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话】妙峰山传奇之二：启发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 | 崔学法
下邳经历建武平叛、永平亲耕后，成为东汉东部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重地。明帝以来，朝廷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起来，思想文化也活跃起来，一时形成汉室中兴的局面。社会宗教文化活动也迅速发展起来了。本来汉朝是按照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治理的，儒教先师孔子老家的曲阜离下邳又较近而。道教是张良八世孙张陵（张道陵）创造的，而张良躲在下邳十多年，最后在下邳起义、起家的。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佛教应该是张骞通西域传过来的，首先传到下邳、彭城一带。随着社会的发展，佛儒道三教在下邳都得到平和的、相互和谐的、但也互有消长的长足发展。
一、道教的挫折为佛教迅猛发展提供契机
东汉后期宦官当政，朝廷腐败，官僚地主阶级兼并厉害，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道教多是基础百姓，与封建地主阶级摩擦日趋紧张。最后酿成大规模的“黄巾起义”，遭到残酷镇压。
汉灵帝（公元168—184年）时，农民生活急剧下降，迅速陷入绝境。连年灾荒，但朝廷和地方官员却官赋税繁重，宦官阉党刑罚急暴。郎中審忠、中常侍吕强（也是宦官上书指出，农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原因近年来谷价便宜，家家户户却挨饿没有饭吃。本来，灾荒之年，粮食价格该贵，但在苛政当前，农民不得不交出最后一粒谷而为了保命，被逼上了绝路。
当时司隶校尉阳球、永乐少府陈球（前太尉、下邳人）、司徒刘郃、步兵梭尉刘纳（前尚书）几位位居“三公”大臣，向皇帝上书铲除阉党，善待农民。竟被逮捕入狱，先后致死。
道教分支太平道进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青州徐州是主要地区,迅速波及全国。东汉统治阶级的三大支柱权臣、外戚、宦官在打击下，暂时团结起来，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军。
而佛教的因果报应为来世积德、修福等理念恰好被统治阶级利用。可以逃避赋税、徭役、兵役又得到社会底层拥护。因此佛教迅猛发展起来了。佛教在官家及民间推动下取得迅猛发展。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丹阳（今安徽宣城人笮融为下邳相督管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这位来自楚王刘英“殉难”地的人，在刘英“祠佛”地做官，对刘英祠佛一定有所了解。从初平四年（193年）到兴平二年（195年），笮融利用手中掌握的粮食，聚敛的大量钱物，在下邳城南郊建“浮屠寺”，寺中有塔即“九镜楼”。这个地方官利用手中权力，用免徭役法引诱境内外百姓来寺听课讲道，前后诱得五千余家。每逢浴佛会时，在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其费用巨以亿计，百姓来观及就食者达万人之多，可想而知，铺排之奢华，场面之宏广，气势之雄伟，实属世所罕见。使下邳佛教发展到顶峰，引领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发展。
其间出来一个经书翻译家、佛教理论家严佛调。严佛调下邳（今江苏宿迁）人，下邳也叫临淮汉明帝永平年间改为下邳国。史载他：“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这是至今见于诸文献的中国本土汉族佛教徒第一人。严佛调从师安息佛教徒安世高，二人合作翻译佛经为汉文。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算是一件破天荒的创举。使汉人接触、学习佛经更方便了。
二、佛教过度发展，导致佛教徒面临一场劫难
汉末在官方的鼓励支持下，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佛教徒大量的增加， 浮屠寺院大规模的建设，佛教的活动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佛教文化孕育出一位杰出的佛学家、佛教奇才僧祐。僧祐（445—518）下邳人。南北朝南齐、南梁时代的一位律学大师，南朝僧人，佛教史学家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僧祐在弘传佛教律学而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术艺事业，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如：造立经藏、撰制经录、佛教文史著述等。他的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刘勰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曾为齐竟陵文宣王宣讲律学，辩释入微，听众常达七八百人。入梁后，更受朝廷礼遇。梁武帝萧衍还请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官受戒。搜集中国僧人所撰写的佛教经论的序文和僧人传略，保存了古代泽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佛教大发展的环境下，南北朝统治者纷纷改信佛教。前秦宣昭帝苻坚、后秦文桓帝姚兴均拜西域高僧为师。齐竟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舍身为奴。梁武帝萧衍到同泰寺、陈武帝陈霸先到大庄严寺 “舍身出家”。北魏开凿云岗石窟、龙门石窟。
