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B | 明代京杭大運河地圖探微 / 四六文摘

明代京杭大運河地圖探微

王耀

京杭大運河與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密切相連，對於大運河的研究是與之相關的歷史研究很好的切入點。在運河研究方面，有流傳存世的豐富文獻資料，包括運河地圖這一重要的信息傳遞載體。京杭大運河地圖形象化、符號化地表現歷史時期的運河狀況，它的産生、發展甚至衰微與歷代的運河興修存廢密切相關，是歷代運河修治實踐的圖像再現，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研究價值。

明代是運河興修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卓有成就的時期，但是相關的運河地圖可能由於年代較爲久遠已經毀壞，或者因爲各種原因，所以目前國内外披露的圖錄、藏圖等信息中極少有明代的彩繪單幅運河圖，不似清代留存下來大量精美的大運河地圖。就筆者蒐集到的明代運河圖而言，大致可分爲兩大類，一類是志書類運河圖，主要包括治河官員著述運河文獻中的附圖和明代地理圖籍或地圖集中的運河圖；另一類是數量較少的單幅彩繪運河圖。志書類運河圖與文字的具體關係，表現爲運河圖多爲史籍中的附圖，往往隨有豐富的文字，地圖服務於文字記載，以文爲主，以圖爲輔。雖然志書類運河圖附庸於大量的文字，但其中也不乏製作精審、内容準確、形象直觀之作。而彩繪單幅運河圖，在清代有較多留存，明代則傳世極少。

就大運河地圖的研究現狀而言，元代是京杭大運河的開創時期，元中後期則利用大規模海運溝通南北。終元一代，主要依靠海運轉輸財賦，雖然開鑿了通惠河、會通河、濟州河等重要運河河段，但是只能說處於草創時期，溝通南北的順暢的運河體系並未建立。筆者尚未發現元代大運河地圖，這應該與年代較爲久遠、圖幅不易保存有關，因此這方面研究付之闕如。至於明代大運河地圖，因爲彩繪單幅地圖傳世較少且多爲圖籍中收錄的地圖，所以至今没有學者對此進行專題論述。清代留存有大量精美的運河圖，散佈於海内外各大藏圖機構，其中相當部分是由官方繪製的隨摺上奏材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任金城在《關於清代的京杭運河地圖》一文中，運用傳統文獻史料解讀運河修治過程，提供了較爲宏觀的清代運河圖狀況。拙作《清代京杭大運河全圖初探》，從海内外具有較高研究價值的彩繪單幅地圖入手，總結歸納了清代運河全圖的繪製技法、裝訂形式、分類等内容。2016年出版的《水道畫卷：清代京杭大運河輿圖研究》一書，則是對海内外現存清代京杭大運河輿圖的較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

限於材料，本文將主要基於志書類地圖展開研究，同時兼顧彩繪單幅運河圖，力圖呈現明代運河圖的某些發展脈絡與不同圖籍之間的内在聯繫，希望能窺探明代運河圖的疏影，並爲認識清代運河圖提供一個研究的參照系。

本文在結構上主要分爲三部分，前兩部分探討志書類運河圖，主要是就明代治河文獻中的運河圖和《廣輿圖》等明代地理圖籍中的運河圖立言，第三部分探討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兩幅明代彩繪運河圖。

一主事官員、治河文獻與運河圖

明代是運河工程和制度建設逐步完善時期，這一時期通惠河、北河及山東段運河作爲大運河的重要河段施工頻繁且卓有成效。明代一些負責運河治理、水利工程的官員，注重運河治理的經驗總結和文獻編輯，以上述重要河段爲主題，撰著了一些運河專志，其中的運河圖屬於志書類附圖，但是各具特色。

(一) 王瓊《漕河圖志》中的《漕河之圖》

刊行於弘治九年(1496)王瓊的《漕河圖志》，爲現存最早的運河專志。據《四庫全書總目》記載，王瓊作爲工部郎中管理河道，以成化年間王恕著作的十四卷本《漕河通志》爲基礎，增損而成《漕河圖志》。

《漕河圖志》卷首載《漕河之圖》十一幅，爲單色墨刻(見圖一)。放在一起觀看，圖幅表現的是起自北京，南達長江沿岸瓜州、儀真的運河地域；所表達的地物主要有沿途州縣、河流、閘壩和湖泊。地圖中標注的方位，大致以西爲圖幅的上方，即以運河西岸爲上。圖幅繪製中，線條較爲簡單，用雙曲線來表現河流，而州縣名稱標注於方框之中。在自然地物中，只畫水，不畫沿途山脈，這應該與繪圖的主旨有關。

根據地圖繪製内容可以約略看出，後出的《漕河圖志》並非完全轉錄自《漕河通志》，而是據實增補。據《明史·河渠志三》記載，弘治年間，黃河決溢：

六年春，副都御史劉大夏奉敕往治決河。夏半，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西岸鑿月河以通漕。經營二年，張秋決口就塞，復築黃陵岡上流。於是河復南下，運道無阻。乃改張秋曰安平鎮，建廟賜額曰顯惠神祠，命大學士王鏊紀其事，勒於石。而白昂所開高郵複河亦成，賜名康濟，其西岸以石甃之。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安平鎮和康濟兩個地名出現在弘治七年，而《漕河之圖》的圖四中出現“安平鎮”字樣，圖九中出現“康濟河”字樣。由此推知，《漕河之圖》繪製應該在弘治七年(1494)以後，至弘治九年本書刊行之前。所以，此幅地圖可以較爲直觀地反映這一兩年之間的漕河狀況，而不是因循舊作。

