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先生在新时代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促进中心创立仪式暨首届中关村论坛上的发言
2017年3月17日上午，全国人大会议中心
贾康：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在祝贺新时代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和首届公共资源配置中关村论坛召开之际，我想借这个机会，就作为研究者怎么看待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谈一些基本看法。
中央现在特别强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供给显然是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的重要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说，把握好从学理层面的分析是密切联系实际运行的客观需要。相关认识框架，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和深化。讲到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涉及的是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依这方面的传统认识，其主体过去认为就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但政府作为主体在公共服务这方面，实际上我们已经进一步推进到应当认清：政府直接去做和牵头去做，有非常明显的、以及在实际生活中意义重大的差异。过去传统的办法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叫作直接上阵，直接安排。但是我们改革推进中，在借鉴市场经济国际经验与自己的探索中，特别看中的是怎么样由政府牵头，拉动非政府的主体，一起去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和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水平。
从学理上分析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必须注意到，我们过去讨论的“公共产品”需要作进一步细分，这里面有纯公共产品，有准公共产品，而且我们还探讨了实际上有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这些不同的细分概念之下，他们的一些边界和范围，其实也是漂移的，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具体的合理边界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原来技术水平不到位的情况下认为是纯公共产品的某些东西，到了技术水平合格、到位以后，它可能变成准公共产品。而你一旦认识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和市场化机制对接了。即使是纯公共产品，如果按照现在的PPP创新经营、把它打包打在一个连片开发的PPP建设方案里面，也可以对接市场机制。更不要说教育、医疗、住房概念之下那些权益-伦理型的公共产品，直观的情况下看，它们的排他性、竞争性都有，但是我们必须把它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概念下的准公共产品来供给。
这些事情可以展开做一些具体形态上的观察。比如说过去认为对车辆通行的收费，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在公共服务项目上跟市场机制对接的例子，收费就可以形成现金流来归还贷款，就可以加快建设过程。技术上过去约束就是必须有收费站，在全封闭的道路上、可以控制的干道上面、停车收费成为取得现金流具体的操作形式，必须通过这样的可操作安排，才能形成跟市场机制对接的运行与经济循环。在市区之内很难设想，已经成为一个网格状的市区道路上，怎么能通过设卡子收过路费形式，来形成某些调节机制呢？而现在情况变化了，因为有电子收费方式，像伦敦等地已经有这样的设想与实践，中国现在很多地方也越来越多有了电子收费。不停车就收到了。可设定一个具体操作的界线，某些道路上，某一个时段上，有收费这样一个机制，就达到管理部门想调控车流，而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绩效层面来说，这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提升，为达到交通服务高水平这样的目标服务。其实依据的就是原来的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边界有了变化，才有这样新的创意和实际的可能性。
另外注意到，安全方面的角度，比如我在想国防这个概念，过去都认为是纯公共产品，但我一直认为国防不能这样简单地说纯而又纯。我们还且不说国防实际上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是，有攻有防这样的视角，单从它的直观形式来看，人类历史上雇佣军这个现象可是层出不穷的。那么雇佣军是干什么的？他是和市场机制对接形成军事能力的。这个方面要稍微正视地来观察实际运行的话，就不能回到国防是纯而又纯的公共品这样一个简单认识上。
外交是政府独揽的吧，实际上咱们又有民间外交，这个民间外交内含政府背景和政府意图，有意混合在民间主体出现的形式上去行使的。
