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光的政治操守

今年11月17日是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纪念日。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感悟他作为北宋中期的政治人物，其政治操守，应该很好发掘、宣扬和传承。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受人景仰。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宝元二年（1039年），改任苏州判官。

在他父母病逝后，他按旧制先后两度辞官回家守孝。期间，边学习各方面的从政本领，边辨析思考和吸取前人的治国理政得失，写下了《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许多有价值的策论，展露出独特政见雏形。

当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战争，宋朝连连失败时，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光代奏《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弊端。“小荷才露尖尖角”，展现了其青年才俊忧国忧民的职责操守。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庆历七年（1047年），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他的政治导师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投书《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建议“以计破”，即威胁利诱并用，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使起义军很快灰飞烟灭，首次展现了其军事才能。值得赞叹的是，此时的司马光其职责是教授诸经，可见他无论在那个岗位，都始终关注国家大事，时时施展着治国的政治抱负。

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这年九月，仁宗皇帝为其传教三年的帝师夏竦死后私定美谥“文正”，司马光多次上奏，刚柔相济，有理有据地提出异议：一是程序违法。绕过礼部私相授受；二是夏竦生平“名实相悖”；三是用美好崇高的谥号给东官旧臣，满足私心。警示若让“不令之臣”，生则盗其禄位，死则盗其荣誉，将彻底摧毁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后患无穷！他冒天下之大不讳，直谏仁宗收回谥号，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政治上的清纯和忠勇情操。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当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时，司马光上谏追随庞籍任郓州典学。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并州任职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好好的京官不做，主动“下放”到了贫穷的也疆。他完美地诠释了无私无我的忠效政治！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当“三状'无果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在这等“大事”面前，他也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建言。真可谓“心底无私天下宽”！

尔后，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司马光作为一名朝庭中层官员，在这节点上不是与其“切割”，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不惧士途夭折，张扬“敢作敢当”的担当硬汉子德性！

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且在仕途更上进了一步。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己亲。没有当下那种“人走茶凉”的冷漠，为后人树立了“做官先做人”榜样。

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这官相当于皇帝的生活秘书，超“肥缺”！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这官相当于皇帝的“政治智囊”，他一干就是5年！可见他对于国家政治抱负的坚守！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这官相当于皇帝办公室主任或起草官方文书的主笔，司马光五奏推辞。这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率直做好“自我”的司马光的同时，也让后人看到了北宋统治者在用人上让官员个性张扬的开明胸怀。

嘉祐六年（1061年）七月，呈《陈三德》、《言御巨》、《言拣兵》三札（后人统称“嘉祐三礼”），分别对皇帝应具备的仁、明、武德政，官僚机构改革简政，军队精兵等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理念，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仍具体深刻影响。如“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任人唯贤”，“德能勤绩廉”，“废除干部终身制”等。由此，后人不得不承认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地位，并赞赏和借鉴其政治智慧。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即进《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从嘉祐八年（1063年）到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终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这种政治理念，虽然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和封建王朝，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为民请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效果，这种质朴的政治操守，在一千年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他谏言《言遗赐札子》，因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未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他是历史上最早反对“公款请吃、公饱私囊”的廉官！

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更让人为清官司马光赞叹！

司马光与妻张氏婚后三十多年未生育，司马光并未介意，也没想过纳妾生子。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及地位是相当罕见的。张夫人却急得半死，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便取出一本书走过去娇滴滴地问：“先生，尚书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尚书即中丞，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此后，张氏又偷偷地安排了个美貌丫鬟为司马光侍寝，司马光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决然赶走了丫鬟。后来司马光将侄子司马康收为嗣子。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这诗，蕴含的清廉自守的品格，被后人推崇。清白、干净不仅是众所仰望的为人风骨，更是公仆们应有的政治操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干事，才能俯仰无愧、赢得民心。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遭到皇帝否定后，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无言以对，便以权强压。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他刚正不阿的政治品德，被后人所敬重。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进呈英宗。这部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的史书。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继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为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他在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领导的“庆历新政”（1043—1044）和十年后以富弼、韩琦、司马光领导的“嘉佑新政”（1056—1063），均为仁宗大力推动。前者以系列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它对症下药，触动了上层利益，以失败而告终。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后者则吸取前者的教训，循序渐进地落实前者的改革措施，只做不说，以致于在史书上都没有“嘉祐新政”的概念，但却取得了实实在的成功。如果我们从定义上理解“改革”：即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适应发展变化着的客观情况。那么，司马光就是一个“改革者”，而决不是“保守派”！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他充分吸取了“庆历新政”及“王安石变法”的教训，把那些严重削夺官僚集团的利益、严重侵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改革措施废止，保留了其中适时可行的成果，缓解了社会矛盾，缓和了君臣关系，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巩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公允的说，司马光的政治智慧与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属同一个层次上的政治精英，不分伯仲。他们所不同的只是治国理政的方法不尽相同而矣。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神宗擢司马光枢密副使，辅佐其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任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主持编修的《通鉴》、《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受益无穷的历史巨著。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后在亲友的劝进支持下还是到任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上《请革弊札子》、《请更新新法札子》，很快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他在生病时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司马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完成了“废法”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

司马光集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而大成的一生。他作为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政治家的光芒将与日月同辉。他的政治理念将指引着其身后的政治精英遵循良政善政的方向。他的政治操守永远是后人楷模！

司马相波·于长沙

2019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