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还靠煤炭？
瞭望智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白羽，编辑：崔赫翾
济宁，因运河而兴，凭煤炭而盛。
曾经，这座被自然眷顾的城市握住了发展的“先手棋”。
时至今日，运河时代已经走远，“煤炭情结”潜藏着危机。
济宁，应该靠什么扭转局面？
一、中枢之地
公元1293年，元大都（今北京）秋意渐浓。
忽必烈从上京返回大都，队伍经过万宁桥时，只见新开通的河道里运输货物的船只穿梭而过，绵延数里，遮蔽水面。已至暮年的元世祖龙颜大悦，亲自将这条河道取名为“通惠河”，并褒奖了主导疏通河道的太史令郭守敬。
统治者出于政治考量定都北京。同时，为了维持帝国统一和正常运转，需要将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抵京城，保证部队能够快速抵达南方。
初期，他们承袭了自隋唐以来的运输路线。但需经多次转运甚至水路联运，过程漫长，损耗严重。
经过长期周密考察，郭守敬提出“截弯取直”方案——北端自大都起至通州，保留永济渠河北段，后入德州，再南下聊城、济宁，进入永济渠、山阳渎，经扬州越过长江与江南运河连通，直达杭州——得到了忽必烈的首肯。
通惠河，是这千里运河的“最后一公里”。
在通惠河修通前，郭守敬方案的关键工程是山东境内的会通河。
为了疏通从安山（今东平）至临清的河道，郭守敬动用民工290余万，设置了多道闸门用以保障运河水源。
会通河的疏通，使得原本呈扇面的大运河裁弯取直，而设置的众多闸门成为济宁发展的间接因素。船只经过闸坝时，一般需要等到一定数量后方可放行，于是众多船只停靠在济宁段运河沿岸等待开闸放行，漫长的等待使得船上乘客与水手得以乘此间隙上岸，从而带动了当地消费。
大运河随着明朝定都南京而被废弃。几十年后，政治风云突变，永乐皇帝将国都从南京搬迁回北京，河道疏通再次摆上了朝廷议事日程。
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采纳农民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用“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水方略，建筑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使汶河来水南北自动分流，达到南接淮、黄，北通漳、卫，形成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分水奇观。
清康熙乾隆年间，内河漕运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京杭大运河的运量占到整个清朝漕运一半以上。
大运河的交通便利打破了济宁以前存在的地理障碍，经济结构得到重塑，济宁从一个县城一跃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埠中心。济宁走进了“黄金时代”。
由于地理位置险要，元明清三朝均把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设在济宁，由此衍生出各级司运机构，有“济宁七十二衙门”之说。
运河自开通起，就承担着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多方面的使命。一切与国运相关的宏旨都被揉碎在运河的行船上，化作无数人的梦想和欲望。
清朝末年，大航海时代早已伴随着轮船和枪炮的轰鸣，叩响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大门。
随着黄河改道、纷争四起，清王朝无力维持运河通畅。
1902年，清廷诏令裁撤设在济宁的管理北部运河和黄河事务的东河衙门。
这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管理机构废弃，标志着延续了近千年的“运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因河而兴的济宁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济宁，何去何从？
二、儒商俱佳
数万家外地商人沿着运河定居济宁。南方的纺织品、瓷器、竹木、茶叶，北方的棉花、皮毛、大豆、干鲜果品等在此汇聚中转，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商业的繁荣带动了造船业、皮毛加工业、酱菜制造业、竹器加工业等手工业的发展。
很多人祖祖辈辈在济宁经商，寻找商机，结识新的商业伙伴。许多外省商人在济宁建立会馆、会所，他们在这些场所定期聚会议事、协调关系、交流信息、互助互利，成为济宁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至道光年间，济宁城区会馆达30多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浙江会馆、安徽会馆、福建会馆，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商人则集资创建了三省会馆。
