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仁朗杰 | 九寨不止于美,还有刀光剑影的回忆
泽仁朗杰,九寨藏族人,创业青年,婚纱摄影师,奔达文化传媒创始人,写诗,撰文,喝酒,一日不醉,浑身不自在,出版有诗集《冈仁波齐》。
临走前,他怀揣三部岛国片,却苦于不知道怎么将视频加密,就像他不知道笑傲江湖的拼音该怎么打。翻山越岭在深山老林住上那么一星期,然后走一百公里的山路背回药材。一百多斤,或者两百斤。挖药伐木打猎,将这沉重的生活扛上并不宽大的背脊。
我问,你知道阅兵吗?
他诧异地反问我,中秋节还没到,吃什么月饼?
他就是我的发小,我们相处,从来没有讨论过什么深奥的问题。我们不谈民主自由,也不谈民族大义。一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都说不好的发小,驱使着猎狗围猎,抡起斧头伐木,而我却让他在镜头前说出“我们藏人非常爱惜动物生命”之类的言论。在这片被各色仁波切遗忘的土地上,人们靠山林的恩赐和杀生维持生存。而山里面的女人,则想方设法要突出重围。她们去唐山、北京打工然后嫁给一个成都男人,从此瞧不起处在偏沟的故乡。
满足于几根辣条的日子已经永远无法返回,只有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老年人,还在一遍遍讲述着民族的过往。
有次跟朋友聊天,他说,“这次上山再赚个1500,赶酒席的钱就有了。找人帮忙去伐木,总得买只鸡吧?不然别人说给我帮忙,连个肉都没吃到,我可丢不起那个人!不过日他妈的,家鸡已经涨到20块钱一斤了,有什么办法,其他地方的鸡都被买完了!上次买了个4斤重的,收了我100块钱。日他妈的,几块钱都要贪。”朋友煞有介事地道来,感觉这些事是再重要不过了。
小时候,为了有几块钱零用,我们曾组织大队人马去工地偷钢筋,连夜从很远的地方扛回来,藏在某个很隐秘的地方。等收铁的人来,5毛钱一斤卖了,每次基本都可以卖个百八十元,分下来人均就十多块。这算是很温柔的方式,比有时要去抢总好些。这些弄来的钱,几乎都用来买棒冰和辣条。时隔很多年,不知为什么,辣条仍然是我最为衷爱的零食。
有个小朋友曾直接搭了个板凳躺在马路中间,路过的旅游车都会停下来给小朋友一点钱,然后才被放行。后来他被人劝退了回去。这在现在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而在那个时候没人会觉得有什么特别。
到了夏天,我们在河塘里游泳,一丝不挂地躺在柏油马路上晒太阳。有路过的大巴车,就一定有人跳起来欢呼。几次有人把内裤扔进了大巴车窗,但只有一次被扔了回来,据说是因为扔上去的内裤罩住了游客的脑袋。见到我们这群欢呼的孩子,有些老外会异常兴奋地把头伸出来打招呼,而多数中国人基本不会,看都懒得看。
我和另几位伙伴还有一个癖好是这样的,每当有车辆路过,我们就会藏在山脊背后向公路下方投掷石头,有的车幸免于难,而有的则应声响起玻璃破碎的声音。现在想起来不知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但当时确实感到很开心。我们总是很开心被人追赶,被愤怒的受害者放逐家犬追赶。但我们从来没有被真正逮到过,因为我们跑得很快,比狗还要快。
有一年,我们乡曾和平武某个乡的同胞争地盘发生冲突。全村人都背着马刀、扛着枪,在马路边拦车,但始终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那时舅舅还年轻,站在路中间拦下一辆东风车,司机怎么说也不肯。舅舅火了,拔出刀架在司机脖子上说,你他妈的不要给脸不要脸。于是青壮年们便全部上车了。我当时大概也就八九岁,跟在二哥后面要求同去,二哥拒绝道:等你长大了再说!这便没有了下文。如今确实也算长大了,但不管是谁受辱,族人再也没有像那次一样团结过。
后来政府收缴了家里的两杆枪。父亲去世后,他那把宽大的马刀,如今也不知流落何处。两年前,村里的一位伙伴因为替朋友出气,当时在唐山打工的他,据说是失手杀了人,那边相关部门声称交几十万块钱,可以判个无期,这样便还有出来的可能。后来不知怎么地,唐山那边打来电话,要他家人去取骨灰。家人正在筹钱,不想却被突然处死。取来的骨灰装在一个很简陋的坛子里,被村里人埋在一个叫黄土梁的山顶——也就是以前两个部落曾经发生过武斗的地方。
这件事后,我便很少回去了。那个被称为故乡的地方,丛生的荒草早已湮没了所有回忆。之前的年代,都比较血腥,然而却远远胜过如今这个举国争当奴才的时代。前几日阅兵,看到朋友圈、空间到处飘扬的鲜红旗帜,使我感到,自由和尊严距离我们仍然非常之遥远。故乡,自然会渐渐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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