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也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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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郑鹏超

编辑 | 武亚玲

谁能想到,手握放贷大权的银行,有一天也要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

“多重压力之下,农商行'活下来’要提上议事日程,不赚钱、不盈利肯定会倒闭,现在能够'活下来’是最关键的。”不久前,佛山农商行董事长李川在第八届农商银行发展战略论坛上这么说。

上一个高呼“活下去”的是万科,结果一语成谶,成了近两年一些头部房企的真实写照。如今,如何“活下来”成了大部分农商行必须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是近两年政策的主要推动方向,大行纷纷把新增资金投入到小微企业贷款业务。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0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增速超过30%,其中,5家(工、农、建、中、交)大型银行针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54.8%,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仅增长12.8%。

五大行给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支持,明显高于整个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提供的贷款支持。这是好事,但对以往深耕小微贷款业务的农商行,堪称一场“灾难”。

大行纷纷下场博弈,小微贷款业务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这直接导致农商行的净息差在2020年下跌了0.3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却仍保持在3.88%的高位。

而以往农商行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还可以用较高的净息差去填坑。现在随着竞争激烈,农商行净息差大幅收窄,不良贷款却未见好转,产生的大量坏账该怎么办呢?换句话说,该怎么持续健康地活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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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挺进”中小微市场

过去几年,中小微是银行唯恐避之不及的业务,看看曾深耕中小微市场,股价跌跌不休的民生银行就明白了。

没办法,谁让中小微是苦活累活,坏账高、油水少。相比起来,银行更愿意把钱投向贷款需求多且利率高、坏账少的涉房贷款和个人信用卡业务。以招行为例,2020年涉房贷款收益率超过5%,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和房地产企业贷款不良率,分别只有0.29%和0.3%,远远低于公司整体贷款不良率的1.07%。

由此而来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就像《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老板蔡成功说的,各大行都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放贷。

但在政策限制银行涉房贷款规模,信用卡坏账攀升导致“油水”下降的背景下,银行必须要为钱找新出路。

加之2020年政策推动银行的贷款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过往头部银行都看不上的小微企业贷款业务,成了最好的选择。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0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增速超过30%,其中,5家(工、农、建、中、交)大型银行针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54.8%,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仅仅增长12.8%。

可以看出,2020年整个金融体系都在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而头部大行更是集中精力为小微企业投放贷款。

以往,大行与深耕中小微市场的地方性农商行之间是井水不犯河水,但现在,大行正加速深入农商行腹地,以产品利率、期限等优势抢占农商行的市场。市场开始变得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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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来势汹汹,

农商行几无招架之力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行,农商行的日子愈发难过。这直接体现在农商行吸储和放贷之间的差额出现了快速收窄。

2020年四季度,农商行的净息差为2.49%,2019年四季度这一数据为2.81%,同比下降了0.32个百分点;同期,整个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从 2.2%降至2.1%,仅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很显然,拥有低吸储成本的大行把更多的贷款投向小微业务后,使农商行的息差受到了严重冲击。

一般情况下,国有大行整体吸储成本在1.5%至2%间,而上市的农商行吸储成本在2%至2.5%间,未上市的农商行吸储成本更高。在与农商行的较量中,吸储成本低的大行自然能以更低的利率去抢夺优质小微客户。

以往农商行给优质客户放贷的利率为5%,而财大气粗的大行可以给到4.5%的利率,直接打破了前者原来的贷款定价体系。为了留住客户,农商行不得已降低放贷利率,导致息差收窄。

关于这一点,某农商行董事长也曾直言,“大行有资金成本的优势,有些业务的利率我们也可以做到4%,但仅是少数。若想全面与国有大行在资金上抗衡,我们是做不到的。”

更要命的是,大行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对息差的依赖程度较低。以2020年数据为例,青农商行非息收入占比为15.5%,建设银行非息收入占比为23.8%,招商银行非息收入占比则达36.3%。

可以看出,股份行、国有行和农商行之间,农商行非息收入占比总收入的比例最低,这也意味,其对利息收入依赖程度最高。

过去一年,业务多元化的大行,息差保持了稳定,业务单一的农商行,息差则出现大幅下降,进一步放大了息差下滑对农商行的不利影响。

大行业务来势汹汹,竞争形势加剧;息差不断收窄,压缩利润空间,有农商行甚至发出了“活下来”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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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来”,

成了农商行的当务之急

“多重压力之下,农商行'活下来’要提上议事日程,不赚钱、不盈利肯定会倒闭,现在能够'活下来’是最关键的。”不久前,佛山农商行董事长李川在第八届农商银行发展战略论坛上这么说。

这话并非危言耸听。2020年,农商行净利润出现了两位数下滑,而整个商业银行的净利润表现则相对稳定。

具体来看,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19年、2020年农商行的净利润分别增长6.4%、-11.1%,同期,整个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分别增长8.9%、-2.7%。

这也不难理解。一直以来,小微业务都是银行贷款坏账的高发区域,农商行过往几年的不良数据也要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以2016年至2020年四季度数据为例,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49%、3.16%、3.96%、3.9%和3.88%;同期,整个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4%、1.74%、1.83%、1.86%和1.87%。

为了应付高坏账率,农商行采取的是放贷高定价策略,因此也有足够利润去核销新生成的坏账。例如,2019年四季度农商行的净息差2.81%,同期整个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只有2.2%。

但是,大行入场后,直接打破了农商行维持的放贷平衡。

体现在数据上,农商行净息差从2019年四季度的2.81%,大幅收窄至2020年四季度的2.49%;同期,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仅从2019年四季度的3.9%,微降至2020年四季度的3.88%。

显然,大行介入小微贷款业务后,农商行放贷出去的收益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但贷款不良率却并未有显著降低。如果继续保持以往的核销力度,自然会吞噬利润,严重影响农商行的盈利能力;而如果保持利润,就没钱处理坏账。

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自己赚钱、盈利,持续健康活下去,成了农商行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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