交通发达的济宁为农民提供了农副业产品加工服务，如食油、果品的加工和交易，日常用品的生产，铁制农具和铜器的制作。此外， 济宁的批发业、借贷业、钱庄、票号、当铺和牙行都十分发达。
彭慕兰在《腹地的构建》一书中说：“黄运必须融入到沿海的政治经济中，以获得对其环境和经济困境的帮助，而不论这些帮助是来自政府还是市场。”毫无疑问，修建铁路是融入沿海经济的最佳途径。
商业发达让他们有了更为长远的眼光，当临清和聊城的乡绅们反对修建铁路时，济宁人四处奔走，认为铁路的修建有利于将商业集中于济宁。此外，他们还力图推进大运河复航治理。
此外，长久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济宁人在科场上取得了更多成功，许多官宦家庭也带有经商基因，不少家族兼营工商业。到了民国时期，退出政坛后在天津租界寓居的靳云鹏、潘复也积极投资实业。
不过，刚刚兴起的铁路依旧无法取代繁忙的运河，济宁繁华景象随着运河运输功能的丧失而逐渐散去。
漕运等管理衙门裁撤，在经历太平天国、捻军等动荡后，大量被裁撤的军勇、水手成为无业游民，聚集成匪。
距离济宁100多里外，一时间匪患四起。
在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 在内忧外患中，一些新事物依旧在济宁坚强萌芽。火柴厂、铁厂、化工业、肥皂业、纺织业、印刷业等轻工业开始发展起来，照相馆、长途电话、电灯公司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新中国到来时，济宁迎来了全新时代。
三、借风起飞
1948年8月，获得解放的济宁被划归山东省。
1966年，兖州矿区会战指挥部成立，华东煤炭基本建设公司开始筹建兖州矿区，后成为全国八大煤炭建设基地之一。
同年，济宁抗生素厂成立，烟台机器厂迁址济宁后改名济宁机器厂。
1975年，年仅17岁的邱亚夫成为济宁毛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两年后当上车间主任，5年后到西北纺织工业大学学习纺织。
就在邱亚夫到大学读书这一年，29岁的李红信拿着3万元钱创办了一个小造纸作坊，这个出生于1953年的小伙子，出身贫寒，当过生产队长，卖过豆腐，到火车站当过装卸工，这一次创业，他赌上了全部家当。
也是在这一年，在鱼台县城南的一片荒滩上， 17个人凑集了3万块钱启动资金，成立了一家不起眼的酒厂。
决定赌一把的，还有兖州的牛宜顺。
1985年11月，牛宜顺到安装公司任经理，接管了这个负债19万元的企业。3年后，国家收缩楼堂馆所的建设，安装公司锅炉主业大幅下滑，牛宜顺开始带领员工寻找新的出路，他把目光盯上了兖州煤矿。1989年7月，兖州华西胶带厂成立，牛宜顺和员工们只用100天就建好了厂房，生产出煤矿用输送带。
几乎同时，王步峰东挪西凑了9000元钱，回乡办起了小煤场。出生贫寒的他，要过饭、打过工、当过泥瓦匠和鸭贩子，办煤场即将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
他们后来都成了济宁乃至山东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处于辉煌时期的还有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的兖矿集团。1998年，兖矿利润占全行业利润的58%；1999年，占行业盈利企业盈利总额90%。兖矿的声誉在这一时期达到顶点，目标直指“世界十大煤炭生产商”。
1997年，济宁先后迎来了两家上市公司——山推股份和鲁抗医药，其中山推前身正是1966年从烟台迁到济宁的机器厂，鲁抗前身则是济宁抗生素厂。
1999年开始，国家层面开始推进“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济宁市政府面对内外部环境压力开始重点抓经济结构调整，敏锐的邱亚夫、牛宜顺们抓住了机遇。
1998年成为邱亚夫命运转折年，39岁的邱亚夫掌舵如意毛纺集团，牛宜顺则个人出资600万元，一次性买断了银河橡塑镇属产权，在许多朋友的劝阻下，当上了没有“官方”参与的民营企业老板。
王步峰创办的小煤厂早就开始煤炭洗选业务，公司业绩蒸蒸日上。随着一大批小造纸厂的关闭，李红信创办的太阳纸业成为佼佼者。
兖矿集团则开始大手笔投资，先后上马了200万吨煤焦化工程、50万吨甲醇工程、里能集团地下煤气化发电工程，他们希望借助现有煤炭资源进入新的赛道。
进入新赛道的还有王步峰执掌下的润峰集团。2007年，润峰从传统能源转向新能源领域。
伴随着国家宏观发展东风，这些企业凭借着机制体制创新发展渐入佳境，济宁经济也保持了高速发展。
济宁1978年GDP16亿元，1990年突破百亿达104.2亿元，2004年突破千亿达1045.5亿元，2008年、2012年、2015年平均4年左右跨一个千亿台阶，分别跨过2000亿、3000亿、4000亿大关，扩张步伐明显加快。
在省内，济宁的GDP排名一直相对稳定，2005年超过了同处于淮河地区的重要城市徐州。
