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 | 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

王阳明对佛教的批判：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

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佛教的出世主义违背了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典型的“不忠不孝”，不可以治天下。这个看法，从唐代的韩愈开始，经“宋初三先生”，到二程朱熹，至于王阳明，基本没有异议。

1、悟二教之非

王阳明在“格竹”失败后，究心辞章佛老，31岁时“悟二氏之非”，返归于“圣学”，差不多花了十年的功夫。不过，王阳明与宋明时代的其他理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直接体验”，而非“隔空喊话”。

王阳明考上进士以后，被安排“观政工部”，就是到国家工程部去实习。第二年还被提拔为刑部主事，相当于国家司法部的处级干部。但他因为身体欠佳，很快就请了病假，先到安徽的佛教圣地九华山游了一圈，然后回到到家乡，在绍兴东南会稽山的一个阳明洞里搭了一个小茅棚，在洞中修炼“导引术”，自号“阳明先生”，大约30岁。据说他练出了某些神通，可以未卜先知。但是，王阳明很快就觉察到他走错了方向：

此颠弄精神，非道也。

意思是说，不能一味地追求神通，那会误入歧途。他这个时候特别想念他的祖母和父亲，于是，王阳明中止了修道。

王阳明31岁的时候，经常去杭州的虎跑寺。有一个和尚，在庙里闭关三年，一直闭着眼睛不说话。王阳明一看就知道这个和尚禅心未定，便突然对他大喝一声：“你这个和尚，就别装了！”和尚吓了一跳，立刻睁开眼睛。王阳明问他：“你父母还在吗？”和尚回答：“我母亲还健在。”王阳明接着问：“打坐的时候还想母亲吗？”和尚承认：“这个忘不了。”王阳明提醒他：“这就对了，爱亲是人的天性啊。”和尚听他这么一说，若有所悟。第二天，王阳明又来到庙里，有人告诉他，闭关的那个和尚已经还俗回家了。

王阳明两次感悟都是在“病中”。他对佛道二教（主要是佛教）的否定，皆出于人的伦理自觉。他在阳明洞中练导引术，修成了“神通”的本领，但认为一个人远离家庭到深山学道，即使炼成超常的“特异功能”，也只是“断灭种姓”的小道；而他对南屏寺中坐关禅僧那爱管闲事的“开示”，竟然将一个出家的和尚劝说还了俗，也是基于人类正常的“爱亲”本性。可以看出，王阳明31岁时的“悟二氏之非”，即关于佛老有违于儒家纲常的伦理觉醒，是他后来扬弃佛教的一个最基本的立场。

2、出家是违背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

王阳明很少批判佛教，但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有一段关于佛教的看法，认为儒学在三教中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设“纪纲政事”、行“礼乐教化”，参赞天地之化育。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个人的内在的修为，“内圣”才能“外王”，而内圣的前提，则在于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在王阳明看来，佛教最大的缺陷，正在于忽略了人际间的伦理道德，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从而陷于“自私自利”之偏。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批判佛教“自私自利”，属“老调重弹”，因为在他以前的二程、朱熹、陆九渊早就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佛教在教义上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广度众生，这应该是“大公无私”，而非“自私自利”，但从儒家的立场看来，佛教由于没有尽到社会伦理的责任、缺乏政治的担当，所以是自私的、偏狭的。

另外，王阳明在《谏迎佛疏》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对佛教“清心绝欲”、“济度群生”的教义是非常熟悉的，但他认为，国家当下的急需，是拿出具体的对策，施行仁政，解决天灾人祸、财力不济、万民困苦的危局，这个时候光凭烧香求佛、推崇佛教那一套“去苦跻乐”之道是不明智的。

3、出家其实是“著了相”

不仅如此，王阳明对佛教“自私自利”的批判，还在于他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深刻的“著相”理论：

先生尝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金刚经》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坛经》亦云“无念、无住、无相”，其理一脉相承。这是佛教、特别是禅学非常高妙的思想境界。不过，按照王阳明的判教，禅学不管如何的高明，仍有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声称不著相，实际著了相，因为佛教的戒律决定了它不能完全尽到人世间的道德责任。冯友兰提出，禅宗说“运水砍柴，无非妙道”，为什么“忠君事父”就不是妙道？宋明理学在逻辑上就是接过禅宗而讲的。这个看法，实际上立足于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伦理本位的传统，大致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线路。王阳明对于佛教在世俗伦理“缺位”的批判，也成为他讨论儒佛两教在精神境界中“毫厘之差”的思想基础。