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币上的榆次 ——榆次地名溯源与演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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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提要 伴随着晋国卿族势力的领地之争，春秋时期榆次的又一个古称“涂水”诞生了，之后多次出现于古籍中战国时期的“榆次”之名，作为继“涂水”之后赵国的一处地名似乎无可争议，然而，据说存世仅数枚的赵国“榆即”布币的发现，几乎颠覆了人们的这一认知，为世人留下了诸多疑问。
晋国的卿族势力在成就晋国霸业的同时，也逐渐架空了晋国君主，卿族之间更是明争暗斗相互攻伐。公元前514年，伴随着晋国卿族领地之争，榆次的又一个古称——涂水诞生了。
公元前583年，晋景公把祁地赐予晋公室的姬姓族人姬奚（字黄羊）为食邑，姬奚以祁为氏得名祁奚，又称祁黄羊。当时的祁氏之田远不止祁县一地，而是几乎涵盖了现晋中市的整个平川地区。作为晋国公室一个分支的祁氏，其命运自然也与晋公室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祁奚之孙——祁盈所处的时代，晋公室已大权旁落，唯有祁氏家族尚有一定的实力，而祁氏的大量封邑也就成了魏、智、范、韩、赵、中行等晋国异姓卿族们觊觎的目标。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14年，祁氏被六卿消灭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卿大夫魏绛之孙魏舒（魏献子），把祁氏之田分为邬（今介休）、祁（今祁县）、平陵（今平遥、文水）、梗阳（今清徐）、涂水（今榆次、太谷）、马首（今寿阳）、盂（今盂县）等七个县。其中，涂水被公认为是榆次在春秋时期晋国正式记载的县名，也是后世榆次县的雏形。
“涂水”县名，源自榆次境内的一条在《水经注》中被称为“涂水”的河流，它是今天的哪条河颇具争议，但最符合《水经注》中涂水“出阳邑（今太谷）东北……西南与蒋谷水合……蒋溪又西合……乱流西北入洞过泽”这些描述的，可能是津水河（又名金牛河）。津水河，发源于黄彩乡大塔山，西流至大佛头入太谷县境20公里，至东阳镇的上下丁里、谷训两村之间后转入干渠。如今的津水河，可能就是经历漫长岁月、河道地貌巨变、水流几近枯竭的涂水。根据涂水流经的地域，我们推测涂水县的县域范围大致应该包括：今太谷的东北部，今榆次庄子乡西南、北田镇、东阳镇和修文镇一带。
从《左传》“晋平公二十四年，石言于晋魏榆”的记载判断，至少在公元前534年，榆次源涡以东一带仍称“魏榆”，而“涂水县”是在公元前514年由“祁氏之田”分出的，自然不包括“魏榆”。“魏榆”是魏绛为晋国开疆拓地建立功勋之地，对魏氏极具纪念意义，时任晋国执政官的魏献子绝不会把它拱手让与智氏家族。因此，在智氏管辖榆次的60年（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53年）期间，几乎不存在“魏榆”被并入“涂水”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魏榆”和“涂水”并存、且分属魏氏和智氏两个卿族管辖。
像“魏榆”和“涂水”这样“相邻且并不广阔的区域，却分属不同的卿族管辖”的状况，在晋国普遍存在。各世卿家族的领地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相互渗透、飞地遍布、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自晋国“君弱臣强”的政治大格局形成之后，世卿家族兼并斗争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春秋后期，经过长达八年之久的晋国第一次卿族兼并战后，范、中行两个家族彻底退出晋国政治舞台，晋国只剩赵、魏、韩、智四个世卿大家族。
榆次的古称“涂水”之名始终与管辖这里的智氏相伴，智氏管辖榆次的60年，也是“涂水”之名存在的60年。智氏家族的智徐吾被封为“涂水大夫”，是史书记载的榆次第一任地方官。当世卿家族替代晋国国君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之时，智氏在智徐吾的后人智伯（智襄子）的率领下成为晋国乃至周王朝最具权势的家族之一。智氏家族本想一家独大独立继承晋国，结局却是“三家灭智”的第二次世卿家族血腥大兼并。在持续三年的“晋阳之战”中，起初被智、魏、韩围攻的赵氏说服魏、韩倒戈，赵、魏、韩联手打败了智伯。公元前453年，智氏遭受灭顶之灾，智伯被斩杀于凿台（修文镇郭村）。