这一时期，济宁的城市发展格局也一直被外界看好。
济宁正在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兖州是交通枢纽和物流商贸中心，邹城是能源开发新兴城市，曲阜则是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城，高度专业化的旅游城市。
“金三角”范围内的兖州、邹城、曲阜三市（区）先后进入全国百强，同时，四城市功能互补、特色鲜明。
大产业框架和大城市框架的“两大框架”成为了济宁管理者的主政思想，“鲁南城市群”呼之欲出。
一时间，曲阜并入济宁、济宁改名为曲阜市的传言在坊间四起。
其实，传言的背后隐藏着济宁人无法言说的尴尬。
四、日子不好过
拥有雄厚的文化底蕴和殷实的家底，济宁在省内排名靠前，成绩不差，但无奈前面的青岛、济南、烟台等兄弟地市太优秀；市内县域各具特色，最出名的曲阜、邹城、兖州等各有千秋，名气一度盖过了济宁市本身。
在省外名声不响，省内不被重视，市内还被抢风头。
这种调侃隐藏着济宁人对未来的担忧。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实力增强，孔子热在全世界逐渐升温。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为政府公祭，曲阜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济宁因势利导，加大对曲阜旅游产业的扶持力度，旅游业发展成为了曲阜支柱产业。
然而，此时，济宁其他产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2003年，兖矿提出8年投资400亿元，形成煤制油、甲醇、醇酸等大规模生产能力。但煤化工未如初始预期那般给兖矿带来巨额利润，已经错过了从世纪初开始狂飙突进的中国煤炭业的“黄金十年”。
2005年之后，省内煤炭资源日益枯竭，兖矿开始对外寻找资源，但为时已晚，好的资源早已被瓜分殆尽。
2013年上半年，兖矿集团五大板块（煤业、煤化、东华、物业、电铝）几乎全部亏损，集团营业收入在煤炭行业排名再度下降，位列第十六位。名次之外，是利润的急剧下滑，在过去的十年间，兖矿从长期把持的中国煤炭业龙头老大的地位上一路下挫。
与兖矿对外扩张缓慢相反的是如意集团，2010年以31.4亿元拿下Renown后，斥资40亿美元买法国SMCP，收购瑞士Bally，拿下美国INVISTA，以摧枯拉朽之势构建起傲视全球的“时尚帝国”。
媒体一片惊呼，有人说：“孔孟之乡，这个最不像能跟时尚产生联系的地方，将成为中国时尚的品牌代言地。”
但很快，这样的“大口吞并”带来了消化不良，如意集团出现流动性危机。
2020年，如意集团发布公告：
“自去年以来，受自身债务集中兑付以及融资循环受限的影响，公司出现流动性压力；加之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司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上半年营业收入及现金流明显减少，加剧了流动性紧张，致使公司应于2020年12月14日到期的中票无法按期兑付。”
五、组团发展受挫
此外，曾经雄心勃勃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没有取得理想结果。
兖州、邹城和曲阜是济宁辖下的经济文化知名市（区），但是多年来，由于城市规划不统一，三地并没有抱团发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所以更无法对周边县区形成辐射带动作用。
早在2008年2月10日，山东省政府印发《鲁南经济带区域发展规划》，提出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把鲁南建设成为鲁苏豫皖边界区域新的经济隆起带、山东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时至今日，鲁南经济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关键就是缺乏领头羊，济宁有心无力。
根据济宁市统计局数据，2019年，济宁市第二产业增加值1760.01亿元，下降0.2%。从生产看，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仅为1.4%、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从效益看，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实现6662.46亿元、下降5.91%；利润396.44亿元、下降9.24%。
GDP增速连续六年同比下降。2014年增速9.6%，2015年增速8.4%，2016年增速8%，2017年增速7.1%，2018年增速5.8%，2019年增速3.8%，2020年增速3.6%。GDP增速逐渐下滑，说明济宁经济仍然处于惯性下滑通道。