《漕河之圖》的運河附圖，是現存明代運河圖中最早的一幅，可視爲志書類運河圖的代表。其圖幅要素中簡約的線條和單調的圖例無疑在表現力上稍差，與明代《廣輿圖》中的《漕運圖》以及清代的運河圖相比，略顯原始樸素。這主要與其志書地圖的屬性有關，即重視文字記述，圖幅僅起到輔助作用。但是，《漕河之圖》應該不是僅僅參閱《漕河圖志》的文字描述而繪製，以王瓊工部郎中及其管理河道的身份，可能參閱了之前的其他運河圖。

(二) 吴仲《通惠河志》中的運河圖

《通惠河志》成書於嘉靖九年(1530)。史載：

明吴仲撰。仲字亞甫，武進人。正德丁丑(1517)進士，官至處州府知府。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開通州運河。明初湮廢，糧皆由陸以運，費重民勞。仲以御史巡按直隸，疏請重浚。不數月工成，遂至今爲永利。……後仲外調處州時，恐久而其法寖弛，故於舟中撰此書奏進，得旨刊行。上卷載閘壩建置開浚事宜，而冠以源委圖說。中卷及附錄皆諸司奏疏。下卷皆碑記詩章也。

《明史》中有類似記載：“仲出爲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館，采入《會典》，且頒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可見，《通惠河志》爲負責重新疏浚通惠河、親歷其事的官員所撰修。

書中在卷首附圖兩幅，分別爲《通惠河源委圖》與《通惠河圖》。圖幅繪製比較簡明，采用對景法繪製河兩岸的垂柳、公館、橋樑、閘壩、廟宇及城市等(見圖二)。圖幅中的通州城分爲新舊兩座城池，據文獻記載，通州舊城建於洪武元年(1368)，位於潞河西，而新城爲正統年間太監李德、鎮守陳信所建，正統十四年(1449)興修新城是因爲“大運西南二倉在城西門外，奏建新城護之”。

吴仲親歷通惠河的重浚與開通，如史料所說其調任外地，恐怕年久各項規定制度廢弛而致前功盡棄，作爲曾經的主事官員著作該書並繪製這兩幅地圖。通惠河爲元代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名曰通惠”。這條運河在明初很長時間不能有效利用，“洪武中漸廢”；永樂四年(1406)浚修，“未幾，閘俱堙，不復通舟”；成化中，“方發軍夫九萬修浚，會以災異，詔罷諸役”；“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議。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浚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可知在明朝初年通惠河的治理頗爲不易，幾經周折。

至於難以治理的原因，明人已經注意到了。成化年間尚書楊鼎、侍郎喬毅曾上言：

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内海子灣。今水從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經山陵，恐妨地脈。又一畝泉過白羊口山溝，兩水沖截難引。若城南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陽橋東南窪下地，開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廬墓，水淺河窄，又須增引別流相濟。如西湖草橋源出玉匠局、馬跑等地，泉不深遠。元人曾用金口水，洶湧没民舍，以故隨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導入西湖。請浚西湖之源，閉分水清龍閘，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則從都城外壕流轉，會於正陽門東。城壕且閉，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啓閉，則舟獲近倉，甚便。

可見，通惠河難以治理的根源在於水源枯竭，表現爲白浮泉水因爲保護明皇陵的考慮棄而不用，只能單一依靠玉泉山的水源，導致整體上通惠河的水源供應不足。又需要將玉泉山水分流，只能將其中一部分水源流注通惠河，更加劇了通惠河水量不足的狀況。另外，城牆的變遷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通惠河上游的河道。

(三) 謝肇淛《北河紀》中的運河圖

《北河紀》的作者謝肇淛，“萬曆三十年進士，官工部郎中，視河張秋，作《北河紀略》，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終廣西右布政使”。其書的體例編排爲：

首列河道諸圖，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議、河靈八記，詳疏北河源委，及歷代治河利病。搜采頗備，條畫亦頗詳明。至山川古迹及古今題詠之屬，則別爲四卷附後，名曰《紀餘》。蓋河道之書，以河爲主，與州郡輿圖體例各不侔也。

是書載圖三幅，依次分別爲《北河全圖》、《泉源圖》和《安平鎮圖》。

據《明史·河渠志三》中記載：“淮、揚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謂之轉運河，而由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基於此，也就容易理解《北河全圖》的圖幅表現地域，南邊起自山東與南直隸交界處的珠梅閘，北面止於天津衛。圖幅中線條比較簡明，重點繪製與運河相關的地物，如沿途閘壩、河湖、泉源、廟宇、城池等，繪製内容較爲豐富細緻(見圖三)。

該書《泉源圖》，繪製山東境内的泗水、汶水、沂水、洸水等河流上的泉源(見圖四)。因爲山東段運河歷來缺乏充足穩定的水源，所以需要逐級置閘來人工蓄泄調節水量，以置閘衆多，有“閘河”之稱。又因爲解決水源供應，不斷在各條河流上疏導泉源，而又有“泉河”之稱。《泉源圖》正是體現了泉源在此段運道的重要性。就這幅地圖的表現技法來看，圖中地物只是注重了相互之間的相對位置，因此圖幅中地物比例失調。這應該與作者所要表達的重點有關，繪製這幅泉源圖，作者的目的是比較全面地表現出泉源、泉源與各條河流的關係以及河流與城市的聯繫，至於大小比例等則不是表達的重點。