一般是，治安方面，我们过去当然地认为政府要独占管理治安，政府职责就是要保一方平安。但是历史上早就有了所谓镖局，镖局是做什么的？也是保治安的，但他是民间的主体来实现维护治安的功能。现在中国社会又发展出这么多民间保安公司，另外还有早已经司空见惯地在城管、警察之外的协管、协警。协管、协警对应的什么机制？也可以称为是一个灰色地带，实际上在并不太规范的形式下，也有它的规范性。就是跟一定的购买服务的市场机制对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得直率点，现在中国这个情况下是一种、使用低廉劳动力的雇佣警。等等这些情况，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必须在理论分析方面争取把认识框架和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
有些特殊产业，我们过去早早就注意，比如中国历史上有盐铁专营。按现代的理解来说，这样的产业至少有明显竞争性。但是如果回溯到汉武帝时代，铁可能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它能主导整个发展潮流，有特殊的外溢性。在不同阶段上作为市场主体怎么看待这样一些事物，确实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原来从没有想象到，监狱与民间主体的运营有什么关系？但是早早我们就听说了，美国人把监狱处理成可以引入承包式托管机制以跟市场机制对接。现在人家做得似乎还挺有经验，认为这是更好运用纳税人的钱的好机制。
公共工程方面不必多说了，我们这几年有关领导层和管理部门，不遗余力的推进的PPP，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结合中国特色又对比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做起PPP来，国际上并不太被看中的一些概念，在中国却明显是兴奋点。比如连片开发，可以把我前面提到的纯公共产品放到里面去开发，是由市场主体跟政府以伙伴关系合作，加快建设，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
另外在政府采购方面也可以举些例子。文化方面多少年前我就知道，江西财政厅以政府采购方式来支持文化下乡，绩效跟着就出来了。如果没有政府采购这个机制，这笔钱大家争来争去使用方面的绩效并不好，而有这个形式之后，电影队也好，歌舞团也好，一年下乡多少次，演了多少场，都有记录，还有必要的监督，然后按照原来的约定实施购买服务付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在医疗方面过去听说过，陕西早就有村医的政府采购，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很多村医资质上并没有得到政府像模像样的批准，不一定有证书，但是人家在百姓那里有口碑，多少年世世代代就在那个地方服务乡里。为什么不能利用村医的政府采购，来进一步优化我们医疗服务系统？很遗憾。后来公立医疗体系改革中间似乎把这样一个创新要点，淹没在里面，几乎没有人提到。我们现在考虑，有关部门文件的精神，就是要注意在创新驱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地考虑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市场化机制对接来提高绩效，来进一步使中国的发展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间，能够产生我们特定的后发优势。
从这个角度，还有顺便谈一个我过去注意的探索。有国外的学者比较早就提出教育券构想，但是没听说在哪个地方做得特别成气候。但是若干年前，在江苏有农民工的培训卷，以培训券的方式，政府只要认定某人有应该受培训的资格，就给予培训券，鼓励市场上民办的非政府的培训机构通过竞争来吸引持券学员完成培训，这就开始有了教育券的雏形。后来听说浙江真的有教育券，可以参加竞争，受教育对象，由教育券的形式，自己用脚投票，去激励教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尽可能提高绩效。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聚焦到一个关键词：公共资源配置的事项是可以与市场对接，但是怎么合理掌握好，怎么合理可持续地掌握这种竞争的介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而这种竞争，和市场机制对接，还有一个交易平台建设的客观需要。PPP的发展现在已经推到我们前几年一直在研讨和呼吁的固定收益资产交易中心建设上，前些天在天津、上海正式成立了。它对应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包括新城连片开发等等这些政府过去显然要特别注重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是直接对接到资产交易。PPP相关“资产”的类型是比较长期的、带有固定收益特征的这些资产。这样，交易平台的运行和管理，也密切关系到我们论坛的主题，就是市场怎么样有效配合公共资源优化配置。
这些贯穿地观察下来，可简单做一个小结。这种种创新基本的趋向，在中国就是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这样一个必须坚定不移实施的经济社会转轨的主题词，落到绩效的追求上。而这个绩效既包括我们过去相对好把握的微观主体的成本-效益分析所指的效益问题，更要结合政府必须考虑的社会综合效益、外溢性的问题、长远发展后劲的问题，迎难而上，结合改革的攻坚克难，将整个综合绩效的体系的提升，纳入我们探讨的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合理化和优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之中。这些看法简要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