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到底是个什么玩艺？(之三) 朱子理学的由来
导读：孔孟的儒家，一味坚持真理、不问成败；董仲舒的儒家，虽终于成为皇權趁手的工具，却失去了指点江山的豪迈。儒家的先天缺陷，是只关心道德秩序、䈣治伦理，而缺乏终极真理的依托。长此以往，儒家的地盘早晚被佛道两家抢光，只有愿赌服输的份儿了。
因而，宋朝儒家从孟子学说中发展出理学，寻找儒家的道德根源；从《周易》开始展开哲学思辨，接续佛道的终极真理，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
而朱熹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正因他实现了儒学的哲学化和体系化，既接续了孟子重视的心灵秩序，也保留了董仲舒强调的道德教化。以佛家道统为孔孟儒学正名，用哲学思辨给出了终极真理，将儒道佛三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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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到底是个什么玩艺？(之三)
朱子理学的由来
文 | 立峰
1、儒家的演化
孔子的儒家，目的是恢复周礼。孔子认为，春秋礼崩乐坏，只有周公的礼乐製度，才能将业已败坏的社会拉回到理想状态。
孟子的儒家，强调的则是心性和民本。生逢战国的孟子，礼崩乐坏更是到了极致，作为坚定的性善论者，孟子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周游列国、竭尽所能劝说國君施行仁政、放弃杀戮，建立一个美好和谐的理想社会。
但是，孔孟注定失败。孔孟的儒家，总显得十分拧巴、不合时宜，因而到处不受待见、始终碰壁。从西周到春秋、再到战国，社会不断发展，土地人口增加了、生产力水平进步了，小规模的宗法熟人社会便随之消失，因而：
相比孔孟，西汉公羊学家儒生董仲舒，就很好地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将儒家学说改头换面、重新打包，发展出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并成功兜售给了汉武帝这样的强势君主，使儒家学说登堂入室，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华夏的主流文化。
其实，董仲舒并没有多少高明的学术创新，但他在刚走出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的西汉，整个社会经济凋敝、疲惫不堪之时，准确把握了人们祈求安定的共同心理。此时：
1、对于小民百姓来说，他们对连年不断的残酷战争深恶痛绝，对法家的严刑峻法怨声载道，强烈渴望回归传统社会安全稳定的状态；
2、对于皇帝来说，法家模式虽在战争扩张中颇具效率，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却显得不合时宜。就像你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时的皇帝，同样急需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来笼络人心、证明皇權的合法性。
董仲舒是一位公羊学家
正在此时，有个名叫董仲舒的儒生打破沉寂、横空出世、顺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一套颇具独创的改良版儒家学说，为儒学加入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大一统、三纲说等全新理念，并由此推导出君權神授论，不但为皇權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合法性，同时很好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需要，比如：
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宇宙论和三纲说，让儒学顺利成为了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却又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冲击。而后来重新复兴儒学的，就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因而在后来的孔庙中，朱熹便成了地位仅次于孔子孔孟的又一位圣人。
董仲舒《春秋繁露》