显赫的智氏家族彻底覆灭后，赵、魏、韩配合默契，顺畅地瓜分了智氏的土地，晋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被他们实际控制和占有，晋国国君只留下绛都、曲沃等最后的核心都城封地。魏氏以安邑（夏县）为都，晋国当年核心区的土地大半成为其领地。赵氏家族领地原本十分凌乱，除了分别以邯郸（河北邯郸）、晋阳（太原西南）为中心，相互独立的两大块以外，还有部分小块领地，通过兼并智氏家族的土地，这些领地基本连成了一片。此时的涂水县已被肢解，东南部（今太谷东北）为“阳邑”，西北部划入“魏榆”或与“魏榆”合并为“榆次”。今太原、晋中一带几乎全部划归赵氏，却唯有“阳邑”和“榆次”成为魏氏远离其成片疆域之外的一块飞地。这块飞地孤悬于赵氏领地，与魏氏大本营的联系极易被敌人随时切断，从军事战略角度讲存在意义并不大。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里是魏氏的祖先魏绛开疆拓地建立功勋之地，对魏氏具有纪念意义。据此推测，“涂水”之名消失后，当时已包括原涂水县西北部的榆次地区，可能依旧名为“魏榆”。
赵、魏、韩灭智后的初期，三家结成了军事同盟，领土交通要道互相开放，积极对外扩张，实力有增无减。魏国变法图强、励精图治，率先称雄七国，奠定了百年霸业。与魏、韩相邻的郑国被瓜分，秦国的西河也被魏氏逐步蚕食。公元前403年，三家受周天子册封，正式独立于晋国，由公卿成为诸侯。公元前376年，三家废晋静公，彻底瓜分了晋国，赵国主要占据了原晋国的北部与东部区域，魏国主要占据了原晋国的西部与中部区域，韩国主要占据了原晋国的中部与南部区域。
赵、魏、韩三国多次联合对外作战，但赵国因地势关系，没有得到什么领土。赵国向中原地区扩张领土时，与魏国发生了利益冲突，三晋反目成仇，开始互相攻击，魏国霸业中断。
公元前364年，受到秦国威胁的魏国迁都大梁（河南开封），政治中心东迁。魏国的疆域是分别以新旧都城大梁（开封））和安邑（夏县）为中心的东、西两个地理区域，为解决东、西两个版块联系非常薄弱的困境，魏国在外交上主导了魏赵、魏韩间的领土互换。据《水经·洞过水注》引《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九年（前361年）与邯郸榆次、阳邑”，记录的是当时魏国将其北部的飞地——榆次、阳邑（今太谷东北），交换了赵国的泫氏（今山西高平）。这次魏赵易地后，从安邑向东，通过泫氏，越过太行山可以到达魏国的新都城大梁，魏国的河西、河东与河内、大梁两大版块就成功连结成了一个整体。魏赵的这次易地对赵国也非常有利，赵国用深处魏国包围、安全形势严峻、已无发展空间的中期都城中牟（河南鹤壁），以及泫氏（今山西高平），换回了魏国的列人（今河北肥乡县东北）、肥邑（今河北肥乡县西），拓展了都城邯郸的周边空间、缓解了安全压力，榆次、阳邑的划入也使赵国的北方领土更加连贯。
魏赵易地，结束了魏氏（魏国）对魏榆（后期包括原涂水县局部）的管辖，也开启了赵国对榆次历时114年（公元前361年——公元前247年）的统治。民风剽悍的赵国，蔺相如、廉颇、赵胜、赵奢、李牧等名将名相辈出，是继魏国之后又一北方军事强国。赵国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秦国展开数十年的争霸，是以其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为支撑。1971年调查发现、1984年开始陆续发掘的榆次猫儿岭3000余座古墓中，仅战国墓葬就有1000余座，发掘出土的大量战国青铜鼎、青铜壶等礼器，铜剑、铜戈、铜矛等兵器，玉器，陶器等器物，正是当时赵国（应当也包括魏国）物质文明的见证。
赵国商业贸易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赵国铸币业的发展。赵国货币形式多样，以铲形青铜农具演变而来的布币最为著名。赵国布币上通常铸有纪重数字和地名，榆次猫儿岭出土的赵国布币中就发现了铭文为晋阳（今太原晋源）、蔺（今离石西）、大阴（今霍州）、兹氏（今汾阳东南）等古文献上记载的地名，这些地名通常被认为是货币铸造地，但根据当时铜矿点的分布、冶炼水平及各地发展水平差异，不可能有那么多广泛分布的铸币厂，这些地名可能并非全部是铸造地，其中大多数应理解为货币最初的投放地。
中国嘉德2010春季古钱币拍卖会上，一枚出土地点不详、据说存世仅数枚、铭文为“榆即”的赵国布币拍品，经过激烈的竞拍，竟然以人民币358400元的价格成交，溢价高达30万元。据考古学家和古币专家确认，这枚赵国珍稀铸币上的铭文“榆即”二字，也是榆次在战国时期的古地名。“榆即”既然是继“魏榆”“涂水”之后的又一榆次古称，为何只铸刻在赵国古币上，却从未出现于古文献中呢？
