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友——杨坤.我们的老指导员
1973年于襄渝铁路前锋火车站，后排左2为老指导员杨坤
杨坤.我们的老指导员
—— 连队生活琐忆之三
又到大年初一，该给老指导员拜年了！
接通电话，熟悉的声音还是那样的清脆洪亮。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相互问候之后，又聊起了其他话题。这反而使我不安起来，因为以往电话接通后，还沒等指导员把话讲完，旁边的嫂子就会接过话筒，喊着我的名字，问这问那，然后就开始夸指导员了——“这辈子摊上一个好丈夫，我知足了。” “嫂子呢？” 乘谈话的间隙，我问了一句。“噢，嫂子去年六月走了……”
担心的现实终于发生了。
那还是2016年的春天，我决定去看望老指导员。事先电话联系了一下，他开始很高兴我能到来，但时间不长又打来电话说，要不你晚一些时间来吧，现在你嫂子不太方便。我说我又不是什么客人，越这样越应该去。他说不管怎么说，你来看我就是我们的客人，怎么说也不能太随便了。看出来那是嫂子的主意，她不想让我们看到病重卧床的她。尽管那次还是在我的坚持下去了。但当我与老伴到达后再给他打电话时，还是由他提前安排的一个亲戚接待了我们。
老指导员住在蚌埠市一个普通小区的一栋普通楼房的二层，面积不大但收拾的很干净。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在他家里吃的饭，指导员在外面点了几个菜，嫂子躺在卧室里。吃过饭后我们又在嫂子的床边坐了一会，直到嫂子把该说的话说完。
嫂子说，这些年她的身体很不好，曾在上海做过两次心脏方面的大手术。其中有一次她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45天，指导员就在室外走廊的座椅上睡了45个晚上，连医护人员都被深深感动着。这次是年前打扫卫生，不小心在室内摔倒了，造成股骨头骨折，已躺了两三个月了。医院也沒什么好办法，只有加强保养，指导员每天为她做四次饭，昼夜不停的忙碌着。嫂子说，这十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要不是有个好丈夫，我根本活不到今天”。
那次短暂的探望，使我对嫂子的身体担忧起来，每每想问但又怕问。几个月后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再问时，嫂子已奇迹般的站了起来，并且一站，又站了三、四年。去年因我在国外，一年未打电话，想不到嫂子倒下后再也沒有起来……
2016年春于安徽蚌埠指导员的家。中为指导员、右为指导员的亲戚，左为本人
对于妻子，他是一个好丈夫，精心照料20多年。而在父亲面前，他又是一个好儿子。父亲晚年身体不好，而他是独子，又是单位的党委书记，无法分身。忠孝不可两全，公私无法兼顾。为此，他提前5年辞掉了党委书记职务，在家专心照顾父亲。
而对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呢？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每年都由母亲带着到部队看望父亲，平时母亲既要上班还要照顾他们。等他们长大后，父亲虽已转业回到地方，但好像对他们也沒有特别关照。儿子很早就毕业于一所电力学校，分配到邻近的一座城市，成长为电力企业的领导人。女儿工作的时候，沒到他这个旱涝保收的单位，而到了母亲工作过的不太景气的供销社系统。
老指导员杨坤
1971年初，我们从新兵连训练结束，分到老连队时，杨指导员就早已是连队的指导员了。那时他既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又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被选为师党委委员。后来他直接由指导员提升为教导员，转业地方时高套一级，作为团职干部，安排到市烟草公司的党委副书记，后任书记。
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油水比较大的行业和岗位。而他却从未拿过高工资、高福利，因为他从来不搞或者不会利用这方面的权力。当时省里每次检查，他在这方面的表现都是最好的，工作一直排在全省的前面，而待遇总是落在后面。后来可以发奖金了，也是先考虑到工人，给自己和班子成员定的标准，只比工人高5元钱。
右为在连队当指导员时，左为连长万玉亮
杨指导员，1944年出生于安徽省凤阳县，1963年自安徽蚌埠市入伍。同为那时的热血青年，他与别人有三点不太相同：一、他是独生子，沒有兄弟姐妹；二、他是参加工作后从工厂内入伍的；三、他是少数民族，回族。
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连队是战士成长的大熔炉。有再多的不同，在连队摸爬滚打都是相同的。在这里，他从祖国大东南的鹰厦铁路，到大东北的大小兴安岭森林铁路，再到大西南的襄渝铁路
，最后又到大西北的新疆南疆铁路，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1976年，我（右）与老指导员（左）在新疆库尔勒
这次通话结束时，老指导员又特意告诉了我家中座机的电话号码。“现在我用的手机是孩子们给的，不知摔了多少次了，万一摔坏了不能用了，你就打座机。”
2021年春节于泉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