可见，儒家并非一成不变。因为，任何一种学术思想，想要生存发展、为社会所接受，就必须尽其所能、顺应时代的要求，不遗余力、满足多元化的需要。若是后代儒生，还是只会像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那样，只认死理、不懂变通，恐怕早晚会被无情的“社会选择”所淘汰(对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2、儒家的致命伤
汉代以前，儒家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法家，两者你来我往，各有建树，最后终于在汉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实现了外儒内法、儒法河流。
但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规模不断扩张、形态日益复杂，儒家虽一时间占据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但佛、道两家却渐成气候、高手辈出，无时无刻不在争夺儒家的地盘、深挖儒家的墙角，让儒家再次面临阵营失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不得不说，儒家的那一套本来就特别俗。孔孟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孔子想要恢复礼乐，孟子希望恢复井田，无不承载着满满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小老百姓，永远都只讲实惠，而知识分子理论素养也大大提高、思维日渐复杂。没有人会只考虑社会、不考虑自己。尤其是斗转星移，西周的小社会早就变成了唐宋的大社会，儒生们再怎么正义感爆棚、责任感四溅，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无数社会乱象，而只能感叹自己有心无力了。
孔孟强调君子人格，可君子的特点是，只在乎一件事是否符合道义，而不去计较它的成败得失。但谁又真的对成败毫不在意？孔孟还强调先王之道，但当时代变了，老黄历可是真的不好用啊。
人心向善、社会和谐当然很好，但是儒家的教条推行起来却实属不易。因为，社会早就不再是世代传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小村落，而成了就连邻居都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社会。
当社会结构改变，儒家所强调的传统道德，就很难对人形成约束；更有甚者，道德感越低下的人，反而活得越潇洒。但其实这十分正常，因为这是重复博弈和单次博弈的差别，比如：
1、在旅游景点摆摊，是典型的单次博弈，做的是一锤子买卖，坑人越狠、赚的越多。（大城市的陌生人大社会）
2、在居民小区开店，是典型的重复博弈，做的都是熟客，回头客多了，才可能有钱赚。（儒家理想的熟人小社会）
现实中真真切切的厉害关系，永远比儒家苦口婆心的道德规劝有用。当死板的道德教条总是让人吃亏，还能继续坚持的人就肯定不多。更何况，在现实利益面前，就连虔诚的宗教信徒都不大经得起考验，更何况一帮迂腐穷酸的儒生呢？
比如，当你正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思考人生时：
当你问他：好人为什么总是吃亏？
他会回答：这是因为他前世做了坏事，如果你今生坑人害人，来世就一定会做猪做狗。
一套具有完备说服力的理论，真的很让人心花怒放。
当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做好人呢？
他又回答：因为，好人有好报、坏人遭恶报，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儒者思前想后、天人交战一番，最后一跺脚道：
算了，我还是信佛吧！
3、终极真理的缺乏
显然，孔孟的儒家理论只停留在䈣治伦理层面，而董仲舒虽引入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让儒家尽量往儒教上靠，却依然无法给人以踏实的心理依托。
不得不说，在孔子的封建时代，还存在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宗法纽带；但当传统熟人社会彻底解体，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利害关系越来越大时，人们就越需要心理依托和心灵慰藉。而且每当生逢乱世，这种需求就越是强烈。
儒学并非儒教。儒家虽然给孔子封圣，可就是没有封神，不像道教，把老子变成了太上老君。但只有神佛才能超越生死、保佑众生啊，而孔子的名头再响，却还是没有这个本事。