同时，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在鼎盛时期给济宁创造的财富一度超过全部财政收入的80%。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煤炭也使济宁成为典型的煤烟型大气污染城市——污染成了济宁发展面临的又一条高压线。
此外，济宁市政府在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屡次提到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新旧动能转换不够快、对外开放程度不够高、干部的思想解放不够等问题。
在这些高度凝练的词语背后，我们能够读出济宁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转变为科技创新、对外开放、营商环境优化等因素，这些恰恰是济宁的短板。
那么，济宁的未来在哪里？
六、因势利导
济宁要发展，既要基于现实基础，又要着眼于更开阔的视野。
一是尽快摆脱路径依赖。
济宁曾有“一天三顿饭，顿顿靠煤炭”之说，产业结构偏重、煤炭占比偏高一直是制约济宁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何快速摆脱路径依赖是济宁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但摆脱路径依赖不代表抛弃现有产业结构上马全新产业，而是要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去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
传统产业并不是落后产业。经过几十年发展，济宁拥有一大批优势产业，比如煤化工、机械制造、生物制药、造纸纺织等，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聚焦主业，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推进技术升级换代，提高在全国同行业竞争力。同时，围绕现有产业积极引进和打造相关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二是深度挖掘文化资源。
纵观全国，济宁的文化资源令人羡慕：儒家文化、运河文化、侠义文化等多元文化五彩纷呈，济宁应该站在世界高度，引入高端智囊团对济宁全域文化进行策划和设计、宣传，大力推进文旅产业发展。这是济宁不能忽视的金饭碗。
三是尽快找准区域定位。
进入21世纪，济宁区域定位不断发生变化，2003年济宁为山东省三大都市圈之一城市，2008年济宁为鲁南经济带中心城市，2018年纳入淮海经济区，2020年纳入鲁南经济圈。
济宁在宏观战略上备受重视，但是，发展速度并不乐观：
在省内，GDP被同处于“鲁南经济圈”的临沂超越，菏泽在后虎视眈眈；同时济宁希望拥抱山东“省会经济圈”，但并未被纳入“一圈同城、共建共享”的范围。
在省外，徐州与济宁同属淮海经济区城市，但GDP也早已被徐州甩在身后，由此可见，虽然身处多个战略区但是济宁定位模糊而尴尬。
城市/区域定位要依据发展历史、现状和内部条件及外部环境变化，确定城市主要发展方向。
济宁的优势在于县域经济发达，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导各县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切实打好特色牌、优势仗，宜工则工、宜文则文、宜游则游，一县一策、一镇一品地助推发展。
四是尽快转变思想观念。
济宁多种文化交织，既有传承了千年的儒家文化，也有几百年历史的运河文化、梁山狭义文化，这些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共同影响济宁人的思想和行为。儒商精神不仅体现在语言和文字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企业家更要把儒商精神发扬光大，要警惕作为儒家文化高地的灯下黑。
五是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
政府应该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减少对微观经济干预，思想转变不仅是高层重视，更关键的是要深入基层扎根。
两千多年来，济宁这片土地诞生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
一千多年前，随着运河漂流而来的商业文明在这里扎根发芽；
儒与商在这里碰撞交织，结出了璀璨的文明繁荣之花。
今天，800多万济宁人又会如何用勤劳智慧的汗水再次浇灌出明日之花呢？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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