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慈总纂《江西通志稿》与近代方志文化的构建

吴宗慈于抗日战争时期临危受命，担任江西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主任，主持通志馆创办工作。江西通志馆成立后，吴宗慈作为馆长兼志书总纂，克服抗战时局动荡和战后社会经济凋敝的重重困境，以制度建设保障修志工作的正常开展，以讲求“方志之有实体效用”促进方志体例创新，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构建近代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有力推动了近代方志的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吴宗慈；《江西通志稿》；方志文化；江西通志馆

吴宗慈(1879—1951)，字蔼林，号哀灵子，江西南丰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曾主持编纂《庐山志》，参与校订《清史稿》。从1940年12月开始，吴宗慈先后担任《江西通志》筹备委员会主任、江西通志馆馆长兼总纂、江西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创办江西通志馆，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旨在加强地方志工作规范化运作的章程条文，率领通志馆上下克服抗战及战后动荡时局的影响，历时10年终于完成民国《江西通志稿》的编纂，为江西省地方文献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文综合利用相关档案文献，拟从设馆修志、制度建设、志稿编修与战后成书等方面，考察吴宗慈创办江西通志馆和主持编纂民国《江西通志稿》的历史过程，旨在阐述吴宗慈为编纂江西历史文献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揭示近代“方志文化”形成以及近代方志转型的复杂历史面相。

一、吴宗慈与江西通志馆的创办

1939年3月20日，侵华日军攻占江西奉新县和南昌外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决定迁移省会至吉安，27日南昌沦陷。在战时动荡局势中，江西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于1940年8月1日成立，吴宗慈、胡先骕、陈仲骞等被聘为筹备委员，其中吴宗慈为筹委会主任，辛际周为总干事，由此开始江西通志馆筹备事宜。根据筹备方案，从8月1日至12月31日，为通志馆筹备时期。筹备结束后，拟于1941年元旦成立通志馆、启动《江西通志》编纂工作，并且以5年为期，至1946年元旦志稿“编竣付印”后闭馆。

1941年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紧张而激烈的战略相持阶段。是年3月、4月间，“上高战役”爆发。此役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日军出动兵力“共五万余人，附以大量飞机、坦克，分路向江西赣西北重镇——上高大举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抗击，一举击退来犯的日军，并且收复高安等失地，中日双方形成对峙之势。战事平息后不久，远在百余公里之外的泰和县橘园村于是年4月创办江西通志馆，吴宗慈为馆长兼总纂，辛际周为协纂兼总务主任，程学恂为协纂，陈任中、萧辉锦为分纂，协修由江西省政府委员、省党部委员以及各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任，各县县长兼任分修，另聘中正大学教授担任生物调查员、江西省地质调查所职员担任地质调查员。

根据江西省政府会议讨论通过的《江西省通志馆组织规程》，通志馆设编修部、编纂部、总务室，其中编修部负责修志设计事宜，编纂部办理修志实施事宜，总务室办理文书、庶务、出纳、监印、校对、保管档案图书事宜。馆内设专任工作人员22名，其中编纂部总纂1名（由馆长兼任）、协纂2名、分纂2名、采访员4名、文书2名、出纳1名、庶务1名、书记8名、会计1名，分纂陈任中、萧辉锦二人因年事已高未到任，馆内实际专任工作人员20名。

二、 吴宗慈与修志制度的建设

江西通志馆的制度建设与馆舍创建工作同步进行。作为江西通志馆馆长兼志书总纂，吴宗慈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修志职责分工和薪酬发放标准的制度文件。而通志馆制度建设的标志性举措，则是1941年4月经江西省政府会议讨论通过并正式出台的《江西省通志馆协修分修条例》《江西省通志馆甄选采访员条例》《江西省通志馆计绩论酬规则》等文件。根据《江西省通志馆协修分修条例》，列席通志馆协修的省政府委员、省党部委员、各行政区督察专员，与列席分修的各县县长均负有执行“主修交派或咨询事项”“保持充分联络之精神”，协助通志馆“函请调查事项”以及为馆员提供“切实之赞助及便利”的责任。