千言万语，没有终极真理——这是儒家的先天缺陷。
如果儒家真的像孔孟那样坚持真理、不问成败，那地盘早晚会被佛道两家抢光，只有愿赌服输的份儿了。而董仲舒的儒家，自从拜倒在皇權脚下、抱上了皇帝的粗腿，依附关系越强，就越不再有孔孟指点江山的豪迈，而是自愿降格成皇權的工具。所谓君子不器，也便徒有其名了。
既然缺乏终极真理，那么，即便儒家一时成功上位，也早晚会失去群众基础和市场青睐，照样会被權力所抛弃。儒生们思前想后，如果想赢，那就必须先修补好自己的先天缺陷。
如果将儒学视为儒教，那么儒教的戒律，就莫过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但是放眼看去，基督教有摩西十诫，佛教更是有数不清的戒律。那么，谁的戒律更权威呢？
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它们所持的戒律并非世俗伦理，而是终极真理。人可以很强大，在现实世界里也许能为所欲为，但是到了基督教的体系，你再强大也斗不过上帝，比如撒旦；而在佛教的体系，你再强大也无法改变宇宙规律。试图对抗上帝或律法的人，一定是自找苦吃。
面对如此强悍的竞争对手，宋朝儒家所面对的严峻问题，是先解决终极问题，然后才能给世俗伦理找到牢固的基石。
其实，佛教并不比儒家高明，终极真理只要有，就比没有好，哪怕是漏洞百出的终极真理。因为，不断寻求终极真理，就是人的天性。
北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宋朝儒家解决终极问题的一项伟大成果。朱熹大力弘扬周敦颐和他的《太极图说》，将全文放在了《近思录》卷首第一篇，使之成为理学经典。其实，朱熹是在昭告世人：
儒家的信条不仅有世俗伦理、圣人榜样，而且，还有终极真理作为依托；所有违反儒家信条的，都是在和终极真理拧着干。
其实，儒家也曾有过终极真理，但那都是服务于统治者的，比如“天人合一”的人，就专指君主。而《太极图说》则意味着让终极真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不再是君主的专属的了。即，天人合一被下放到了所有普通人的身上。
左：周敦颐画像 清宫殿藏画本 1017~1073
右：汉 易传卦图 太极图
4、《太极图说》的“终极真理”
周敦颐探索终极真理，是从《周易》出发的，他官位很小，闲暇时很爱研究《周易》。而《周易》里最著名的一段话就是：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这话说得十分含糊，好像在讲宇宙的生成。而研究宇宙，似乎应该是天文学家的事儿，但那时的天文学家只负责测量节令、制订历法，业余时间根据天象预测吉凶。所以，探索宇宙就成了哲学家的工作。但哲学家既不观测、更无实验，他们默认古圣先贤已经发现了所有宇宙的奥秘。因而，他们只需深挖古代文献、破译其中密码就好。
而周敦颐，就从《周易》里破译了太极的密码。究竟如何破译呢？宋朝人能有啥好办法？无非就是边想边猜，只要最后能够把道理说圆、糊弄过去就万事大吉。比如，《太极图说》开头是这么说的：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行顺布，四时行焉。
他说的是太极如何生出阴阳，阴阳又如何生出五行，五行又如何生出四季轮回。
左：无极图 / 右：太极阴阳图 又称“两仪图”
但这只是个大概意思，无法细究。因为第一句就令人迷惑，什么是“无极而太极”呢？因为：
1、《易传》只有“太极”、没有“无极”。
2、那么无极从何而来呢？它究竟是个“东西”，还是说“没有极”呢？
3、“无极而太极”，这个“而”该如何理解？到底是说从无极产生了太极？还是在说无极就是太极呢？
总之，周敦颐经过一番天花乱坠的推理演绎，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
意思是，圣人之道就是中正仁义四个字，抑或，只要能做到中正仁义就可以了。
周敦颐还解释说：无欲故静。即，没有欲望，所以达到静的状态。
而太极在人们道德规范里的表现，就叫做人极。将“人极”与“太极”相互呼应，那么，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也就与天地万物的自然秩序协调起来了，所以《太极图说》最后总结道：
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与天地合其德”这话来自《周易》，而周敦颐却从“无极而太极”开始，一路不断推演，最后终于把道理说圆，为《周易》的论断提供了论证过程。这种推演肯定算不上严谨，但他毕竟为儒家道德找到了终极依据。
太极
如果再有人不服气的话，儒生便可从容不迫、对答如流了。比如，对话也许是这样的：
问：人为何应该做善事、当好人呢？
答：因为，这顺应了宇宙的终极法则；
再问：那么，为何不该做坏事、当坏人？
回答：因为，那违背了宇宙的终极法则。
