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你的母亲还剩多少

邵丽

（作家）

有没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母亲是一点一点地走进我们的生命里，也是一点一点地离开的？她不是一下子就走掉了，而是慢慢地，在我们的忽视里，像春天开河时的冰块，一点一点地融化、融化，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被河水卷走了。

一

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母亲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个部位开始的？估计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当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最初感知自己的母亲，可能是一只乳头，或者是气味，然后是嘴、鼻子、眼睛、声音，最后才慢慢地拼成一个整体。开始的母亲就像积木，被孩子一块一块，一部分一部分地拼入记忆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这样的问题：母亲是一点一点地走进我们的生命里，也是一点一点地离开的？她不是一下子就走掉了，而是慢慢地，在我们的忽视里，像春天开河时的冰块，一点一点地融化、融化，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被河水卷走了。

那年春节假期我去南方看母亲。她跟着我的小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每年我都来个三两次。这次来我觉得她的样子有点不对头，走路、说话都慢了很多，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在我的坚持和反复劝说下，她同意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出来，我们被告知她的心血管已经堵塞了百分之六十。我不懂医，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说，这说明她的心血管已经有一大半不能工作了，不过像她这样的年龄，也不算什么，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他指着片子上的一个白点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如果有一块斑点脱落把它堵住，就是在手术台前也会丢命的！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拉着母亲的手，紧紧地靠着她，心里凄惶得厉害，五味杂陈。我的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心血管功能的母亲，今天怎么如此陌生！也许我们把这仅仅看做是一个病，一个很多老年人都会遇到的病症。可是，往深处想想，事情却不是如此简单——我母亲的一大半心功能已经死掉了，她的生命只是靠另外一小半维持着。那么，如果把一个母亲作为一个整体来打量，谁的母亲经得起这样一笔一笔地计算呢？而且，在我母亲身上，死掉的只是这些吗？虽然很庆幸她身上没有任何一个部位被摘掉或者置换过，可是她的头发已经从满头浓密的黑发变成稀薄的白发，头皮依稀可见。她的牙齿有三分之二是假的。她的听力和视力，衰减得连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都很困难。还有，她这一生攒下的记忆，也被时间一点一点地偷去，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零碎了。这是那个我们一块一块拼起来的母亲吗？是或者不是呢？是那个行如风，坐如钟，大小事情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母亲吗？总有一天，她会与我们相见不相识，也总有一天，她会把最后的肉身摆脱掉，沉入一个再也无法与我们相握的世界里。

那天走到小区外面我就带着母亲下了车。小区门口西边有一家老年人保健品专门店，销售一种专门治疗各种老年病的磁疗垫。为了招揽顾客，这家店天天免费让老年人试用。母亲每天都跟着小区的老人排队等候，这次我过来她小声跟我说，想买一台这种机器。我断然拒绝了，倒不是心疼它的价格可以啃去我半年工资，而是我明明知道这都是骗人的。我告诉她，中央电视台已经曝光多少次了，这是假的，没用。她说，我用着就是好，头也不晕心里也不闷了。我不再和她争执，给哥哥打电话要他们劝她，还让小妹专门从网上下载有关上当受骗者的资料拿给她看。她不再跟我提这事了，可是只要一有工夫，她就去小区外面排队等候。

今天，我想，即使他们是骗人的，我也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骗一次，为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母亲！就是每天都为了她而受骗，就这个风烛残年的母亲，还能被人骗几次呢？

二

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总是问她，还好吧？当然，全天下的母亲都是说，我很好，没啥事。可是我们问这话有多少是为母亲、多少是为自己呢？因为她这句“我很好”，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像完成一件任务似的松口气。我最怕母亲反问我，你怎么样啊？因为母亲这句话，问的全部都是我，是我的全部，也全部是为了我，不是为她自己而问。我的一切，她既想知道结果，也想知道每一个细节。可是，我能告诉她吗？人到中年，百口莫辩。说我很好吧，自己都张不开嘴。而且自己的态度在那里摆着，母亲会看不见吗？没有笑过，三句话说不到头就发火。明明不是很好，明明是不好。胸中总有一股无名火让自己怒发冲冠，别扭得像走错了房间而找不到出口似的，怎么说我很好呢？

说我不好吗？我有什么不好呢？钱不比别人挣得少，职位不比人家低，一家人各就各位，各得其所，除了快乐，什么都不缺。可那不快乐也说不起嘴，仅仅是因为不快乐而不快乐，而已。明明的，知道自己是在作，知道自己是在跟这个世界发狠——你们再如何如何，我就死给你看！