《安平鎮圖》表現了安平鎮内的街道、官署等内容。安平鎮，是弘治七年(1494)因爲治河成功而將先前的張秋改名而來，所以兩個名稱有時交互使用，比如《北河全圖》中標示的爲“張秋城池”，而這幅地圖圖名中用安平鎮。繪製《安平鎮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謝氏視河張秋，治所即在此地，另一方面原因應該更爲根本，即張秋是河道治理重點。張秋位於運道與大清河交匯處，明代黃河多次衝入大清河，進而從張秋衝入運道，阻塞漕運。

具體分析史料記載，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繪製此地圖的原因。《明史》記載白昂於弘治三年正月上言，認爲當時黃河決口漫流大致有兩派，一爲南決者，一爲北決者，其中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漕河”，指出張秋經常受黃河泛濫困擾，並建言，“況上流金龍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堤岸，以衛張秋”。這就從整體上指出張秋是治河重點，《明史》中還留下這一時期黃河決溢衝入張秋的多次記載。如“弘治二年五月，河決開封及金龍口，入張秋運河”；弘治“六年二月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決戴家廟，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弘治“七年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大夏共治張秋。十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工成”。從這些記載來看，弘治年間黃河多次從張秋入運，阻塞運道，張秋一直是弘治朝水利施工的重點地域。這種狀況的改變大致在弘治七年，“於是河復南下，運道無阻。乃改張秋曰安平鎮，建廟賜額曰顯惠神祠，命大學士王鏊紀其事，勒於石”。從這些記載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張秋在運道上的重要性，因此雖然繪製的《安平鎮圖》並没有反映過多的水利工程情況，而是表現的城内建築街道之類的内容，但是從側面折射出安平鎮即張秋鎮在運道上的重要地位。

而分析這一時期張秋屢被水害的原因，則需要追溯明初在這一地域施行的治理策略。史念海在《中國的運河》中曾作了分析，指出宣德五年(1430)陳瑄上言：“臨清至安山河道，春夏水淺，舟難行。漳(張)湫(秋)西南舊有汊河通汴，朝廷嘗遣官修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利，漕運實難。乞仍其舊”，即引黃河水濟運，解決運道水源的不足，這項請求被允許。其後，至宣德十年，督運糧總兵官及各處巡撫等與廷臣會議軍民利益及正統元年(1436)合行事宜時，又指出“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入焉。今年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絶，宜加疏鑿”。正如史念海所分析，山東境内的會通河段運道水量小，水源補充不足，因此爲了增加水量，就將原來的一條舊汊河重新利用，引導黃河水經汊河從張秋附近入運，取得暫時之便利。這一措施施行的後果就是上段所述黃河北決從張秋衝入運道，導致這一地區成爲水利整治的重點。所以說，明初在這一地區實行的利用舊汊河引黃濟運的措施無異於飲鴆止渴，導致後世屢被其害，以致於弘治七年治河功成時，“帝遣行人齎羊酒往勞之，改張秋名爲安平鎮”，以紀念這次來之不易的功績。

(四) 胡瓚《泉河史》中的運河泉源圖

在上節論述《北河紀》中的泉源圖時，曾提到山東段運河因爲水源供應不足且不穩定，所以大力疏導泉水以濟運，山東段運河也有“泉河”的稱謂。胡瓚所著《泉河史》即以山東段泉源治理等相關問題爲主線。

胡瓚曾分司南旺，據《泉河史·凡例》記載：

是書止據《閘河志》、《閘河考》、《泉河志》及紀略諸書分類成編，稍爲潤色，以備覽觀，大都有删無益，仍載其本序以存作者之意。可知，該書是作者廣爲輯錄而成。胡瓚作爲主事官員，親身實踐並參閱官方治河文獻，所以《泉河史》對於研究山東段運河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其中附有大量泉源圖，給我們提供了直觀認識之助。

卷一《圖紀》中載有下列地圖：《泉源總圖》(見圖五)、《閘河圖》、《汶河派圖》、《濟河泗河派圖》、《新河派圖》、《沂河派圖》、《新泰泉圖》、《萊蕪泉圖》、《泰安泉圖》、《肥城泉圖》、《平陰泉圖》、《東平泉圖》、《汶上泉圖》(見圖六)、《寧陽泉圖》、《泗水泉圖》、《曲阜泉圖》、《滋陽泉圖》、《濟寧泉圖》、《鄒縣泉圖》、《魚台泉圖》、《舊運河圖》、《滕縣泉圖》、《嶧縣泉圖》、《蒙陰泉圖》、《沂水泉圖》、《南旺湖圖》、《寧陽分署圖》、《濟寧分署圖》、《南旺分署圖》和《泉林行署圖》。

《泉源總圖》與《汶上泉圖》，圖幅主要表現各處泉源，繪製線條簡單。需要注意的是，圖幅中地物之間不合乎比例要求，如《泉源總圖》中河流的流向、寬度等以及《汶上泉圖》中明顯偏小的南旺湖等，比較明顯。這還是需要提到地圖繪製中的主觀性，這兩幅地圖繪製中應該更加注重的是河與城市的相對位置、河流上的泉源，所以將這些關注内容表現出來就基本達到繪圖的目的。當然，不可忽視的是，這種繪製比例失調很大程度上與志書地圖的圖幅尺寸有關，受限於圖幅較小的寬度和長度，如此繪製也是不得已。