佛教的超常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加上佛教寺庙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在人力资源匮乏的古代这一现象对社会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寺院经济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世俗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佛教发展最兴盛的地方无论南朝北国的统治者都招不到兵。南朝的佛教比较平稳的发展，北朝的佛教面临一次一次的磨难。每一次磨难都与下邳息息相关。
北魏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冬，征南将军东安公刁雍东进攻广陵（今扬州），顺路占领下邳。为了补充兵员募兵，但下邳多数人皈依佛教了,无兵可招。拓跋焘在司徒崔浩之怂恿下,改信道教。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七年（446年）在崔浩的进言下，发出了最严厉的灭佛诏：击破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当时笃信佛法的太子再三上表劝谏,拖延了诏书的颁布,一些僧人得以逃脱。不几日便开始砸佛塔、毁佛像（铸钱）、烧佛经、杀僧尼…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编撰，蔑视北魏皇室鲜卑胡人。连同三家姻亲被夷族处死，临行前崔浩受刑、受辱、呼号一路。当时人都说是灭佛受到报应。
北魏正光六年（525年）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社会动乱,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年）宇文邕灭掉北齐，占领邳州后，扬言不下地狱，佛、道齐灭，毁佛道经书、塑像，令和尚道士还俗。灭佛、道二教，夺寺4万所为宅第，焚毁佛迹，强迫300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法几乎灭迹。
三、下邳佛教发展启发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建立了南朝刘宋。北方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武力统一北方，形成新的南北朝对立。邳州一直处于南北朝之间，政权多次易手，是南北攻防的焦点，又是南北文化、胡汉民族融合的支点。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北魏统一北方后，涌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就是北魏第六位国君孝文帝拓跋宏即元宏。魏孝文帝的民族改革，使中国避免了像中亚、欧洲一样，众多中小国家长期存在和争分。为大中华屹立东方奠定了基础。
元宏（467——499年），原名拓跋宏，鲜卑族。北魏自拓跋焘以后，接受了灭佛的教训，统治者皈依佛教。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拓跋弘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刚刚把国都从平成（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的魏孝文帝。早已被内部争分不断、周围失败民族企图东山再起、南朝梁武帝虎视眈眈搞得晕头转向。苦于胡人很难在中原汉人中立住脚，而佛教却在中原汉族中深入人心，于是跑来汉传佛教首传之地下邳“游幸”。
魏孝文帝的下邳一行，看到高度发展的下邳佛教，原来佛教已经汉化了 。正是这种汉化佛教孕育出僧祐这样的佛学理论家。《释僧祐法集》在佛寺中广泛流传，成为指导佛教徒宗教信仰的指南。魏孝文帝拓拔宏悟出一个道理，无论宗教、民族要想在中国立住脚，必须实行汉化。以佛教治理国家，以汉化融合民族。一场史无前例决定大中华未来走向的宗教民族改革开始了。
魏孝文帝回到洛阳后，扩大对龙门石窟的开凿，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魏孝文帝批准他在少室山阴密林之中创建寺院，这就是今天的少林寺。尽管以后佛教处境出现一些反复，但是，已经汉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同时，魏孝文帝下旨：鲜卑与各少数民族实行汉化。三十岁以下、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拓拔宏也就改为元宏。
正是因为魏孝文帝的改风易俗，所以原本被严重胡化的中国北方失地，又被华夏文明不费一兵一卒收复回来。南朝曾多次北伐，意图收复北方失地，终无所成就。而魏孝文帝的主动民族改革，却能仍华夏兵不血刃，收复失地。数千年间不断地为中国开疆拓土，元宏的民族大融合政策起到关键作用，被尊之为民族英雄诚不为过。
自此以后北朝虽是鲜卑人做皇帝，但由于他们不歧视汉人，华夷各族人在朝廷仕官的机会均等，能者居上（如此开放的民族政策只有汉人朝廷才有，胡人朝廷里面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由于华夷通婚，以至于后来北朝皇帝在文化和血统上基本和汉人没什么区别了。所以后来杨坚做皇帝并没有多少鲜卑人反对，相反支持者居多。至于陈被隋灭也就谈不上异族入侵或汉人亡国了。可见如果没有魏孝文帝改制，就不可能实现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中国也很难出现像唐朝这样一个强大的朝代。民族汉化是魏孝文帝推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举措，主动融入汉族的改革，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各族人民交往频繁，使民族融合步伐加快，结束了秦汉以来民族战争开创西汉以来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先河。为中华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壮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为此后盛唐朝代的出现，开创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使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唯一民族、历史、文化不间断的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