通过制度完善强化修志人才队伍建设，是确保通志馆运作和志书编纂的重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通志馆对采访员的遴选要求较为严格。根据《江西省通志馆甄选采访员条例》，“国内外大学毕业及有同等学力”为采访员遴选的“必备之条件”，其对学历要求之高可见一斑。面试考察采访员时，还要求候选人撰写“对修省通志采访意见”，并就“本省关于文献一事项作采访员报告”，足见对采访员资质与学识的要求较为全面，并不局限于学历状况。此外采访员正式聘任后一律“不许兼职”，专事由专人专办要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确保修志资料征访的效率和质量。

为广泛动员馆内外人士积极从事资料征集与整理、社会调查与采访、志稿撰写与修改等工作，通志馆研究制定《江西省通志馆计绩论酬规则》，采取“计卷论酬”“计件论酬”“计字论酬”和“例外”4种办法，以求达到“实事求是，迅赴功期，款不虚糜，人无旷职”的目的。例如“计卷论酬”，适用于馆内协纂与分纂，凡“成书一卷即致送酬金”，发放额度则以“所撰述之价值为衡”。上述制度条文的出台为通志馆有效运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吴宗慈主持制定修志《五年计划工作表》，并且编写《江西通志体例述旨》，由此从时间与方法上，为修志资料的征集与整理、志书体例的选取与规范、修志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明确指导意见。

根据通志馆制定的《五年计划工作表》，馆务工作主要分为行政、编纂和采访3项。通志馆以5年为运作期限，其中1941年（即第一年）的主要工作为人员聘请、分工安排及修志规章条文的制定；第二年为赣南与赣东地区的资料采访、修志材料的整理工作;第三年除继续采访赣东材料外，工作重点转向修志资料整理与志稿编纂，并且开展“绘图表工作”；第四年除继续补充采访与整理修志资料外，全面开展志稿编纂工作，并且完成绘图表工作；第五年为通志馆预计运作的最后一年，工作重点是对志稿进行“全编审查，审查完毕，即可付印”。

从通志馆五年工作计划可以看出，1941年、1942年的主要工作是修志资料的采访、征集与整理，而以江西文物社主办的《江西文物》杂志、江西《民国日报》等报刊媒体为平台，通志馆广泛发布《征求志材启事》，向省内外人士征集有关江西省辛亥革命、抗战历史、名人传略等资料，并且聘请专家对“地质、生物、方言等属于专门科学者”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务期详搜博访，以供志稿编纂之用。

与此同时，吴宗慈主持拟定《江西省通志》纲目，其中包括纪（国父遗训纪、总裁方略纪、历代大事编年纪）、图（地质图、地形图、全省山脉图、全省水系图、全省现行行政区域全图、各县现行行政区域分图、历代疆域沿革图、清代旧府属分图、南昌省会图、战时省会图）、表（历代疆域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人物表）、考（地质考、舆地考、水道考）、略（财政略、经济略、教育略、礼俗略、氏族略、方言略、宗教略、艺文略、生物略）、录（金石录、宦绩录）、传（列传、列女、学艺）、征（典例征、文征）和志余。

以上述通志纲目为依据，吴宗慈主持制定编纂人员工作任务与实施办法，然而由于抗战局势纷乱，资料征集工作颇难开展，而修志经费亦相当紧张，加之办公条件不佳，图书资料利用不便，事实上1941年的编纂计划并未按时完成。1942年5月13日，通志馆向江西省政府提交《修正本馆组织规程全案》，呈报通志馆运作一年多以来因“环境推移，事实演变，即感困难多端，无法展布”之窘境，提出延长通志编修期限和修改组织规程两项意见。关于延长通志编修期限的原因，显然与抗战时期修志资料征集困难，导致修志进度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有关。在修志资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通志完成期限“不宜过于匆促”，将原定5年期限延长2年，即编纂工作从1941年4月起，至1948年4月通志全部编纂完竣，“拟于七年完成”。

