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折扣 竟被认为要交增值税

现金折扣 竟被认为要交增值税 

读到一篇文章，讲：取得的现金折扣应按“金融服务——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把我吓出一身冷汗。难道是出新政策了？没有呀？

细看，该观点认为：现金折扣“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现金折扣“实质上是销售方付出的资金占用费”，“应该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哦，原来又是一个按“本质上”来理解纳税义务的。

购买方取得现金折扣，一直以为只是取得了折扣，得到了降价待遇，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万万没有想到，会被认为是“本质上是提供贷款服务”。

按这个“本质上”来理解，如果取得现金折扣交增值税还不算冤枉，如果没有现金折扣的约定，我只是提前付了钱，岂不是“无偿提供贷款服务了”，岂不是还要视同销售了？

按这个“本质上”来理解，我拖欠货款，本质上就是销售方在无偿提供贷款服务了？销售方也应该视同销售了？

这种通过“本质上”来征税，有点好玩。比如合同约定5月5号付款，5月4日（含）之前付，就是采购方无偿融资给销售方了，销售方应该视同销售交增值税；5月6日（含）之后付，就是销售方无偿融资给采购方了，销售方应该视同销售交增值税。

你说，这样会不会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税法规定的规则可以简单理解为：某种行为，如何纳税。

所以，税法可能将某种行为，“视同为”另一种行为来征税。比如，把永久租赁建筑物，视为销售建筑物征税；比如，把提供停车服务，按照出租不动产租税；比如，把无偿赠送货物，视同销售货物征税；比如，把某些情况下无偿借款给股东个人，视同对股东个人分红征个税……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也是合法的，因为这是税法明文规定的，它构成了规则本身。

但是，实务另有不少“人为”的视同，就不知道它的依据在哪里了。

比如本例，把“现金折扣”认为是，本质上“提供了贷款服务”；比如，把“公司分立”认为是，本质上“投资收回+再投资”；比如，把“转增股本”认为是，本质上“分红+再投资”。这样的“本质上”，有什么依据呢？

现金折扣，是销售方有条件降价行为，是双方在谈销售合同时谈好的一种计价方式。而贷款服务是把自己的款项借与他人的行为。现金折扣业务中，存在采购方向销售方提供借款的行为事实吗？有销售方还款的行为事实吗？

这种思路仿佛是这样：采购方提供十天付款，被强制理解为，采购方有钱先不付货款，先借十天款给销售方，十天后销售方再以销售款偿还，扣掉利息后，双方平账相抵。这样的思路我认为是不正常的。

降价折扣行为，硬被理解为借款行为，事实基础在哪里？法律基础在哪里？这种既没有事实基础，又没有法律基础的假设，怎么可能用来征税呢？

如果财政部、税务总局在不违反增值税法规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取得现金折扣，视同提供了贷款服务”，那么，就可以这样征税了。此时，它并没有去纠结现金折扣“实质上”是什么，而是直接对现金折扣这一行为征税，并将其划归于“贷款业务”。

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强行把“现金折扣”理解为“融资服务”，就是指鹿为马了。按此理解，税务局加收欠税的滞纳金，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提供了一项融资服务吗。税务局交不交增值税呢？开不开发票呢？总不可能把滞纳金理解成“工本费”，或者“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收费”以便不征税吧？说要免税，免税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完全不需要理由，因为滞纳金就是滞纳金，为什么要理解为融资呢？

这样的例子在实务中数不胜数。因为一个业务与另一个或一串业务在结果上相似，就将其混为一谈。

“公司分立”，有观点认为是：“撤资+新投资”，即所有股东同步从旧公司撤回部分资，但同时全部投资到新公司。

问题是，分立是一个一次性的、整体的交易；而撤资、投资各是各的交易，每一个交易都有自己的特点、计算方式和选择权。公司分立只需要股东会或董事会按《公司章程》决定，并不要求每一个股东同意；但撤资+投资，除非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否则根本不可能与分立一个效果。

“公积转增实收资本”，有观点认为是“分红+再投资”，这也是把一个独立业务，强行“理解”为两个业务，并用理解出来的业务来征税。

从法律上看，转增与分红+再投资，这两个业务的性质完全不同。比如，《公司法》规定法定公积金不得用于分红，但可用于转增。以法定公积金转增来说，是合法的业务，但以法定公积分红，却是违法业务。但如果认为转增就是“分配+再投资”，并希望借此来证明所有用法定公积金转增资本行为都是违法，结论就会与法律相背，因为法定公积金转增是《公司法》允许的。

对事实的认定，必须基于行为与证据本身。而税收的概念，都有明确而严格的内涵，不能人为从业务某些特点和结果的相似性，来随意理解认定。征税上，所有合法的“认定”、“视同”，都必须要直接基于税收政策明确规定的征税规则。

就现金折扣来说，是折扣行为，不是融资行为，取得现金折扣不交增值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