二《廣輿圖》中的《漕運圖》及其影響

(一) 羅洪先《廣輿圖》中的《漕運圖》

明人羅洪先依據元人朱思本的《輿地圖》，增廣分幅而成著名的《廣輿圖》，在明代嘉靖年間初次刊行。因爲準確實用，問世後多次翻刻重刊，流傳甚廣，對於明清兩代的地圖發展産生了深刻影響。其中的《漕運圖》爲羅洪先依據計里畫方之法新繪增廣而成。《廣輿圖序》：“水陸縈紆，漕卒歲疲，儲峙孔艱，國用攸賴，作漕河圖三。”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七年(1579)錢岱刊本《廣輿圖》中的《漕運圖》，爲單色墨刻運河圖(見圖七)，圖後附有文字《漕運建置》。采用中國傳統的計里畫方技法，每方百里，但是圖中方格網略成長方形，大致爲28×36毫米，使得圖幅寬度拉伸，有些失真。地圖中標注方向，總體而言，以運河的東岸爲上。地圖圖幅起自南邊長江與運河交匯的瓜州、儀真，詳細標注沿途的閘壩、塘泊、引河、天然河流以及府州行政建置，北邊止於京師，北京周圍繪製較爲翔實，標注懷柔、順義、昌平、通州等地名，西北出現“玉泉”、“一畝”字樣。

該幅《漕運圖》有三個地方值得關注：

其一，體現了《廣輿圖》的優點，圖例統一於《廣輿圖》中規範的二十四個符號。如壽張、東阿、靜海標注○，表示縣；徐州、東平、臨清標注◇，表示州。其他驛、衛等，均統一標示，簡明扼要，不同於後來清代常見的城牆符號。這種簡潔規範的地圖符號，便於增大單位面積内圖幅的信息承載量。

其二，詳於記水，略於記山。整幅地圖以水爲主，僅僅在“昌平”、“玉泉”注記周圍出現了四組山形符號。這不同於清代運河圖，將繪製流域内重要的山川的表現方式，可能是受河渠水道圖以水道爲繪製主題的影響。

其三，關於閘名的書寫，在運河東岸的閘名書寫爲正序，比如“南陽閘”、“東陽閘”、“在城閘”、“天井閘”、“堽城閘”、“減水閘”、“臨清閘”等；而在運河西岸，即圖幅的下端，閘名中將“閘”字提前，比如“閘孟陽泊”、“閘八里灣”、“閘穀亭”、“閘南旺”、“閘南旺北”、“閘開河”等。總之，運河西岸的閘名，一律將閘字提前(豐縣附近的“飛雲橋閘”、北京附近的“濟浬閘”爲例外)。南邊起自沛、北邊到達臨清的一段河程中，運河兩岸密集分佈着衆多閘。通過圖幅繪製重點，可知山東段運河被稱爲“閘河”非虛。“閘河”以密佈閘而著稱，標注出“閘河”兩岸的衆多閘名，體現了繪製者對這段運河的認知。筆者推測，運河西岸的閘名中將“閘”字提前，從圖幅繪製來看，“閘”字靠近運河岸邊，可能爲了强調此段運河中閘與河之間的密切關係。

關於此幅《漕運圖》在明代運河圖史上的地位，需要結合下面對其他地圖的分析而得出，所以留在結語中再作交代。

(二) 王圻《三才圖會》中的《漕運圖》及其來源

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前後刊成的《三才圖會》，被清人視爲“明人圖譜之學”的“巨帙”。其中收錄有《漕運圖》(見圖八)，載於《地理》四卷，圖後附有文字《漕運說》。其中的《漕運圖》，與筆者所見明萬曆刊本《廣輿圖》中的《漕運圖》基本一致。具體而言，其一，分幅相同，每幅中涵蓋的地域一致。比如第一幅都是起自瓜州、儀真，止於濟寧；其二，沿途注記基本相同，標注出湖泊、河流和州縣，注記文字的位置大致一樣；其三，閘名的標注方式完全一樣，運河西岸的閘名將“閘”字提前，如“閘南旺”等；其四，同樣標注方位，運用傳統的形象畫法。

但兩幅地圖也有不同之處，其一，《三才圖會》中没有出現計里畫方的方格網；其二，《三才圖會》中没有統一的圖例符號；其三，在圖幅的空白之處繪製山形符號，不同於《廣輿圖》中《漕運圖》略於畫山的特點；其四，文字差異，“合河”在明萬曆刊本的《廣輿圖》中標示爲“合和”。

通過筆者查對，明代《漕河圖志》卷三《漕河水程》中記載：“通州潞河水馬驛至本州合和驛一百里”；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依據《明會典》記載，考證和合驛“屬順天府通州鄉縣。永樂中置。在今北京市通縣東南和合站。萬曆四年改水驛，移張家灣”；據《畿輔通志》：“和合驛：在州東南三十五里，舊名合河驛，以白、榆、渾三河合流而名。永樂中置，萬曆四年移置張家灣，改今名。”可知，此處因河流匯集而得名，始爲合河，而後“和合”、“合和”兩名在文獻中並用，其中又以“和合”二字爲常見。故而，此處地名没有正誤之別。

關於《三才圖會》中圖幅的來源，著者王圻僅在序文中提到：“季兒思義，頗亦構心往牒，廣加蒐輯，圖益大備。”因知書中圖幅爲“廣加蒐輯”而來，當參照其他典籍而編著。依此推之，書中的地理十六卷也應該遵循此編輯方式。譬如地理一卷中首幅《山海輿地全圖》轉繪自萬曆三十年(1602)刊刻的《月令廣義》一書，而《月令廣義》摹刻自利瑪竇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至於地理卷中其他一部分輿圖的來源還無學者探討論證，筆者擬說明其中部分輿圖的來源或淵源。

筆者試圖論述的輿圖，僅包括地理一卷至地理三卷中收錄的總圖、分省圖、邊鎮圖和地理四卷中的一些主題圖(如漕運圖、黃河圖等)，以及散見於後面幾卷的域外圖(如日本圖、琉球圖等)，而不包括其他幾卷中收錄的一些府境圖、名勝險要圖等。

