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 | 路边卖书的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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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南方人才市场，掉头四顾，我再次走到书摊前，和那个小贩攀谈起来。他老婆在一旁左顾右看，对我提出的问题，保持着沉默。小贩自称是湖南人，在街头出售盗版书，主要考虑到比较自由。麻烦的是，城管处处执法，稍不留意就面临着书被没收的危险。他说，有时候城管还会追着抢。为躲城管，他们不得不格外小心。

在和我闲聊过程中，小贩一双眼睛始终扫来扫去，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人才市场外面，行人往来，十分嘈杂。大多是求职者，盯着墙上的大广告布，表情迷茫而又疲惫。几乎没什么人买书。这年头，谁还愿意看书？何况是盗版。便宜虽便宜，网上买也便宜，还是正版。买地摊上的书，若非古旧善本，实在没必要。

小贩一个劲儿抱怨生意难做，往几年还好，如今一年不如一年。在乡下种田吧，更不划算，简直无法维持生存。国家虽有补贴，也不济事。我是农村人，自然明白。中国的广大乡村，大多还是传统农耕，如何经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这几年，物价上涨如此变态，谁又活得轻松？最遭殃的，当然还是底层人。城市里的确机会多，轮到底层人的，不过是出卖廉价的劳动力。

我顺手拿起一本莫言的《蛙》。小贩话题一转，竟然给我介绍起了这部小说。他老婆在一旁一直沉默不语，一说起莫言的《蛙》，就讲起了当年的计划生育——计生办的人罚款，拿不出钱，上房拆瓦之类。除了《蛙》，还摆着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都是十块钱一本。我问小贩，莫言的书应该很好卖吧。去年他获得了诺奖，文学事件之大，足以激发无数爱国小红心的民族自豪感，销量应该不差。但小贩甩了甩脑壳说，莫言也卖不出去了。

我又问郭敬明怎么样。郭敬明完全不行，都不卖了。韩寒呢？前几年还行，去年以来也不怎么卖得出去。小贩警惕地望着四周，一面无奈地叹息道，不说哪本书的销路，生意本身已经很难做了，大不如从前，城管又管得严，一天提心吊胆，能卖几本是几本，你看我这些书都不敢摆出来，只能装在口袋里，发现城管就得赶紧转移，摆出来根本不行，这样卖一天能卖几本？小贩苦涩地望了望我，眼睛里流露出乡下人的忠厚与城市求生者的无助。

我就推荐一些人的书叫他卖，比如周国平，比如毕淑敏，甚至是我一向反感的于丹和余秋雨。他听着，并没什么反应，我也没指望他有什么反应。他只说都卖过，不好卖，又继续感慨——如今，我们国家是富了，老百姓的日子照样过得惨，在广州，进工厂吧，累点苦点不说，主要是一日三三日九天天在生产线上，不自在，所以才来卖书，这几年金融危机，卖书也没有赚头，租了个小房间八百一个月，还是算便宜的，市场上什么都贵，青菜几块钱一斤，挣钱不容易，如今这个世道，什么都得靠钱，挣的那点，哪里够用？讲起这些，小贩望我的眼神有些躲闪，似乎在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羞愧。

嘈杂的人才市场大门口，往来穿梭着求职者与各类社会人物。在这些人之中，小贩显得那么瘦小，那么卑微。看着他站在风中的身影，孤零零的身影，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在武汉某个建筑工地，为那个不承认他的城市，出卖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我想起了无数个父亲，他们逃出乡村，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卑贱地活着。

小贩平静地说着自己的种种经历，那口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突然，他老婆猛地一拽他，随即提了书就走。他也慌忙收了书，只说城管来了，一溜烟消失在了人群中。我掉头茫然四顾，除了涌动的人群，单调的人群，永远一样的人群，这个世界没有发生任何异样。

2013年写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