另一方面，修正通志馆组织规程亦提上议事日程。1942年6月30日，江西省政府召开第1474次省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通志馆提出的组织规程修正案。而对比修正前后的两个版本可以发现，一是总务室增加了鉴印、校对志稿的任务，这与通志编纂完成后需要校对、排版和印刷有关；二是馆内增设会计室，聘请专门人员办理岁计、会计等事项；三是改分纂为编纂，并且将其编制增至4—6人，以加强志书编纂的力量。显然，上述3项修正内容均与通志馆当时及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关，而馆内同人希冀通过组织规程的修正，化解一年来运作成效不尽如人意的困境，亦成为当时工作的重心。

三、吴宗慈与民国《江西通志稿》的编纂

1942年6月，江西战事频仍、社会局势动荡不安。迫于紧张的时局，江西通志馆奉令搬迁至位于江西西南边陲的遂川县。受选择馆址与修建馆舍等影响，迟至是年10月通志馆才恢复办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面临时局、经费与志料征集上的种种困难，通志馆同人仍在资料整理与志稿编纂方面有所进展。据统计，至1942年底已完成初稿的有《江西全省前志溯源》《宋末江西忠义录》《太平军在江西全省军事编年纪》《本省历代名人荣谥表》《历代编年大事记》《南丰县人物列传》《万载分宜靖安龙泉各县人物列传》等。

1943年，通志馆因修志经费限制而核减工作人员，馆内编纂分工亦有所调整，其中总纂吴宗慈仍负有指导各部门编纂、兼任人物列传等志稿编写以及审查志稿之责，编纂主任辛际周协助总纂指导各部门工作并兼任各县人物列传编纂工作，编纂卢荣光担任江西省山脉、河流志稿编纂工作，杨士京、刘扶青、杨向时担任人物列传编纂工作，邱彬担任艺文志编纂工作，杨向时还担任江西先贤剿倭史迹编纂工作，蔡敬襄担任金石略的编纂工作，杨铁生担任氏族略的编纂工作。在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上，吴宗慈倡导“方志之有实体效用”，故颇为重视有关社会经济事物的记载，尤其是对相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可谓不遗余力。对于什么是“方志之实体效用”，以及如何达到“方志之有实体效用”问题，吴宗慈在《论今日之方志学》中一言概括之，即“今日之作方志者，正宜研求其如何与现代事理相应之道”。正是本着方志讲求实用这一理念，通志馆同人齐心协力编纂志稿，至1943年年底，《江西先贤剿倭史迹》（上）初稿整理完毕，《江西省历代人物荣谥汇表》亦完成初稿，全省41个县完成人物列传初稿。

上述修志成果的取得，可谓是江西通志馆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晶。尤其是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省内物价飞涨，民众生活举步维艰，通志馆馆舍被迫数次搬迁，并一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馆内收藏的图书资料也被不同程度地损毁，通志馆职员黄裳、江瑞芝因此身负重伤，而馆长吴宗慈更是右眼被飞机轰炸的弹药熏伤，一度双目失明，严重影响修志工作的开展。尽管如此，吴宗慈与通志馆上下坚持工作，至抗战胜利前夕，已积稿数百册。

抗战胜利后，江西通志馆于1945年9月迁回南昌市，馆址位于象山路包家大屋。此后，吴宗慈召集原通志馆人士，继续开展志稿编纂工作，相继完成《江西明清两代之民族问题》《江西前贤世系籍里及姓氏考略》《江西新人物志稿》(第一辑)、《张天师世家》《江西鼎甲考略》《江西人物谥法考》《清乾隆朝江西文字狱案汇编》《清季江西交涉要案汇编》《辛亥江西光复大事记长编》《江西八十三县历代沿革地图集》《江西八十三县历代地理沿革考略》等初稿的编写。其中《江西省古今政治地理沿革总略·八十三县沿革考略》《江西省古今政治地理沿革图》《江西辛亥光复大事记》《江西近代人物志》《江西鼎甲考》《张天师世家》等作为单册铅印出版。

