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德鲁克的社会理想

《论语.公冶长》5.25是很重要的内容，每每读来都另人振奋不已：在师生的对话中，孔子第一次清晰的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

颜渊和子路站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说说自己的志向？”

子路说：“我希望做到把自己的车子、马匹、衣服、棉袍与朋友共用，即使用坏了也没有一点遗憾。”

颜渊接着说：“我希望做到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

子路最后说：“希望听到老师的志向。”

孔子说：“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都互相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

《论语.公冶长》5.25

在这段精彩的对话中，子路认为朋友的情义远重于个人的财物，说明他突破了人类自我中心的局限，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颜渊志在自我修养，消除人我界限，走向无私，而且他也真正做到了。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志向。但是孔子就不仅是有意义了，我们只能用伟大来形容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三句话必须分成两个部分来理解，前后合为一组，中间独立成为一组。孔子希望以自己的力量使天下人安之，怀之。这表明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同。在《礼记·礼运》大同章中，这样的大同世界得到了完整的描述，至今读来，心驰神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们可以称这样的社会为“大同社会”，不过在阅读德鲁克的作品时，我惊讶的发现，德鲁克笔下的“功能社会”与“大同社会”的描述同样是如出一辙。

德鲁克始终期待一个“功能社会”的诞生，什么是“功能社会”？他在书中写道：“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而且这个社会的决定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之为功能性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各有其身份是建立社会生活的框架的基础，而决定性的经力的合法性塑造了这个框架内的格局：它使企业具体化，并创立各种社会制度。”（1942年《工业人的未来》）

一个功能社会需要各种可持续性的组织贯穿于所有部门，这些组织皆由品行端正和有责任感的经理人来运营，他们很在意自己为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所做的贡献，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功能社会”。德鲁克有两本书堪称他在功能社会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第一本书是1939年《经济人的末日》，这是德鲁克职业生涯的第一本书，他彻底审视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社会根源。“希望本书能帮助今天的年轻人，将他们的的理想主义、世界恶事加诸身上的苦恼，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全化为建设性的行动，而不是像三十年前的年轻人人一样，化为极权的虚无主义”（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机械工业出版社会，1939年，1969年版序）

这本书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何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一不管是纳粹主义，还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都必将遭到失败，而这个结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可是，这样的结论却让德鲁克自己得以持续的思考：什么将取代腾尼斯提出的乡村社会的那种“有机”社区呢？什么可以再次把工业时代的个人、社区和社会融合在一起呢？这就成了德鲁克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主题。

在写作《工业人的未来》一书时，德鲁克意识到一种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社会组织正在快速地形成，在工业社会和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中心，那就是公司的出现，德鲁克开始意识到管理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功能，而且管理也就是这种组织的普遍功能。由此，通过在通用汽车三年的研究，德鲁克接着写了第三本书《公司的概念》。

没过几年，德鲁克又意识到公司仅仅是这些新组织的萌芽状态，在工业社会时在，每一个公司都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这样的社会就成了一个“组织的社会”。德鲁克还意识到，每一个新组织与先前的权力中心都不尽相同，它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作为社会和经济的结果，它将很快演变成为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在这种社会里知识工人将占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大多数。

德鲁克认为，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平等，但又不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自由和平等的有效运转的社会。所以不要认为德鲁克的著作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就是企业的管理人员。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些要宏大，他的研究主题包括人类的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形而上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部分，就好像我们在读《论语》时只会记得一些名言警句却对孔子的社会理想视而不见一样，甚至就是他的弟子也认为“这是天让他成为圣人”，对此，孔子也只能长叹一声：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了吧。（《论语.宪问篇》14.35）

彭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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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德鲁克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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