著者王圻爲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進士，曾任御史，歷官陝西布政參議，晚年以著書爲事。錢岱在萬曆七年(1579)《重刻廣輿圖敍》中曾提到王圻，“見其(《廣輿圖》)字畫模糊，幾難別識，而邇所興革，或缺焉未備，或仍焉未釐，非所以信采稽詔來許也。乃檄郡僚王世能、王圻、王相重加校梓，視舊本稍加展拓，增建而未入者入之，圖說有未詳者詳之”。《廣輿圖》爲嘉靖年間羅洪先依據元朝人朱思本《輿地圖》分幅增廣而成，因爲準確實用，初刻後又多次刊刻，錢岱《廣輿圖》是一個重要的刊本。從圖敍中可知王圻曾參與錢岱《廣輿圖》的校對等工作，因此，有機會直接接觸到當時流行的《廣輿圖》。

從這一契機入手，筆者將明萬曆錢岱本《廣輿圖》中的圖幅與《三才圖會》中相應的圖幅比對，發現在圖幅内容、細部特徵、文字注記等方面十分吻合。各個圖幅的具體比對狀況可以參照下表：

《三才圖會》與《廣輿圖》圖幅特徵比較表

(續表)

依據上面表格的分項比對，可知區別集中在是否出現計里畫方的方格網，是否有統一的圖例符號。而從整體上說，圖籍中對應的地圖之間，在圖幅内容、文字注記等地圖基本要素方面大致相同，即在相應地圖之間，基本的觀感相吻合。總體而言，大同小異。從圖幅的表現内容可以基本確定《三才圖會》中這部分地圖與《廣輿圖》具有淵源關係。

(三) 章璜《圖書編》中的運河圖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部藏有《圖書編》一部，據書前所附《圖書編家藏記》：

是編本清先生之用心也，始事於嘉靖壬戌(1562)，告成於萬曆丁丑(1577)，越十有六載而其編始就，是時先生年五十一矣。

可知，此書成書於萬曆五年。其中附運河圖四幅，分別爲卷五三《河漕全圖》一幅，卷五四《泉河總圖》一幅、《東泉總圖》一幅及《南旺總圖》一幅，均用傳統的形象畫法，未注方格網。

《河漕全圖》爲單色墨刻運河圖，以運河西岸爲上。全圖北邊起自北京，南達錢塘倉，圖幅繪製内容豐富，以運河河道爲綱，逐一詳細注記了沿途州縣、河流、閘壩、廟宇、湖泊和橋樑等，沿河山嶺標注翔實。表現北京的圖例略呈“品”字形，北京由北邊近似正方形的多重方框和南邊稱爲“重城”的長方形方框組成，方框代表的城牆符號上標注有城門符號，形象化地表示北京(見圖九)。其他沿河州縣多遵循此方式，即運用四周附以城門的多重方框，符號化地表現城市。

圖幅中文字注記豐富是此幅運河圖的顯著特點，將明代歷年對沿途河流的疏浚、閘壩興修、人員設置、河流源尾流域、衆多的泉名以及沿途州縣驛鋪之間的里程等，均在圖幅空白處詳細書寫。文字内容十分豐富，幾乎可以作爲讀史地圖。雖然衆多文字注記有助於觀圖者了解上述信息，但是在形式和發展趨勢上，無疑是對形象化、符號化地圖的背離。

圖幅覆蓋地域的寬廣也是該圖的一個突出特點，該圖涵蓋的地域不同於明代常見的運河圖，即圖幅内容不僅包括北京到長江沿岸的瓜州、儀真段運河，也包括江南運河河段，圖幅一直延伸到錢塘倉。這種表現江南運河流域的運河圖，在現存明代運河圖中較爲少見。清代運河全圖常能根據覆蓋地域區分爲兩種：一爲表現北京至瓜州、儀真的運河圖，一爲涵蓋北京至錢塘江流域的運河圖。《圖書編》中的這幅《河漕全圖》，可視爲後一種涵蓋地域寬廣的運河圖的早期代表。

《泉河總圖》標注山東境内德州以南至孟陽泊閘之間的閘壩水利狀況(見圖十)，如題名所說，重點繪製出這一流域内的泉源狀況，反映出明朝人對山東段運河(會通河)的認知，即此段河程中運河的水量補充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泉水。《東泉總圖》則以南旺分水口爲中心，繪製了汶河、洸河流域内的泉水狀況。

這兩幅泉河或泉源圖，在主題上獨成一派，以表現運河的水源補給(泉水)爲目的。《明史·藝文志二》中記載了一些相關典籍，諸如徐源的《山東泉志》、王寵的《東泉志》、張純的《泉河紀略》、胡瓚的《泉河史》以及張橋的《泉河志》。衆多的泉河典籍一方面爲泉河圖的繪製提供了文獻保障，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明代人對泉源、泉河已經相當重視，因此，出現此種主題的運河圖就在情理之中。現在能見到的明代泉河圖不多，而在清代出現了一批諸如題名爲《八省泉源圖》之類的運河圖，在性質上與上述兩幅地圖相近，可以說，這種主題圖在清代得到了很好的傳承與發揚。

就涵蓋地域而言，泉河圖屬於局部圖，在這種意義上，與《南旺總圖》類似。《南旺總圖》僅繪製南旺分水口一隅，表現分水口周圍的閘壩、湖泊等狀況(見圖十一)。南旺地勢高峻，明朝人引汶水至此而分流南北，解決了山東段運河水源缺乏的問題，是運河中極其關鍵的節點。故而，單獨繪製《南旺總圖》也是基於其現實中的重要性。