总结：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儒家道德找到了终极依据。而其中的“无欲故静”，也就是要断绝一切欲望。至此，从周敦颐的太极和主静，到朱子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便只有一步之遥了。
主静
中國人读《论语》《孟子》，总觉得还能理解；但是到了宋明理学，就觉得越来越烧脑了。毕竟，当佛学道学渐成气候，就带动了知识界的哲学思辨之风。这时的儒学，如果依然高高在上，空谈治国理想、宣扬君子人格，而不去考虑心灵安顿、没有终极关怀，就会越来越不接地气、失去市场了。
所以，为儒家寻找道德根源、接续终极真理，才是理学的建树所在。唯有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儒家才有底气和实力，去和佛教、道教争地盘。
周敦颐《爱莲说》
而周敦颐所以被后人尊为理学的开山始祖，《太极图说》也成为了理学学理上的终极根据，深刻塑造出元、明、清三代的思想主流。正是因为朱熹的大力弘扬。因而，周敦颐的本意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朱熹的理解。
5、从孟子到理学
四端说是孟子学说的重要思想，即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
其实，善恶很难定义。如果从生物学角度看，善是衡量人群体协作能力的指标，比如：
1、一个个体，善的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群体合作，并提高生存繁衍的几率。因而，善是一种生存优势。
2、但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资源极度匮乏时，恶同样会成为生存优势，这时，那些不够恶的人，就容易在竞争中落败，从而失去生存机会。
所以，所谓善恶，其实是因不同的生存优势，在亿万年的进化中所积累起来的性格偏好，只是在不同时代，被贴上了不同的道德标签而已。
孟子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些，他只是从个人好恶出发，归纳出四种自己最欣赏的品质，并不容分说地将它们当做人的全部天性，然后再由此引出一整套心灵修炼的方法。
而《孟子》的这些内容，恰恰是宋朝儒家最最需要的。性善论落实了儒家终极真理的依据，并为心灵修炼之法填补了空白。将这套方法重新包装，便能够与佛、道的修行功夫相媲美了。
孟子还讲过，理和义是天下人心的共通之处。于是，宋朝儒家便接过了孟子的话头、继续深化处理，便顺理成章打造出了一个“天理”。
太极 / 青龍 白虎 朱雀 玄武的四聖圖 / 松鹤图
都是道家的代表和象征
在理学家的观念体系里，与“理”相对的一个概念，便是“气”。简而言之：
1、“理”是抽象的规律，“气”是具体的物质。
2、道德人性属于“理”的范畴，而身体发肤则属于“气”的范畴。
在朱熹的《孟子集注》里，关于人性善的问题，朱熹这样解释：
后人不得不佩服朱熹的智慧，因为：如果从今天的生物学角度看，人类的确是猴子的亲戚；而当今的许多物理学家，也都长期孜孜不倦，致力于统一四种基本力，即引力、强力、弱力和电磁力，试图凝练出能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万物理论。可惜，多少智慧超群者，如爱因斯坦、霍金等都没能成功。
但宋朝的理学家却做到了，他们不但发现了“天理”，还说“万物皆是一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无论这是否经得起推敲，至少算是一种终极真理，具体而微、解释力惊人，甚至有资格和佛教道教的终极真理媲美。
自从有了朱熹这套理学理论，理学家就基本能够从容不迫，解答(并非解决)当时的一切问题了。比如：
有人问你：人性为什么善？
你便回答：因为天理至善。
如果再问：那为什么有恶？
你接着答：人性一分为二，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前者来自天理，所以善；后者来自肉身，所以恶。
若再问你：人为什么有好有坏？
你可回答：肉身就像天上的云，天理就像阳光。有人是白云，有人是乌云，透出的阳光就不一样。
对方再问：坏人怎么才能变好？
你可回答：修炼心灵。
对方再问：怎样修炼心灵？
你便立刻答道：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拨云见日一样。
对方若继续追问：好色明明就是天性，这到底是好是坏、是天理还是人欲？
你便可这样回答：天理和人欲的区别往往十分微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拿好色来说吧，如果你本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念头去好色，这就是天理，如果你想学西门庆，那就是人欲。
