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旷世奇才，命运多舛【图文】
“赵之谦是个大才，就是活的岁数太小了。”书法家孙伯翔先生如此感叹。赵之谦终年55岁。若天假以年，让他活到80岁，他的成就将不可估量。可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已然架构起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山。
赵之谦是晚清的一位艺术天才、奇才和全才。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汉族，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ī）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
赵之谦少年时家学渊源，藏书丰厚，天资又高，悟性极强。两岁能把笔作字，六岁学汉学，九岁学诗，十岁后潜心宋学七年。十七岁起师从金石学家沈复粲十年。因此说，赵之谦从小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底子。
尚未步入社会的赵之谦开始变得命运多舛。父亲因哮喘病终年卧床。十四岁，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撒手人寰。十五岁，其兄为仇诬以讼破家。十九岁的赵之谦成家后为谋生计，开馆授徒。不出数年，妻病危，父去世，乡试甚贫不能赴。接着战事频发，举家外迁，颠沛流离。
三十四岁两女夭折，妻病殁，居室遭焚。此后，三上京城，四试不第。最后得友人资助，以捐官补缺分发江西，主修《江西通志》五年，后历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所去之地条件恶劣，苦不堪言。
在江西任上，赵之谦务实笃行，恪尽职守，能力才华尽显，却常遭人诬陷嫉妒，正直清廉的赵之谦与昏天黑地的清朝官场格格不入。加之厄运不断，病体在身，窘迫不堪的赵之谦已经精疲力竭。赴奉新未接印，家中出命案；赴南城未满一年，家中无人不病，随着继室病故，一代艺术巨匠赵之谦走完了他五十六岁的人生，病逝于南城官舍。
赵之谦的性格是倔强不羁的，年纪轻轻便展现了他卓尔不群、不合时俗的为学从艺思想。三十四岁前后成书的《章安杂说》，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他有关书法、绘画、碑碣、诗文等方面的思想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咸丰三年（1853年），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云：“弟离世俗绝人也。离世，必世离我；绝俗，必世绝我。” 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在一方白文印刻款云：“皆貌汉铸，似尚不入俗趣也。”同月，为小谷作行书五言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
可见，赵之谦对于“俗”是时刻警醒的，这为他此后书画篆刻上的特立独行和创新求变埋下了重要伏笔。不俗也成为他收弟子的标准。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致魏家孙函介绍他的弟子钱生，“渠年十八矣，书可学，颇无俗骨……”。
在书画印的学习上，赵之谦眼界颇高，临摹重意不重形，由此常感叹非世眼所合，知音难觅。咸丰八年（1858年），赵之谦题牡丹款云：“田水月后，吾谁与语。”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月坡画题款云：“非姚复庄，吾谁与语。”
同治元年（1861年），赵之谦为魏家孙作花卉图册题句：“天下奇树谁能识，尝遍酸甜体乃涩。”他在三十六岁前后致友人函云：“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 赵之谦的艺术之心是孤寂苦涩的。
赵之谦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后逐渐信佛，于道家、八股深恶痛绝。他的思想是矛盾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作《效苦瓜和尚作花卉》四屏并题诗：“富贵非吾愿，神仙吾友于。”
同治二年（1863年），三十五岁的赵之谦自题《二金蝶堂印谱》云：“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可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他曾致友人函云：“弟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34岁）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局面。……天若假我以年，笔墨以外，更要潜心著述，完我夙愿。”从中可窥见他的初心并不在官。然而，和众多封建文人一样，抱着不负国辱亲的思想，他只能去追求仕途，希冀“依日月之光，尽犬马之用”。
赵之谦一生窘迫，却知足常乐，豁达洒脱；孝敬父母，忠爱家人，对朋友弟子情深义厚，关怀备至。从一些诗作、题款和信札中，我们不难发现他还是一位性情中人，戏谑、嬉笑、怒骂皆不拘行迹，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咸丰十一年（1861年），赵之谦为平叔作《夜来香草》折扇，题句云：“殊不成画，漫缀数笔，请留以驱蚊勿取之障面也。” 同治元年（1862年），赵之谦致魏稼孙函云:
“自前月迄今，不知发过多少信，而一字不复，真乃怪事！……寄石来时恳切如此，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可杀，可杀！现在弟为无识，又将各印一一封寄。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则魏稼孙狗心鬼肺，神人共愤矣。”
同治九年（1870年），赵之谦为魏性之作行书自作诗折扇，曰：“幸我今是菠萝蜜，只是可看不可吃。若是波罗揭谛时，从前性之或相识。性之索画太急，佛生催画太恶，故深涂之”。通过这些信札诗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赵之谦与友人间关系之近，情感之真。
赵之谦才华横溢，经史子集、金石词章、诗书画印均有卓越成就，是晚清少有的一位杰出文人、一流学者和书画篆刻巨匠。赵之谦生在那个时代是不幸的；赵之谦又是有幸的。
他去世后，其书画印作品被大量出版收藏乃至流入东瀛，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他的创变思想、探索精神和独特书风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