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哲学精神新解
《周易》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数千年之久，至今不但势头不减，且越来越远及中国域外。此无它，乃其自身哲学精神的独特魅力使然。
古有三《易》，六十四卦非《周易》所独具，前已有之。《周礼》有云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丨孔子也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焉，吾得《坤乾》焉。郑玄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又说孔子所言《坤乾》就是殷易《归藏》，如此说来，夏殷周三代各有《易》书，且都有八卦、六十四卦。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周易》至关重要。
六十四卦虽早已存在，但是排列次序三《易》必不相同。《连山》，顾名思义，必《艮》卦居首，其含义今已无从知晓。《归藏》，既又称《坤乾》，必《坤》卦居首，《乾》卦居《坤》卦之后，其含义如何今亦难明。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若有卦辞的话，《坤》卦不会是“元亨利牝马之贞”，《乾》卦不会是“元亨利贞”。而且可以知道它贵柔顺，重母统，与《周易》谓天施地生、刚柔迭用者迥异。
据此我们会产生一点理解，《周易》特殊之处首在卦序，所谓周文王演《易》，可能是按照他的思想重新排列六十四卦顺序，不是益八卦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早已存在，不待周文王重。《周易》以《乾》卦居首，《坤》卦次之，其含义与《乾》、《坤》两卦卦辞密合无间。排列《周易》卦序者与系卦辞者必为同一人。如果卦辞出于周文王之手，那么排卦序的人也应当是他。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对于我们了解《周易》的哲学精神很重要。我们仅仅注意到《周易》是经过很长的时间，通过多人的智蕙创作而成，远远不够，还要知道《周易》之产生是《易》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是《易》走向成熟的标志。
《周易》传依经而作，经因传而兴，经传一贯，相辅以成。此道理豁显，不应成为问题，然而问题自古迄今一直存在。朱熹就把经传劈成两截看，他说八卦之书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书，何尝有许多话说。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盖《易》只是个卜筮书，藏于太史大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话说。及孔子，始取而教，绎为‘十翼《彖》、《象》、《系辞》、《文言》、《杂卦》之类，方说出道理来”。在朱熹这里，整个《周易》是一部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卜筮书，并无哲学可言，孔子作“十翼”是自外加人些道理，非《周易》之本义。
朱熹这一认识影响至深且久，直至今日人们未摆脱它的束缚。今曰只是对“十翼”的评价有所提升，对《周易》经的部分则贬抑如故。例如徐复观先生认为《周易》原是卜筮之书，其卦辞爻辞“有如今日江湖术士的测字看相算命，除了反映当时若干的流行观念或社会事物以外，原无多大哲学意味、思想价值的。赋予《周易》以哲学的意味，当来自作为《易传》的‘十翼《易传》的作者，导人阴阳的观念而加以发展，这对卦爻的解释是一大进步”。徐先生对《易传》哲学意味的肯定略有加重，而将《周易》经传劈作两截则比朱蔑更加明确，对《周易》经部分思想价值的贬抑尤胜过朱熹。朱熹毕竟未曾否认八卦、六十四卦的阴阳观念，而徐先生却说阴阳观念《易经》本无，是《易传》的作者导人的，给《周易》经传之间划上一道更大的隔限。
把《周易》经传劈为两截，分别对待的观点，已为中国大陆和台湾易学界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它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怎样的呢？事实是孔子依经而作传，传因经而发。经包括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辞爻辞，孔子一一加以解释、说明，加以总体的开掘，因而有“十翼”之作。“十翼”固然非全出孔子亲撰，其中有前贤遗说、后人窜人以及弟子追记孔子生前言论，可是思想应属于孔子。属于孔子，也属于《易》。《易传》思想水平或高过经，但不至于与经有歧异。例如阴阳观念，从八卦产生时起已经存在。—、--两个符号就是阴阳。倘无阴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何由而来？《易》虽不用阴阳二字，阴阳的观念是有的。孔子说《易》之义谁（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可见阴阳观念乃《易》所固有，非孔子导入。阴阳是中国人最早有的哲学观念之一。《连山》、《归藏》、《周易》都使用它。至于用语言表述，写成文字，早在西周幽王二年，伯阳父议论三川皆震时，就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因此不能说阴阳观念是道家、阴阳家的发明和专利。有人咬定《易》中阴阳观念是《易传》导入的，是因为他们要把《周易》经传劈作两截。
我们从另一角度也可证明《周易》经传浑然一体，不可隔限。《周易》本有卜筮的一面，又有哲学的一面。《易传》释经舍卜筮而取哲学。孔子说《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称也，故要之以上下。”孔子这些自白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对《易传》负有责任，有解释权;他与史巫都治《易》，而指归不同。巫知用不知数，史知数不知德。他则“观其德义”，“求其德”，而且是“而已”，不涉筮数。“德义”、“德”所指其实是哲学。讲《易》重哲学不言卜筮，岂不正是《易传》的特点。言“观”言“求”尤堪注意，《春秋》其义孔子言“窃取”，®意谓他据鲁史旧文而加人己意，故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易》之德义孔子言“观”言“求”，意谓他观《易》之象探求《易》之德义而非另有所加，故司马迁说孔子“序"《易传》，司马迁用词不苟，所言“序”《易传》正合孔子本意。严格地说，《易传》不可言作，所言道理全是由《易》中“观”出“求”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