據前文中《圖書編家藏記》，是書成書於萬曆五年(1577)，而《河漕全圖》中的江南運河河段中在多處出現“萬曆元年挑深”的字樣，所以這幾幅運河圖表現的應該是這一期間的運河狀況。

關於參照的圖籍，章潢在開篇的《圖書編采輯考證書目》中列舉有：《皇輿圖》、《黃河圖》、《治河通考》、《萬里長江圖》、《輿地圖略》、《九邊圖》、《廣輿地圖》、《漕河奏疏》等。可知，章氏參閱過羅洪先編繪的《廣輿圖》，但據其内容的豐富程度而言，已經超越《廣輿圖》，可見其有更爲豐富材料支撑，比如《漕河奏議》等。另外，就泉源圖、泉河圖、南旺圖等主題圖而言，雖然不見於《廣輿圖》，但在清代這類主題圖比較多見。因此，單就繪製内容、表現主題等方面來說，《圖書編》中的運河圖無疑是超越《廣輿圖》中的運河圖的。

(四) 陳祖綬《皇明職方地圖》中的《漕黃治迹圖》

《皇明職方地圖》爲明末陳祖綬編繪，據道光《武進陽湖合志》中的《人物志·宦迹傳》記載：陳祖綬爲甲戌(崇禎七年，1634)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勤勞盡職，以其暇著職方圖”。中國國家圖書館現存有據明崇禎年間刊本影印本。

陳氏官任兵部職方主事，其職責據史籍記載：“職方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凡天下地理險易遠近，邊腹疆界，俱有圖本，三歲一報，與官軍車騎之數偕上。”所以，陳氏因職務之便，可以披覽相當部分官方或權威地圖。據其序文，

元人朱思本計里畫方，山川悉矣，而郡縣則非。羅念庵先生因其圖，更以當代之省府州縣，增以衛所，注以前代郡縣之名，參以桂少保萼、李太宰默二公之圖敍，廣以許論之邊圖，鄭若曾之海圖，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謂精意置制，略無異議。但以天下幅員之廣，道里無數，則東西南北莫辨。舊圖於郡縣惟記其名，不書其險，所以郡縣可考，而山川之險阻莫測。……舊圖漕河太略，無海防而有海運，……舊圖在萬曆以前，今歷兩世，朝代異，則沿革異，製作異。故不揣復因七氏之圖，而加廣之。……作河漕海運圖二、海防圖一，以別水道。

從這段記載來看，陳氏《漕黃治迹圖》受到《廣輿圖》的直接影響。從王庸的分析中可以部分看到兩者的差異，“兩圖大略相似，所言新圖特色，未免稍誇。《廣輿圖》之《漕運圖》，僅繪運河，而《職方圖》之《漕黃治迹圖》則黃河與運河合繪。關於運河沿岸地名，反較《漕運圖》稍略”。

《漕黃治迹圖》中采用的黃、運合繪的繪畫技法，在清代運河圖的繪製中常常出現，體現了水利治理中黃河與運河的密切聯繫，與當時的“治黃保運”思想也有一定聯繫。而這種繪製手法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明萬曆年間潘季馴繪製的《河防一覽圖》。《河防一覽圖》爲潘季馴治理黃河時，組織同僚繪製的地圖，詳細反映了明萬曆十六年(1588)至十八年間河南、山東、南直隸所修築堤防的情況。此圖爲絹本彩繪，畫面精美。黃河在圖幅中繪以黃色，而運河繪以綠色來表現。當黃河與延安河交匯時，始將運河畫入，此後一直到寶應縣，黃河、運河在畫幅中呈現平行流淌的畫面。此種繪製，能使看圖者一目瞭然地看到兩條河流的河防狀況，但是整幅地圖不是在統一的方位限定之下，這是一個缺點。

陳祖綬爲崇禎年間的兵部職方主事，在繪製《漕黃治迹圖》時，應該可以看到萬曆年間的《河防一覽圖》，所以筆者推測陳氏的《漕黃治迹圖》中出現的黃、運合繪的技法可能受到《河防一覽圖》的影響。而這一繪製技法爲清代的運河圖所繼承，很多清代運河圖中都可以看到黃運合繪、兩河平行流淌的畫幅。

三臺北故宮藏明代彩繪單幅運河圖的輾轉路徑與價值

筆者之前做過清代大運河地圖的梳理，發現其中包含大量的宮廷或者官方藏圖，圖幅本身繪製精美，表達内容比較豐富，且多爲卷軸或者折疊裝的單幅運河地圖。因此，聯繫到明代運河工程修築頻繁、治河制度完善等狀況，筆者覺得明代也應該存在此種類型的運河圖，所以查閱了一些重要的藏圖圖錄，以印證自己的想法。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輿圖要錄》，收錄了國圖所藏的古地圖，但經查閱亦未發現有明代的此類地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圖價值極高，有很多輿圖承接自清廷主要繪圖機構内務府造辦處輿圖房，然而根據《清内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其中並未提及明代繪製的運河圖。李孝聰教授多年來整理研究古地圖，陸續出版了《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敍錄》和《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敍錄》兩書，比較全面的披露了歐美主要藏圖機構收藏的中文古地圖狀況，書中也未著錄此類明代地圖；另外，《日本各館藏中國地圖目錄》以及《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敍錄》、北京大學圖書館等處也没有發現此類地圖。僅在查閱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時，纔找到兩則關於明代運河圖的注記：