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以40万赵军被秦军坑杀为结局，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长平之战后的赵国一蹶不振，再也无力同秦国争霸天下。公元前247年，秦攻打赵国，榆次被秦所据，结束了赵国对榆次长达114年的统治。
史学巨著《史记》对战国后期秦国吞并赵国和荆轲与盖聂论剑等历史事件的描述，也让最早的“榆次”之名现于史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蒙骜击赵榆次、新城（今朔县南）、狼孟（今阳曲东），得三十七城”。《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继“魏榆”“涂水”之后，“榆次”作为赵国的一座城池或一处地名似乎无可争议，然而，赵国“榆即”布币的发现，几乎颠覆了人们的这一认知，也为世人留下了诸多疑问。
公元前361年，魏赵易地，“魏榆”归赵国之后，这一明显带有魏氏印记的地名，显然不会被赵国统治者所接受，赵国铸币上的铭文说明：赵国对当时榆次地方取的新地名就是“榆即”。传承了华夏文明的赵国统治者对自己新领地的名称，同样会赋予其深刻的华夏文化内涵。“榆”字沿袭了“魏榆”中的“榆”，还是指这里曾经的主人——姜榆族（部落）。“即”在甲骨文中的形象：左边是一只盛食物的高脚器皿，右边站立或跽坐一人，此人靠近食器准备就餐，因此“即”的本意是“就食”。“榆即”的含义可能是指这里曾是姜榆族（部落）的繁衍生息之地。
数十年的秦赵争霸及秦国对赵国“榆即”的攻占，使这片土地同样出现在了秦国的史书中，但与赵国史书记载的地名并不完全一致。东周王朝的中央集权丧失殆尽，诸侯国各自为政，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之后，各国文字变得差异明显。秦国的文字（后世称为大篆）接近正统的金文，比较严谨统一，而其他六国的文字则极为混乱。赵国对榆次地方的地名表述“榆即”，在秦国的文字表述则是“榆次”。与之类似的还有史书中赵国的都城“邯郸”，在赵国铸币上的铭文却是“甘丹”。
“榆次”与“榆即”虽然字面不同，但蕴意却极为相近。提及“次”字，人们熟悉或联想到的字意大多是“次序、第二、差、次数”等等，而东汉字书《说文解字》中“次”字“军队驻扎”“行旅临时住所”之意，往往被大多数人所忽略。例如：《左传·襄公十八年》中“楚师伐郑，次于鱼陵”的译文是：楚军进攻郑国，驻扎在鱼陵。《左传·僖公四年》中 “师退，次于召陵”的译文是：军队败退，在召陵驻扎。春秋时期，晋国的军队伐灭姜榆部落首领所率的赤狄势力时，或许在榆次这片姜榆族最后的领地上发生过不小的战事，“榆次”二字可能也是暗指这里曾是姜榆族（部落）首领所率部队的驻扎之地。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不仅使用的汉字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而且方言土语也相差很大，只有本地人才能听懂，各国人员之间以周朝国都的地方语言为标准音进行交流，这种标准音当时被称为雅音（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最早的雅言是以国都西岐（今陕西岐山）的地方语言为基础，周平王迁都洛邑（洛阳）后，又以洛邑的地方语言为雅言。因此，赵国的“榆即”被秦国占领后，秦国官方依据这一地名的方言，把文字异化演变成“榆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禁止百姓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建议，下令焚烧了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籍，于是，古地名“榆即”也随着赵国文献一起消失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因引用秦国地名“榆次”，而成为流传于世的古文献中最早出现“榆次”之名的古籍之一。
从公元前247年秦国攻占榆次、置榆次县算起，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榆次之名至今已存在了2200余年，先秦历史文献提及榆次时的寥寥数语，为榆次地名起源留下了诸多疑问，也让人无限遐想，魏榆儿女溯源榆次的欲望似乎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