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德末年特大饥荒与两浙地方社会
大德末年，以江浙行省为中心，元朝爆发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此次由自然引发的饥荒波及范围从南至北，对两浙和周边地区及大都民众的生存环境均造成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及北运粮食减少，引发物价上涨，米价腾贵，人口锐减，城市萧条。并产生了数量庞大的流民，社会矛盾全面凸显。天灾和政治腐败是导致特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但灾伤如此严重，也与两浙地区的财富分配结构和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直接相关，其中木棉的推广或有负面影响。丁未大饥将元朝统治的诸种弊病全面暴露，其中的诸多因素一直延续到元末。
元成宗大德末年，元朝統治的财赋重地江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此次饥荒因天灾而起，以江浙行省为中心，迅速蔓延至江南及全国，百姓卖妻鬻子犹不能避免道殣相望、死者相枕的局面。这是元朝建立以来的第一次特大饥荒，波及范围广，救灾投入多，赈灾过程中暴露出元朝统治的诸多弊病。因大德十一年（1307年）为丁未年，这次灾害引发的饥荒也被称为“丁未大饥”，并多次作为一种可怕的记忆为元人所提及。
蒙元时期灾害频发，即使在号称元朝黄金时代的世祖朝，地方性局部灾害也是无年无之。此后的元朝中晚期，自然灾害明显增多，愈演愈烈，甚至直接引发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导致元朝的灭亡。前人在关注元朝灾害之时曾对“丁未大饥”屡有提及，但未对此次灾害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细节的描摹，展现两浙地方社会的“非正常状态”。
一、灾害发生的时间和范围
大德十一年正月初八，元成宗崩于大都玉德殿，五月二十一日，武宗海山即位于上都大安阁。1饥荒发生于大德十年（1306年）春夏之后，至十一年达到高峰，并延续到至大元年（1308年），前后长达三年之久。
大德十年，浙西的松江、平江、嘉兴等处便已发生灾害。“自春以来，雨水频并，数月不止，河港盈溢，”并有飓风决破围岸，堪称七十年来特大水灾。据《元史》记载：五月，“平江、嘉兴诸郡水伤稼”;七月，“平江大风，海溢漂民庐舍。”十月，“吴江州大水，民乏食”，元廷下令“发米万石赈之”。至十二月，平江又发生海啸，毁坏民居，官府“出钞万三千六百锭、粮八万七千余石赈之”。此处灾害主要为水患与台风，浙东则为旱灾，丁复曾记，“大德丙午旱，明年，浙东饥。”5由于两浙在粮食供给上的重要地位，灾害还影响到了邻近的江西。
南丰州刘壎记载：“大德十年丙午岁春夏间，江浙大饥，吾邦与邻郡皆然，景象恶甚。”此为南丰归附三十余年来的第一次大灾。往年也间有艰籴，但只是小歉，丙午年却是“凶荒特甚”。逢此大灾，“饥民充塞道途，沿门乞食，扶老携幼，气命如丝，菜色雷腹，行步倾倒，一村一保之间，儿号妇哭，所不忍闻。”而造成如此惨状的除了大德四年以来连年歉收之外，“邻路俱荒，四境斗绝”，即没有来自江浙等地的米粮通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次年七月，江南雨季来临，并很快演变成大型水灾，且灾害范围从浙西诸郡蔓延至江浙全境及湖广、江西等属郡。之后的五个月，屡有“江浙饥”和官方赈济的记录。7陈高华先生认为，灾害主要是旱灾、蝗灾，又引起“疫疠”，8而文献记载多有抵牾。
《元史·敬俨传》记载，大德十一年“旱蝗为灾，民多因饥为盗”，流民问题似由旱、蝗灾害引发，朝中官员就如何处置被捕饥民展开讨论。《元史》本纪中，丁未岁江浙灾害多被记载为水灾，如秋七月“江浙水”、十月“杭州、平江水”，十一月中书省臣的进言中也提到“前为江南大水”，任仁发《水利集》亦言“大德十一年夏雨瀮，霪水泛溢”，且在五月差拨松江府人夫开挑河道，即灾害主要由淫雨造成。而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则显示，此次严重饥荒主要源于旱灾。如徐一夔《始丰稿》云：“大德丁未之岁，江南北大旱，饿莩载道路。”来自济南的吏部员外郎王桂也在此时“奉命赈旱饥浙间”。邓文原记录松江义士夏椿事迹之时有言：“大德丁未旱，明年大饥，越尤甚。”浙东的庆元路慈溪县在这一年也发生了旱灾。此外，宋濂为庆元路奉化县景祐庙所作碑记指出，大德末年大疫之后，奉化境内发生蝗灾。蝗灾一般发生于旱灾之后，故此条记载或可为浙东发生旱灾的旁证。
