的说法。所谓“唐尚法”大抵是说在唐代形成了比较严谨的楷法。

虞、褚、欧、颜、柳诸家都形成了各种一套规范的书写方式,足以为后人垂范。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颜法。当代书法入门从颜楷入手也是最流行、最主流的路径。而颜法的特点基本是:藏锋起笔画个圈——行笔——收笔再画一个圈。这两个圈不知道画得多少初学者欲仙欲死、如痴如醉。

颜法的确立可以作为书法划时代的分水岭,通过观察不同的颜楷作品,可以找到颜藏笔法形成的原因。(由于没有墨迹作为参考,只能以碑刻为标准,本文原本是不打算对着碑聊笔,颜公变法的意义重大,实在绕不过去。)

《多宝塔》为颜公44岁所书。182MM高写了66个字(启明按:此处的高度数据去除了碑额的高度),字间还留有空格,所以字径在3CM以内。

由于不是墨迹,笔触不是非常清晰,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露锋起笔依然是非常常见和明显的。

收笔处有明确的形态,但是并不一定圆润光洁。

就像《张好好》中的这一横,收笔时向右下45度一摁,由于硬毫的缘故并不一定光洁平整。比起软笔画个圈效果还是有差别的。

《东方朔画赞》为颜公45岁所书。比《多宝塔》仅仅晚了一年,字径在10CM左右。藏锋的特点十分明显。

那么,时隔一年难道颜公就书风大变,笔法全换了吗?

这种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写字人的变了,而在于字径不同,书写工具不同。

《多宝塔》的字径在三公分以内,应为兔毫缠纸笔所书,唐代书写小字主流的笔就是兔毫缠纸笔。《祭侄稿》亦是兔毫缠纸笔所书,后面会讲到。兔毫硬劲,着纸即可获得笔力。因此露锋直入自然舒适,非要刻意地去藏锋还不容易藏得住。兔毫最长只有四公分,做不了大笔,因此书写十厘米字径的《东方朔画赞》需要用到的大笔一定不是兔毫、狸毫这样的硬毫所制。究竟是什么毛料制成史料缺乏记载。按常理说,应该是狼和羊之类的软性材料。马毛、猪鬃等无锋颖,故可能性不大。用狼羊类软性材料制作的大笔在着纸的时候劲道不足,需要在起笔处既调致中锋才能最大程度的获得笔力,使得线条不至于软弱无力。

从目前掌握的唐代史料来看,对于狼毫、羊毫几乎没有相关记载,只有与散卓笔有关的一些史料。

此段援引朱友舟先生文字:唐代以来,李阳冰、段成式、柳公权等使用或提及过散卓笔。在文献中,较早明确提到“散卓”二字,可能属李阳冰《笔法诀》。他说:“夫笔大小、硬软、长短或纸绢心、散卓等即各从人所好。”“纸绢心”即《笔经》里的缠纸披柱法。李阳冰将散卓与纸绢心并列提出,说明散卓法在唐代已经存在。段成式写有《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余知古、段成式与温庭筠为文场的知己,文人之间馈赠文房用具为一种雅举。一次寄散卓笔十管,可推知当时散卓笔的制作和使用在某些地方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唐代段成式说:“限书一万字,应贵鹿毛。价抵四十枝,讵兼人发。前件笔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长,似学铁头之短。”文中的青毫应指紫毫,而非青羊毛。纯紫毫价格不菲,所以可抵鹿毛笔四十支。段成式进一步告诉我们江西新淦出产散卓笔,而且相当精致。可以推知,散卓法技术在某些地方已经渐趋成熟。

柳公权对当时的两种制笔法更是做了一番比较和总结,对后世影响颇大。“虽毫管甚佳侧仁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柳公权对这种短锋有心笔做了批评。安徽舒州青练笔管小,出锋长,刚柔得体正符合柳公权的要求。管小锋长的特点与散卓笔的形制特点颇为吻合。作为影响巨大的书家,柳公权的选择既代表了时代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时代。可见,在毛笔的演变过程中柳公权的贡献非同小可。学者称柳公权这项革命性宣告的提出,预示着北宋无心散卓发展时代的来临。毛笔的发展经历了初期的散卓法,六朝以后有心缠纸法成为主流,唐以后散卓法再次取代有心缠纸法成为制笔的主流。

这些关于散卓笔所使用的毛料,这几位唐人都是白不提黑不提。本文前文介绍过汉代即有散卓笔,经马衡鉴定含有狼、羊、兔三种毛料,因此推断唐代散卓笔以狼、羊为主料,笔性偏软当合乎逻辑。

藏锋起笔的写法是颜公首创吗?恐怕不是,汉隶的蚕头燕尾早就有了。

《曹全碑》中横画大都是典型的蚕头燕尾

因此,大家都说颜公引篆隶之法入楷,完善了楷书的笔法。收笔画圈这种写法和形态在颜以前基本没有见过,汉隶是燕尾出锋不画圈,虞、欧、褚也没有收笔画圈的习惯,因此可谓颜公首创。

从毛笔的笔性对书写的影响来看,只要字写大了,笔变软了,聪明人自然会选择藏锋起笔、中锋行笔,汉人如此,唐人亦然。

由于大多数人形成了颜公喜藏锋的惯性思维,因此很多人认为《祭侄稿》也大量存在藏锋写法。我个人认为《祭侄稿》的写法没有刻意藏锋,写法全是露锋写法,而形态上看起来像藏锋的笔划一是由于墨多流淌所致(类型《伯远帖》开篇第一字“珣”字,详见前文《细观伯远》篇),二是由于笔秃无锋所致(类似《快雪时晴帖》,详见前文《秃毫快意》篇)。

徐邦达先生在《谈古代书画鉴别》文中有此一段:笔的有心无心问题,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晋人王珣《伯远帖》,用的是一种吸墨不多转侧不太灵便(折笔处住往提起再下)的劲毫,为后世书中所没有见过的,是最为特异的了。僧法极(智永)《真草千字文》,有些顿笔处有贼毫直出,也是特种制笔的缘故。唐代孙过庭《书谱》,僧怀素《苦筍帖》、颜真卿《祭侄文稿》、杜牧《张好好诗》等,大都是使用一种坚硬而看来吸墨不太多的有心笔。唐人万岁通天摹《王氏一门法书》中好多粗肥的字,还表现出开叉的笔划,就是因为诸王书原迹用硬笔又吸水不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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