江蘇南河圖一幅明代絹本彩繪 146×328公分北平。

山東運河圖一幅明代絹本彩繪 96×171公分北平。

上述兩圖據1985年出版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該館是民國政府的國立圖書館，1933年創建於南京，内戰後期遷至臺北，1996年更名爲“國家圖書館”。然而上述兩圖在1985年被撥付交由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保管，在圖幅入藏來源上著錄爲北平圖書館。

據查閱相關資料，推斷《江蘇南河圖》最早應該爲清内閣大庫輿圖。清内閣是清代掌管國家政務的最高機關，初爲内三院(内國史院、内秘書院、内弘文院)，順治十五年(1658)改名内閣，皇帝下達的詔令，由内閣宣示，由下呈報的臣工奏疏，由内閣進呈，權位甚隆。雍正以後，機要大政漸歸軍機處，但是有關大典禮與内外臣工例行題報事務，仍由内閣辦理。清代内閣的地址，在故宮午門内東南隅。内閣之東，有兩個大庫，分別爲書籍表章庫和紅本庫。京内外官員呈報辦理政務的題本，皇帝閱後，由閣臣用朱筆把意見寫於本上，通稱紅本。内閣大庫是清朝中央政府和宮廷存貯重要檔案文獻和書籍資料的庫房之一，所藏檔案按照時代畫分，分爲明檔、盛京舊檔、清檔。其中明代檔案是清初爲修明史而徵集的天啓、崇禎年間題行稿等檔案及舊存實錄、誥敕等。直至清宣統二年(1910)爲推行新政，張之洞等奏請設立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前身)，以北京城内後海廣化寺僧寮爲館址，屬學部管轄，又稱學部圖書館。民國四年(1915)至民國十七年轉到北京方家胡同國子監南學舊舍爲館址。籌備之初，即議定以翰林院、國子監以及内閣大庫殘本爲基礎典藏，其中特別從内閣大庫紅本中檢拾出明清舊本輿圖一百餘種，轉交京師圖書館庋藏。這批明清舊本輿圖自交撥之始，就因性質特殊而有統一的輿圖編號。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改京師圖書館爲國立北平圖書館。

民國二十一年，北平圖書館輿圖部將這批明清舊本輿圖編成《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内閣大庫輿圖目錄》，共計一百八十四種、二百九十五件，其中就有《江蘇南河圖》。民國二十四年，華北局勢吃緊，北平圖書館奉命揀選庫藏珍本、敦煌寫經、明清古地圖、金石拓片及重要典籍，運往上海租界及南京存放，至1949年，又轉運至臺灣。關於北平圖書館藏圖運往臺灣的史實，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中亦有述及：“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爲防不測，館藏清内閣大庫輿圖和逐年購得的特藏地圖隨大批文物運往南京。其後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時，將三百餘種計八大箱輿圖運至臺灣，存於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年轉存入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後，因爲其來源特殊，以“平圖”進行編號，並著錄圖幅入藏來源爲北平圖書館。

由上述輾轉遷移可以得知這幅明代《江蘇南河圖》的身世，這幅地圖繪製於明代，清初爲修撰明史，徵集明代天啓、崇禎年間檔案時將該圖收入清内閣大庫紅本庫，直至清末爲籌建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前身)而將其從清内閣大庫轉存入京師圖書館，迄至抗戰時期被迫與北平圖書館珍藏一同南遷至南京。後於國共内戰後期轉入臺灣，先存於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上文已述，清内閣大庫紅本庫之紅本，基本爲各級官員上報辦理政務的題本，在皇帝御覽後由閣臣用朱筆將意見寫於本上，而紅本庫所藏明檔是爲修撰明史而徵集的天啓、崇禎年間題行稿等檔案及舊存實錄、誥敕等。據此推測，原藏於紅本庫的《江蘇南河圖》極有可能是明代地方官員或治河官員爲奏請政務而繪製並隨摺上奏的材料。

目前《江蘇南河圖》的圖幅並未公開披露，其基本信息需依據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内閣大庫輿圖目錄》注記，“江蘇南河圖一軸，青綠畫，絹本，青綾邊，破。此係黃、淮合流時，黃河下流及其附近堤防之圖，東自海岸河口起，西至江蘇西北碭山縣止，故稱《江蘇南河圖》”。《江蘇南河圖》應該爲明代人擬寫的原圖名，因爲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内閣大庫輿圖目錄》的編纂說明中明確指出，“各圖多有紙籤、貼記、圖名、式樣及編次號數”，“各圖之名稱及編次方法，除特別原因外，亦多留存舊觀，不欲妄爲更改”。

上述注記對於圖幅的顏色、質地等基本信息的描述毋庸置疑，但是對於《江蘇南河圖》的得名和明代“南河”含義的理解存在錯誤。依照王庸的注記理解，該圖主要表現江蘇境内的黃河狀況，應該屬於黃河圖而非運河圖。實際上，依據明、清兩代的黃河管理體制而言，明代成化年間設置總理河道，又稱總督河道、總管河道大臣、總河、督河等，檢閱《明史·河渠志》中關於黃河的記載，並無以“南河”指稱黃河河段的記錄。至清代雍正七年(1729)，改河道總督爲江南河道總督，簡稱南河總督，駐清江浦(今江蘇淮安)，專門負責長江以北江蘇、安徽兩省(統稱江南)境内的黃河、運河河工，所管轄河道也被稱爲“南河”。可見，以“南河”指代黃河河段僅適用於清代。而據《明史·河渠志三》記載：“淮、揚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謂之轉運河，而由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可見明代以“南河”指稱瓜州、儀真至淮安的運河河道。結合注記中關於圖幅内容的描述，可以推知《江蘇南河圖》爲表現瓜州、儀真至淮安河段的運河圖。該圖寬1.46米，長3.28米，圖幅相當寬大，加之絹本彩繪，爲明代運河圖的精品。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另外一幅明代運河圖——《山東運河圖》，同樣以“平圖”編號，標注入藏來源爲北平圖書館，可知其同樣爲抗戰期間爲躲避戰火而南遷的北平圖書館珍藏地圖，後輾轉存於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及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但是《山東運河圖》應該不是出於清内閣大庫，因爲在民國時期整理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内閣大庫輿圖目錄》中並未著錄，而依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輿圖要錄》說明，“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爲防不測，館藏清内閣大庫輿圖和逐年購得的特藏地圖隨大批文物運往南京。其後國民黨政府撤離大陸時，將三百餘種計八大箱輿圖運至臺灣，存於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可以推知《山東運河圖》應該屬於“逐年購得的特藏地圖”序列。該圖圖幅寬大且質地良善，同爲明代運河圖的精品之作。