这针锋相对的生活啊，怎么说与母亲听？况且她也未必能听得懂。

可是，跟母亲比起来，我的不快乐算什么呢？二十岁，母亲青枝绿叶地嫁到这个家。那时，她是一个干练的妇女干部，一个职业革命者。但不管在外面她有多光鲜，在家里她只是一个媳妇。当时她面对的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的丈夫、一个在大家族长大满脑子男尊女卑的公公，一个有洁癖又爱发脾气的婆婆。日子比树叶子还稠，我大哥还不会走，二哥已经在娘胎里了。然后是我。三个孩子加起来不满十岁，别说穿衣了，就是饭也吃不囫囵。没办法，母亲含泪把大哥送给乡下一个奶妈寄养。几年后从乡下把他接回来，没人能认得出这个浑身虱子骨瘦如柴的孩子，他再也没能融入这个家庭。好容易把我们拉扯得能跑着上学了，又赶上了文革。我父亲出身不好，脾气又倔，运动来了，今天被犁一遍，明天被耙一遍。打倒搞臭，再踏只脚；体无完肤，受尽屈辱。跟我父母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从县委书记到通讯员，跟参加接力赛似的投河上吊。可是母亲从来没怯懦过，一滴眼泪都没掉，她用一个固若金汤的家支撑着父亲摇摇欲坠的身体和精神。看见老战友死去，夜里父亲偷偷坐在她面前流泪。她一边纳鞋底子，一边留意着睡得乱七八糟的我们。她不能从自己怎么都挣不够的时间里，抽出片刻工夫去害怕和伤悲。

三

母亲突然老起来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可能她从没想到父亲会死在她前面，或者说她没想到父亲会一言不发就死了。每当她说起父亲，总会痛哭不已。开始我们还陪她流泪，可是时间长了，我们都哭不出来了。我们就劝她说，人走了，生活还得继续。每当听到这话她都委屈得不得了，一脸枯萎的深情，说，你爸就是死，也得留点时间让我伺候他半年几个月，我也不至于这么亏欠他啊！

她亏欠了父亲什么，我们都想不明白。我的父亲，脑子里除了上级指示精神，就是国内外形势，他从来不会关心人。看着我母亲忙得像陀螺一般，他也不会过去帮她一把。有一次，母亲从粮店扛着一袋面粉回来，路上碰见父亲。父亲像没看见似的，夹着公文包低头走他的。每次他在外面应酬回来，不管多晚，母亲都得等着他，还得给他擀杂面条吃。她从来没问过我母亲累不累，也许在他眼里，我母亲的忙碌永远都不是问题，只有干不动活了才是问题。每天早上五点不到，母亲就得爬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好早饭，晚上不管多晚也得抽时间给老人孩子缝衣服做鞋子，那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用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母亲和父亲一样是领导干部，要开会，要安排工作，要应付各种检查。可是，只要农村老家来了人，他不管我母亲有多忙多累，只管安排她做这做那，临走还得把家里的东西收拾一堆给人家带走。

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在参加革命之前还娶过一个童养媳，生过一个女儿。等她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二哥已经会走了。母亲没有过多地责怪父亲，每个月都从我们微薄的生活费里拿出二十元钱，让父亲给那农村的娘俩捎回去。后来日子稍微宽松一些，母亲常常让父亲把我那姐姐接过来住几天，临走收拾一大包衣服吃食给她带回去。可是，母亲的一番好意，并不能被我的姐姐领会。总是有误解、摩擦、委屈。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劝母亲不要迁就她，越惯她事儿越多。母亲说，要是你爸跟她们在一起，你心里啥味呢？

是啊，诚如是，我心里的滋味肯定也不好受。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跟姐姐哭着抱成一团。那是母亲教会我品尝的另一番滋味，骨肉亲情的滋味。此情可待，也可被忽视和冒犯。

所以我永远弄不明白，母亲亏欠父亲什么呢？也许，在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革命道理之外，“三纲五常”、“五伦八德”，这影响我们几千年的东西，依然是每个人的日常和家常。没有对不对，只有好不好。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民族血脉的主干。

我不相信我的父母之间有爱情，也不相信没有。她嫁给了他，就得为他生养孩子，赡养父母，伺候他一直到死。一辈子，他们之间就这么点子事儿，是功课，是事业，是道德，也是惩罚。

四

今年阴历四月二十六是我母亲的生日。算起来她已经整整八十岁了。我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于是打过电话后，又心安理得地在家里猫了一天。我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快日落的时候浇了浇花，中间还看了一段电视辩论。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竟如卸下了重担般的轻松。

不是卸下，是躲避。有时候，躲避比面对更需要勇气。

可是，母亲为什么不会躲避呢？她有的只是忍耐、忍耐、忍耐。忍耐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人生。母亲这一生，不就是靠这种能力走过来的吗？有人说，中国人太软弱，太能忍。可是，如果套用我母亲的语气说，不忍又怎么样呢？不忍，国家要打仗，不管正义在谁手里，送死的都是平民的血肉之躯；不忍，家庭要破碎，不管挣到多大的自由，伤的都是自己的亲人；不忍，夫妻要离散，耗的是彼此的生命；不忍，朋友要反目，毁的是社会的资源。

这些个，大道理小道理，我都懂。可是，我还是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再也走不进母亲的生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老去，看着她的生命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孝顺既不会成为我的职业，也不会成为我的生活。如果我摒弃一切去孝顺她，就是对她最大的不孝。诸君，我们的母亲啊，她想得到的不是这个，她不觉得我们欠她、该孝顺她。她只想我们比她活得更好，更体面，更省心。只要一息尚存，她就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如果她用这口气想一件事，那就是：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活给我看！她是这样想的。她一定是这样想的。只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