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减负，“武汉方案”一箭双雕
在9月22日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了《关于开展社区减负增效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此方案的落地执行，必将在极大程度上切实为社区减负，让社区干部轻装前行，更好地服务于居民。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对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新需求尚未有效接轨，全国许多社区负担过重，突出表现为社区干部角色错位、社区资源匮乏、社区民众参与不足等三大难题。
社区治理角色错位，根源在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负担过重，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偏弱。
社区治理资源匮乏，根源在于社区组织工作经费未能得到充分保障，社区自治和服务设施总量不足，人力、财力、物力等配套支持与社区治理需要间存在较大缺口。
社区民众参与不足，根源在于负担过重的社区干部精力不足，居民自治活动的内容和载体相对单一，社会力量、市场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缺乏长效机制。
所以，社区治理改革创新必须推动社区治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按照优化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能的原则，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的职能边界和工作关系，积极推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如何让社区干部甩掉过重负担、轻装前行，服务于居民？这是社区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厘清权责边界，加强监督监测，推动放权赋能，这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
武汉方案明确提出，为社区减负、放权、赋能，规范精简简报和材料、设立基层减负监测点，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把社区干部从不该干的事项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常常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虽然“社区愁，干部盖章忙不停；社区怕，行政任务层层发”只是顺口溜，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了社区干部人手紧张、任务繁重的真实状况。
社区是党和国家开展治理工作的“神经末梢”，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一线“堡垒”，贯彻好执行好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与联系服务群众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社区群众有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社区，找到的第一个干部也是社区干部。
为切实解决形式主义老问题、新变种，武汉强调要以答题意识推进社区减负增效，让社区减负松绑、轻装上阵，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上，切实提升全市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夯实超大城市治理根基。要以系统观念推进社区减负增效，优化“放、管、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做到既“真减负”又“增实效”。实行销号管理，严格对照减负清单逐条销号，让社区减负落地落实；坚持源头治理，行政执法等专业性工作不得转嫁或变相转嫁给社区完成；提升服务效能，让社区有资源、有条件、有能力更好服务群众，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
武汉为社区干部减负、放权、赋能的工作方案，不乏亮点、不乏特色、追求实效，这事干得漂亮。
几乎所有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生产力要素——人，都是生活在社区的，后方生活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工作和生产效率，从某种角度讲，生活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过去相比，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过去我们各地的比拼是先招商引资，把企业吸引过来发展产业，产业发展了税收就提升了，然后就可以投资城市建设，改善生活。现在，中国从原来在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过程中，主要解决居民收入增长、就业问题，到更加重视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条件。
社区治理与服务，就是传递党和国家政策的“神经末梢”，社区服务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吸引到更多、更高端的人才，从而能够推动城市的创新创业，从而推动吸引高端产业以及各个层级的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带来公司、财政的收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对于许多新到武汉的人才，社区就像他们的娘家一样，他们从外地搬来，人生地不熟，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是找社区，社区印象往往成为外来人才对一个城市的基础印象。所以，武汉社区减负工作方案可谓一箭双雕，把社区治理好了，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武汉对外招商引资整体形象将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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