总而言之，这套理论十分实用，几乎能解答当时的一切问题；当然，它也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你若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孟子一科的答题思路。简言之，你光熟读《孟子》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领会朱熹的《孟子集注》。
宋朝的儒学，几乎全是从孟子学说发展而来的。假若孔子复生，都未必能看懂。而后来的孔子，仅作为一个牌位，被高高供了起来。而孟子所强调的道德心灵秩序，则被理学家们用佛道两教的哲学思辨法，经过一番花式论证，便如同终极真理一般，被不断发扬光大、流传千秋了。
6、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站在理学角度解释《孟子》说，“性”就是“理”。也就是说，人性即天理，即“天命之谓性”[1]。
朱熹继续解释，天通过阴阳五行创生万物，并通过“气”和“理”创生了人类。意思即是：
1、“理”或“天理”，是抽象的规则；“天命之性”来自天理，朱熹的天理与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意志类似，就是宇宙的终极真理、或曰最高的善；从“人性即天理”，便可推出人性本善；
2、“气”赋予人形体，看得见、摸得着，是具体的；气质之性来自肉体，因而各不相同，并不可避免、有着各种缺陷；
将代表“天命之性”的天理，放进代表“气质之性”的肉身，于是就有了真真切切、千差万别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既然天理是纯善的，人性就是纯善的。于是，宋朝的理学从孟子性善论出发，以哲学思辨方式对这一命题做了论证，实在令人鼓舞。
其中，“天命”一词来自孔子。孔子对于天命的理解，不过是一种直觉；而理学受佛教影响，却有了浓厚的思辨色彩。从天命到天理，这是儒家思想的大飞越。
朱熹接着说，所谓“道”即“道路”。人循天性而行，走在应该走的路上，即“率性之谓道”[1]。
因为人“性”即“理”，但“气”却各不相同。所以，当人们无法正确发扬天性时，就需要圣人设法用礼乐或刑罚等手段加以矫正，使之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就是“修道之谓教”[1]。
而《大学》所说的“明德”，同样是指天理或天命之性；而所谓“明明德”[2]，即去除私欲，或排除气质之性的干扰，让天命之性充分展现。正如朱熹所说：山河大地都陷了，理毕竟却在。引申过来便是“存天理，灭人欲”。
周敦颐《爱莲说》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言中，用十六字心传区分了“人心”和“道心”。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3]。即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天理与人欲的永恒战争，其目标依然指向“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根本命题：
朱熹将人心中属于人欲的部分称为人心，属于天理的部分称为道心。
1、人心是坏的，充满私欲、诱人犯错，即人心惟危；
2、而天理是好的，至善至公，但总被人欲遮蔽，即道心惟微；
3、因而，做人唯有全心全意“存天理，灭人欲”，即惟精惟一；
4、最后才可能做到奉行中庸之道——这句最为关键，即允执厥中。
其中，惟精惟一的“精”是精明，能分清心里哪些是天理，哪些是人欲；“一”是专一，须始终守住天理，不能有一刻放松。由此便引出了儒家的经典概念“慎独”，即要求人就是在独处时，也不得有片刻的放松。
朱熹《蓬户手卷》
所以理学有一门经典的修心技术：没事就静坐，平息一切情绪，达到“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即“中”的状态。
这也是理学的一大贡献，让儒家也能像佛教、道教一样修炼内心。孔子的教学，无非就是礼仪、射箭、音乐等，再难都只是粗浅的外功。当进入理学的时代，儒家才有了内功心法，并能上通终极天理，成了真正的太极神功。
不得不说，朱熹实现了儒学的哲学化和体系化，既接续了孟子重视的心灵秩序，也保留了董仲舒强调的道德教化。借用佛家的道统、为孔孟的儒学正名，引入佛道的思辨为儒家提供终极真理，地将儒道佛三家学说完美无缝对接。终于使儒学成为足以对抗其它学术门派的完备体系。所以，朱熹的学术地位才如此之高。
不过，朱熹还是留下了一个漏洞：天理和人欲，似乎是两个不相容的世界。如何消解这两个世界的紧张性，这就要等明代的王阳明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