文献记载之所以水旱不一，恐与不同地域发生的灾害类型有关。上报至元廷并最终记载在《元史》中的虽为官方记载，但往往为灾情的大概描述，文集与地方志资料，由于书写的对象相对具体，可能更为准确。且两浙地势高下不均，甚至有隔岸丰歉不同的状况。任仁发曾总结浙西水利特点：“浙西地形高下水旱不均。”具体到松江府，“东南隶上海，高仰瘦瘠;西北隶华亭，卑污积水;西则受杭州、嘉兴之水，达黄浦港以入海;北则受常湖、苏州之水，由太湖经淀山湖以入海。自淀山湖筑捺围岸成田，水道窄狭，黄浦港以西，潮涨淤浅，水不能泄，每遇小雨，诸水所会，即成一壑，田禾淹没，所以华亭每罹水患，稍遇天旱，上海则有旱伤，是故灾伤无岁无之。”可见，在两浙地域小范围之内，隔岸丰歉不同的现象非常普遍。
结合官方和民间多种资料的记载，笔者倾向于认为，大德十一年发生在两浙境内的灾害，既有因夏季淫雨导致的大型水患，也有因雨水绝无而引发的旱灾。前者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浙西的平江、杭州等地，后者主要发生在浙东。松江府则由于地形地势缘故，显得更为复杂，水、旱灾伤兼而有之。
丁未灾害一直延续到至大元年，且在水、旱、蝗灾之余，爆发了疫疠之害。正月间，头一年的歉收，导致了绍兴、台州、庆元、广德、建康、镇江六路的大饥荒，“死者甚众，饥户四十六万有奇。”到六月，江浙行省管内已积累了一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多户流民，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威胁。与此同时，北方的河南、山东等处属郡也接连发生旱、蝗、水害，再加上来自漠北的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也需仰食于官，6遂间接造成了大都艰食。元廷在六月和十月，两次发官廪减价赈济京师饥民。7
至大元年九月，中书省官员言：“夏秋之间，巩昌地震，归德暴风雨，泰安、济宁、真定大水，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是为此年全国各地灾害的全面总结。程钜夫在《救荒事迹》书后云：“方大德之末，天下旱蝗饥疫荐臻，发粟之使相望于道，而吴越齐鲁之郊，骨肉相食，饿莩满野，行数十里不闻人声。”9两相对照，可发现大德末、至大初的这次特大灾害，以江浙行省为中心，波及范围从南至北，灾害种类全面出现，灾情严重，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饥荒。元廷也展开积极的赈济活动，救灾使者随处可见。
二、灾害的社会影响
除了前文出现的“艰食”、“饿莩遍野”等概况性描述之外，此次灾害对两浙及大都民众的生存环境也造成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
首先，水旱灾害直接导致粮食减产，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及北运粮食减少，引发物价上涨，米价腾贵。大德十一年十月，由于“江浙岁俭”，往年的一百四十五万石漕粮“不能如数”，中书省只得向刚即位的武宗申请“湖广、江西各输五十万石，并由海道达京师”。为对抗饥荒，元朝将茶、盐课程以米粮折收，以赈济饥民，结果商人“输米中盐，以致米价腾涌”，效果适得其反，中书省官员遂奏请“茶、盐之课当如旧”。11而这仍旧不能缓解京师的粮食供应压力。次年，元廷不得不三次发官廪粜米减价赈济贫民。
至大二年（1309年）三月，中书省官员上奏，“国家岁赋有常，顷以岁俭，所入曾不及半。”13显然是此前的灾伤导致财政收入锐减。江西南丰州，“常年米硕，价止中统钞一十两”，大德十年灾后“价值日增，倍而又倍，且又夹杂水湿、沙糠，舂簸之余，一斗仅得七升而已”，如此算来，“每硕乃成三十两之上”，整整上涨了两倍。此种状况在同时期的南安路也有出现，“大德丙午夏大饥，市于籴者，视昔价三倍”，到后来连三倍高价之米亦无。江浙虽为产粮区，米价沸涌的状况并不会因此有所缓解。一些富户更是在荒歉之年“深藏闭粜，米价决增一倍”，借此渔利，更有米商从年谷丰稔处调集物资至荒歉处，高价卖出以牟利。