1947年4月20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要求，通志馆改组为江西省文献委员会，续聘原通志馆任职的吴宗慈、周蔚生、蔡敬襄、熊冰、陈颖昆、杨不平、任师尚、李中襄、周邦道、萧蘧、陈肇英、王枕心等为该会委员，其中吴宗慈为主任委员，周蔚生为副主任委员。

文献委员会在通志馆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志稿的编纂。两年后，《江西通志稿》终于完成。然而全志撰成后并未全部印行，大多数仍为稿本。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5月22日南昌宣告解放。江西省文献委员会曾一度迁至南丰县。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吴宗慈奉令回迁南昌，相关资料及志稿移交江西省博物馆保存。

四、吴宗慈与近代方志文化的构建

吴宗慈主持《江西通志稿》编纂之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向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举国上下正集中一切力量支援抗战，方志界人士亦加入抗战建国的战线中来，掀起了一场关于战时是否要修志、编纂什么样的方志，以及如何编纂方志等问题的争鸣，由此使“方志文化”的基本内涵与重要价值得以阐扬。

吴宗慈认为，当此抗战焦灼之时，国家各项事务千头万绪，“最重要者言，一曰国防之整备，一曰文化之推进”。那么此时是否要开展方志编纂工作呢？在他看来，若所修志书“能切合于今日之用，则千钧之值”，即一方面，所修志书详细、准确地记载国家的山河水势，“斯于现在及未来之国防政策，举而措之可也”。另一方面，关于各地的特产、人文情况详加调查与记载，使“方志修志其道，则精神文化之发扬，物质文化之培育，早有切合时代之调查与统计，斯于文化之继续推进，亦举而措之可也”。可见，开展修志工作将对战时国防整备及文化建设大有裨益，故只要方法得当、注重实用，则应当大力提倡，借以振兴包括“方志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文化。

作为文化载体的地方文献，是编修方志的重要基础，而以吴宗慈为代表的方志学家将“方志文化”提升至关于中华“文化之盛衰”的地位，强调通过保存地方文献来发展“方志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文化的振兴。事实上，考察江西省通志馆创办之因，即“为整理本省文献起见，提经省务会议决议，设立江西省通志馆”。而在1942年1月31日，馆长吴宗慈在给江西省政府的呈文中，明确提出“通志为一省文献之总汇”的理念，并且将收集与整理方志文献作为编纂原则。而在志书编纂宗旨与实践方面，吴宗慈对发展“方志文化”工作十分重视。在其所撰《论今日之方志学》中，吴宗慈针对“世亦有言方志学者，其笼统观念，则曰文献所存而已”的弊端，提出注重“方志之实体效用”的主张，而在具体修志实践中，他着力解决抗战时期“文献无征”问题，强调“方志文化”是关乎中华“文化之推进”的重要内容。

如果说通志馆成立之初，吴宗慈关于“方志文化”的理解尚停留在实践探索阶段，那么到1946年关于方志学的系统研究《修志论丛》完稿时，他已经对“方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在《修志论丛》的“修志以实用为归”专题中，吴宗慈将“方志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强调“本省旧文献及新文化”均是方志文献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彰显了“方志文化”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总之，吴宗慈作为江西通志馆馆长兼志书总纂，克服了抗战时局动荡和战后社会经济凋敝的重重困境，以制度建设保障修志工作的正常开展，以讲求“方志之有实体效用”推动方志体例创新，并通过方志学理论争鸣阐扬“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有力促进了近代方志的转型与发展。《江西通志稿》历时10年而成，而考察吴宗慈创办江西通志馆和主持编纂民国《江西通志稿》的历史过程，探索吴宗慈为编纂江西历史文献作出的努力与贡献，进而勾勒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构建“方志文化”的历史脉络，可以揭示近代“方志文化”形成以及近代方志转型的复杂历史面相，彰显文献整理与保护工作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