借助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兩幅明代運河圖，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如下認識：明代彩繪單幅運河圖因爲傳世甚少，不易得見，所以研究的視野與判斷受到局限，往往被留存的大量清代彩繪單幅運河圖所左右。雖然清代單幅的運河圖在數量上遠勝明代，且繪製精美，但是並不能否認明代存有這種類型的單幅精美的彩繪運河圖。

四結語

明代志書類運河圖主要存在於明代治河官員所撰著的運河專志中，這些官員親歷其事，著說繪圖，所繪製圖幅雖然擺脫不了志書地圖的特徵，即以文爲主、以圖爲輔，地圖作爲文字的附庸而出現，在地圖表現力上遠遜於彩繪單幅運河圖。但是其價值主要體現在繪製主題豐富，不僅包含運河全圖，而且包含局部圖，不僅包含河工水利圖，而且包含泉源圖、重點地域工程圖等。這些主題多樣、類型豐富的運河圖在清代彩繪單幅運河圖中得到很好的發揚。

在明代地圖集中亦散存有部分運河圖，這些運河圖雖然同樣是單色墨刻本地圖，但是其價值遠高於上述運河專志中的附圖。綜觀明代運河圖的發展，羅洪先繪製的《漕運圖》影響深遠，産生後成爲運河地圖中一個强有力的脈絡。前文論證的《三才圖會》、《圖書編》以及《皇明職方地圖》中的漕運圖，無一不是直接或者間接的受益於羅氏繪製的《漕運圖》。此種影響延及清代，成書於明崇禎年間、初次刊行於清順治年間的《輿圖備考》，收錄有黃河圖、漕運圖等。據王庸研究，“雖均不畫方，但其形式與《廣輿圖》無大差異，故不敢斷爲與羅圖毫無間接關係也”。

分析《廣輿圖》中《漕運圖》影響廣被的原因，當歸因於《廣輿圖》的盛行。任金城曾指出：“由於《廣輿圖》經過多次刻印，從而得到廣泛的流傳，影響極爲深遠，在我國地圖發展史上實起着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作用。”並認爲萬曆年間的《廣輿考》、崇禎年間陳組綬的《皇明職方地圖》以及吴學儼的《地圖綜要》、潘光祖的《輿圖備考》“顯然是以《廣輿圖》爲藍本，僅大量增加了文字說明部分而已。直到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中的附圖，也還是以《廣輿圖》爲基礎”，並進一步指出，同時代衛匡國神父(Martin Martiti)在歐洲出版的《中國地圖集》(Atlas Sinensis)也是以《廣輿圖》爲藍本。作爲明代最重要的地圖集，其影響廣度如此之大，其中的《漕運圖》在明代運河圖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也就可以理解了。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明代彩繪本《江蘇南河圖》和《山東運河圖》，應該是明代宮廷或官方藏圖。這兩幅繪製精美的運河圖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可惜目前圖幅尚未刊佈，無法進行更爲深入的研究，但是推測這兩幅地圖應該是明代官員彙報運河狀況而隨摺上奏的官方材料。這兩幅明代彩繪單幅運河圖雖然數量極少，據此很難對明代彩繪單幅運河圖得出較爲全面系統的認識，但是根據明代運河修治頻繁的實際和運河圖形象直觀的表現方式，推測在下情上達的文牘呈報系統中，産生過一定數量的此類運河圖。這多少能夠改變因爲明代彩繪單幅運河圖信息和圖幅稀少而造成彩繪單幅運河圖的研究視野僅停留在清代的狀況，改變研究内容和判斷爲大量清代彩繪單幅運河圖所左右的局面，爲認識明代彩繪單幅運河圖打開一扇窗口，也爲認識清代彩繪單幅運河圖拓寬了視野。

除此之外，河防水利圖的影響也延伸到運河地圖的領域。具體如黃運兩河合繪的技法，對於明代運河地圖風格的形成和地圖表現方式的塑造起到一定作用。雖然這種繪製技法是筆者分析中出現的一個個例，但可以提示相關性質地圖之間存在互相借鑑的現象。

總體而言，有明一代，運河地圖隨着運河治理的日臻成熟和漕河文獻的增多，而不斷發展演進。以筆者蒐集所見的明代運河圖而言，早期的運河地圖難免生澀簡單，但隨着發展，運河圖本身内容不斷豐富，繪製更爲切實。各種主題圖、局部圖逐漸呈現，並在下情上達的文牘呈送系統中出現了彩繪單幅運河圖，在繪製技法、地圖分類等方面發展到較高水準，爲清代運河圖取捨借鑑提供了部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