可见，灾害导致生活成本的提高，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其次，灾荒造成人口锐减，城市萧条。前文中书省官员上呈之“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便是人口锐减的最好证明。元廷亦下令地方官府在灾后收拾暴露在野外的遗骸，5且这条政令得到了切实执行，如镇江路艾坚曾“奉府檄赈饥民，瘗遗骸”。至大元年春，仅在杭州一城，民间善人何敬德就组织收聚了“遗骼枯骴数十万”。浙东受灾尤为严重，在疫疠的肆虐之下，“民死者殆半。”镇江为这次饥荒的重灾区，灾害造成“农民死亡过半”，9郭畀在《云山日记》中也记载了灾后至大二年的三四月间，“佃客刘七二、刘七三、经省五，皆壮夫也，不半月皆病死”，四月初一还去给“年少而有文”的盛子中奔丧。三位佃户和盛子中当死于疫病。李玠奭甚至认为，发生于大德十一年的都市水灾，是镇江衰落的关键性原因之一。11
第三，灾害产生了众多流民，社会不稳定因
素增加，社会矛盾全面凸显。至大元年，江浙行省
管内的流民户多达一百三十余万户，以一家五口计，此时有六百五十万的流民。许多流民沦为盗贼，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中书省建议，对已抓获的海盗，“例合结案待报，宜从中书省、也可札鲁忽赤遣官，同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审录无冤，弃之于市，”对未获者恩威并施，“督责追捕，自首者原罪给粟，能禽其党者加赏。”
大德十一年，时任萧溪州判的程相，奉江浙行省命移婺州粟救济萧山之时，途径萧山泊，便遭遇群盗。同年，金华也因“大祲，民散为盗，夜持刃入人舍，货钱羊牛听其所攘，稍不从，即见杀”。苏州蟹荒害稼，“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吴人有“蟹荒蟹乱”之谚，认为乃乱兵之象，而次年“海贼萧九六大肆剽掠，杀人流血”，实乃生态失衡造成粮食减产，并连带引发的海贼剽掠事件。
更有一些不法将帅借机造谣生变，诬陷故家大族。如浙东道副宣慰使命属吏赴行省告变曰：“庆元接海口仅数十里，群盗据岛屿出没，将入城剽劫。愿速分行省军，往翦其窟穴，缓则不可治。”意欲行省发兵剿灭海贼。该副帅企图在饥困交迫之时诬陷故家大姓，加兵剿匪，一旦遇到抵抗，即指对方为叛逆，趁机将当地富户赀财据为己有。幸而时任行省左右司郎中张思明考虑周全，揭穿了副帅阴谋。此外，人口转卖问题也非常突出。江浙行省在饥疫横行之时，贫苦黎民首当其冲，“父卖其子，夫鬻其妻”的现象屡见不鲜，且并非程式化的描述。杭州富阳潘生的事迹，堪称普通民众在极端环境之中积极应对灾害的典型，兹将其传记节录如下：
潘生者，富阳人。世业农，幼丧父，独与两弟奉母居。间出与人执塓甓，治筐筥，又为善工。大德间，江南大饥，人民道墐者相望。自度无所得食，曰：“吾终无以给母，则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强壮，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属两弟，自佣回鹘人。乃告母曰：“儿当佣钱塘数月，得钱米活家，且自活，母勿忧。”既回鹘人得转卖辽东。辽东大家军户，遣代戍虎北口。会上有诏：“江淮子女流徙者众，禁人毋得转掠饥民，使悉还乡土。遂从辽东给过所。道遇一女子，鸦鬟尾行，问之则曰：“淮产也。昨因饥，父母弃我，转徙数家。今主家使我归。君南人，傥挟我，得同归乎？”于是日即操瓢道乞，夜泊茅苇中。虽颠沛流落，亲黏日久，曾无一语少及乱。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庄乎？”及女子上堂，见父母，揽涕泣，起相抱持。诘门外同来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乐饮。酒半，执盏跪曰：“吾女幸完骨肉，归见乡里，免罹霜露盗贼，君力也。今吾女犹处子，君谊声暴淮楚间。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岁丁荐饑，乡闬必离析，庐舍必墟莽。虽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园田给粥，吾女实君箕帚妾也。君必无归。”生则毅然谢曰：“吾何敢以若女为利哉！吾虽贱，不读书，且义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